撰文:林珊珊 李三鸿

  一位退休副市长凭借个人良心和声望创建了中国首个文革博物馆,十多年来勉力维持,困境重重。像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政治压力、个人良心,现实利益、乡土逻辑、宗族传统、法治观念在这里较量着。

  捍卫者对“反思文革”也有不同理解。老干部反思阶级斗争,传统派痛斥造假,信奉民主自由的志愿者,则看到法治的缺失。他们相互审视:对文革的反思本身,是不是摆脱了“文革式”思维?

公祭礼进行到第6个年头时,80岁的彭启安老人表现出激愤。

“反对‘’博物馆就是反对共产党。”他站在炙热的阳光下,对着松散的人群发表演讲。每句话都像用尽全力,激动时不得不踮起脚尖,以蓄足说话的能量。头顶仅剩的一撮白发也随着情绪竖起又垂下。

祭奠计划再次被破坏,他如此愤怒以至于断定,“反对的人,必定在‘文革’中犯下不可告人的罪恶!”他说欲哭无泪,又欣慰有539人无所畏惧来到现场。他深深鞠了一躬。

晒得无精打采的人群第一次爆发出掌声。随后,他们将手中的鲜花放到刘少奇雕像前。

刘少奇像矗立在安息园,对面围栏上刻着“文革”百种酷刑,读来让人不寒而栗。它们背后,是石壁上近万名“文革”死难者的名字。

2006年,安息园建成后,彭启安选定每年8月8日祭奠“文革”死难者。这一切进行得并不顺利,要克服的除了人为阻挠,还有恶劣的天气。这些年,参加祭奠的老人日渐衰弱,那位101岁的老干部已被送到医院。他们想改期,说受不了气候折磨。彭启安摇摇头,“这是我和全国两千万冤魂的约定,一诺千金。”

副市长的追求

当我通过微博知道彭启安这个名字时,我有些惊讶。作为汕头市曾经的副市长,他创建了中国首个“文革”博物馆。博物馆坐落于汕头市澄海区涂城村,就在我家乡附近。从他立下第一块“文革”纪念碑起,至今已有17年,对此我竟一无所知。我在家乡接受了中小学教育,那时对“文革”的全部理解是:“四人帮”造成了“十年浩劫”,如今坏人已经被消灭了。从写第一篇作文开始,我就参与了对新时代的歌颂。我四处寻找辉煌时代的证据,参观村公所,游览汕头著名的海湾大桥。在我的小学作文本里,它成了“腾起的钢铁巨龙”。

现在我得知,海湾大桥工程的领导者也是彭启安。从海湾大桥到“文革”博物馆,两座建筑的跨度间有太多隐喻,它们就像我们时代被彰显和被遮蔽的两副面孔。我忍不住想,从建造雄伟大桥到重现伤痛记忆,彭启安经历了什么?

在4月一个阴沉的下午,我见到了彭启安,他正快步走向屋后的菜园,松垮的衬衫随意塞在松垮的西裤里,手里抓着一把耙子,像个老农民。一天中,他有4个小时在菜地里度过,让人以为他过着田园生活。手挥农具,心里惦念的却是“文革”博物馆。他先是简洁扼要说明目前要完成的6件事情,最终忍不住畅想起未来:用声控塑像展示批斗现场、建立雕塑广场还原10年历史、修好道路配宣讲员……越说越快越兴奋,突然间神情黯淡下来。

“没有办法。”他说。

“文革”博物馆的故事说来不可思议,1996年当他决心留下点什么,也许并未想到后来的规模和危机。

那年的某一天,他去位于涂城村的塔山风景区参加揭幕仪式,看到了山坡上一片乱坟。他才得知,这里埋着71位“文革”遇难者。在汕头工作多年,他并不知道这一段历史,至于自己30年前在揭阳被批斗三百多场的经历,也已尘封在记忆里,多年来忙碌操劳,淡忘了。

他还看到五哥林华的坟墓。当年国民党征兵抓走彭家二儿子,父母为筹钱赎回他,将五儿子卖掉。后来五儿子上凤凰山打游击,带彭启安走革命道路。没想遭遇“文革”,那时澄海斗争惨烈,死难四百多人,伤残者达四千多人。林华是澄海一名中学校长,也被活活打死了。涂城村和南徽村这两座相邻的村庄不可避免卷入革命,它们分属两派组织,后者得到军队支持,一次武斗中开枪射击,涂城方面死伤众多。

彭启安突发奇想:能不能建一个纪念性的东西?他是实干的人,立即得到十多名“厅级”老干部和当地老人支持,成立“长老院”。涂城村委大多经过“文革”迫害,也很快划出塔山上的土地,让彭启安建设。

建筑物不敢冠以“文革”之名,而命名为“塔园”。第一块纪念碑文老人们修改了十多遍,隐去施害者,以模糊的“遇难”代替具体的“打死”,生怕再次挑起矛盾。不过,“施害者”并没有跳出来反对,反对的倒是没有深刻经历的人或是“受害者”。

1998年,澄海县委书记叫停工程,说这是“揭伤疤”。老干部们阵容强大,能量充沛,县委书记只得向汕头市委打报告。市委对此保持沉默。彭启安态度强硬:如今你们反对,你们就是罪人。

起初是顺利的。彭启安主管交通电信等事项,他说“磨厚脸皮”,向曾经合作的企业募捐,也得到了市长基金,几年内获得了2000万元捐赠,塔园快速扩张,到2002年底,12个景点工程告竣。

次年,汕头市长调任省里前夕送来两本书——《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上下册。彭启安决心将这本书变成一座建筑。5年前读到巴金对“文革”博物馆的呼吁时,他就这么想了。有人反对:“文革”二字太刺激了。彭坚持迈出这一步。2005年,“文革”博物馆落成。

如今,他只剩下一个心愿——为塔园正名。他说塔园是为了反思“文革”,以防止阶级斗争重演;说和党的思路和利益是一致的,还和爱国主义教育挂上了钩。这一套说辞并不奏效。但这年3月,汕头市委书记的到访带来了希望。

参观那天,书记表达了赞赏和支持,彭启安边听边记。3天后,老干部们就收到了他的文章《终于盼到这一天》:“塔园上空的乌云消失了,放下了沉重的塔园包袱……10年的艰辛终于得到好报。”

老干部的抗争

“老彭失踪了一个月” 。

2005年春天一波三折,希望只维持了一小段时间。长老院的陈德鸿联系不上彭启安,他得知“上面来调查了”,对博物馆的命运忧心忡忡。老干部商量着和对方来一场大辩论。

陈德鸿85岁,曾是汕头政协副主席,回忆四十多年前的细节像是诉说昨天。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候,随时都有人闯进家门将他揪斗一番。他想与其在家里担惊受怕,不如去涂城村参加保护他们的群众会议。结果却被打为“反革命集体”押进大牢。被审讯时,他眼睁睁看着隔壁那位被审讯的人死了。另一次在羁押地的食堂排队吃饭,一群人看其中一个不顺眼,就随手打死了他。当他描述这一切时,老伴尖叫着从屋里走出来,“过去的事情还提干嘛!”

陈德鸿轻声安慰:你不要怕。

牢狱之灾并没有发生。彭启安在家等待一个多月,得到了结论:让博物馆不了了之。他觉得像“文革”批斗时那样,“结论”就是给他划定的圈,不得越出半步,遑论求得正名了。

那段时间前后,长老院给彭启安建议:结束硬件建设,转入维护和保养。他并未采纳建议,转而修建安息园、立刘少奇像、刻死难者名单、举行公祭礼……更多外来者进入塔园。

陈德鸿说,2005年后,彭启安就很少召集老人们参加决议,老干部也相继生病、去世。

彭启安固执地保持一种战斗的状态。他将愤怒留在了文革博物馆,这意外地让它不仅收藏历史,也记录了当下。当我致电提出采访时,他用一种年轻利落、充满力量的声音说“去塔园看看吧,看过了你才能理解我们。”

塔园建筑显得凌乱。是的,没有规划,钱一筹到就着手建景点。思安塔高耸,博物馆建成天坛的形状,有种古老的味道。广场的石壁上刻着任仲夷的题词:“要以史为鉴,千万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石壁下摆着黑白两猫,大概在宣扬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理论。而在另一处,你还能看到孔子像,按照彭启安的说法,孔子也是“文革”受害者。随处都能看到警言,比如:“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

也许是下雨的缘故,“文革”博物馆没有开门,边上的石壁倒是刻着一封来信,谴责2009年塔园“关三门”事件。那时博物馆被关闭十多天,一条道路也被沙石截断。那时博物馆被关闭十多天,一条道路也被沙石截断了。彭启安去询问塔山管委会,得到的答案是:为了不影响北京的两会。

在没关门的资料馆里,村民们干脆打起牌来,打发湿漉漉的下午。村民来这里最关心的也许还是挣钱。据说塔园的不被承认和宣传,导致了门庭冷落收入不高。但当我走进涂城村,问起“文革”及塔园,村民们告诉我,村干部打过招呼了,这是敏感话题。

从1996年起,彭启安和村干部保持着同舟共济的关系。到了最新两届村委手里,维护塔园的传统遭到了破坏。彭启安申请的所有项目,村委几乎一律否定;其中一两个景点的建设,是他几番上门请求无果后,找中间人帮助谈成的。这也许和控制用地有关,但彭启安认为,决裂是从他怒斥村干部开始的。

发现塔园的捐款遭到村委挪用,他怒骂并且索回。后来,一笔划拨给塔园的市长基金挂在镇上,村上就不愿去领取了。再后来,博物馆展出物失窃,挂靠在古寺的捐款账户也被注销了。

除了愤怒,彭启安别无他法。毕竟塔园从未经过旅游局批准,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也都归属涂城村。在塔园,他从未有过身份,只能算是“热心人士”。多次哀求、怒吼、冷战之后,他成了尴尬的存在,多余的人。

听起来一地鸡毛,他还是被创园元老陈昭民指责为——晚年毛泽东。

宗祠的影子

陈昭民端坐在祠堂里,严厉,语速飞快。老人围着他。这是一个金光闪闪的豪华祠堂,坐落在离涂城村不远的陈厝洲。“文革”时,两村同属一个叫“红农总”的群众组织。大队长陈昭民当起了“副司令”。围着他的老人向我展示被子弹击中的伤痕。我问老人为什么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说就是跟着头儿走。后来“红农总”被打为“反革命”,死伤数百。但1996年,彭找到陈昭民共建纪念碑时,陈坚持把两派的死伤人员都算进去。“都是受害者。”他说。从历史中解脱出来后,他开始怒斥“文革”博物馆的种种“堕落”。

“堕落”是指什么呢?吃饭多开发票、为塔著书领取稿费,凡此种种,让他觉得队伍里混进了趋名逐利之辈。最愤怒的还是,一套记录“文革”博物馆书籍的出版没有征求元老同意,“擅自去掉总结塔园建设的碑记”。

“这是否定创建塔园的15位决策者!”他正色厉声,“‘塔园千秋永碑志’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塔园无论出什么书都要把这块碑记放在前面!”

“‘文革’要反思的是造假。陈昭民不是反革命,被造假说是反革命。涂城的房屋被破坏了,反而被南徽污蔑是他们破坏了南徽的房屋,”他愤怒地说,“塔园出书也有造假!”

他指责“文革”博物馆时,也带着“文革”的烙印:将之归咎为彭“晚年糊涂、享受崇拜、听信谗言”。有一段时间,他将控诉印成传单,分发给塔园热心者,试图遏止这一切。

传单到了彭启安的手里,他当即写了“评青夜的骂人小字报”(青夜是陈昭民的化名)。在他看来,那是上纲上线的“文革”逻辑。彭启安多少有些委屈:碑记并没有去掉,只是没放到最前面;塔园从一开始就没有正式机构,而困境重重众口不一,如若凡事商量可能一件事都做不成;至于写书立传,作者付出心血,获得酬劳也是应该的。

志愿者间一度流传着“塔园出现了倒彭势力”,陈昭民则说,自己地位卑微,但敢于直言,是逆耳的忠臣。

陈昭民是宗族文化的捍卫者,凡事必提祖宗后代,著书则想功罪千秋。过去10年里,修建了10个宗祠,试图维系宗族的传统秩序。在当地老人的理解中,“文革”博物馆似乎附着宗祠的影子,须讲究尊卑有序、内外有别。

在这样的秩序中,他和涂城村的老人组感到被边缘化了。矛盾起初源自几年前的一张饭桌。当时塔园立下了“文革”受害者王佩英的塑像,她是富商张大中的母亲,家属前来参加落成仪式时,涂城村的老人们发现自己并没有被安排在主桌上。慢慢地他们发现地盘被外来人挤占,自己倒成了“小媳妇”。

对公祭礼,老人们也颇有微词。“把全国两千万冤魂都招来了,涂城村受不起。”陈昭民诉说着老人的怨气与担忧,也为博物馆的困境而伤感,反复念叨着正本清源,“涂城人涂城地,澄海人澄海事。”他表达着挽救的焦急:清除外来“坏人”,尊重本地老人权威。“村里最有势力的就是老人,团结老人就能对抗一切!”

可彭启安想起去年公祭礼时,原本安排献花圈的老人并没有出现。“他们不敢违背领导的禁令。”彭启安觉得,老人传统已被政治瓦解了。

陈昭民当然不愿意相信。他试图沟通、调和、挽救局面,但涂城村年轻的书记并不理会。这让他很生气,音调一下升了好几度:以前认人不认钱,现在认钱不认人!

“民主”的渗透

“我是冲进塔园的。”曾庆彬停顿了一下,“没错,冲。”

曾庆彬是塔园志愿者,45岁,算是塔园的年轻人了。他递给我的名片印着3个网址,彩塘民生网、塔园“文革”博物馆及潮安县基督教会。与我认识的大部分潮汕男人不同,他全然不谈挣钱的事。从塔园驱车出来,一路上蹦出来的民主、自由、哈耶克,让我感到些许分裂。

车子从潮汕公路拐进乡镇小路,越过几个村落,在田野边停了下来。他家像是简易工棚,摆着机车零件,墙上挂着字画。当他在薄木板隔出的小间里启动电脑时,自己的天地就展开了。

曾庆彬的前传是典型的潮汕故事。13岁的少年辍学闯天下,白手起家开了小工厂。后来工厂倒闭,卖起电动车。辛苦忙碌却找不到尊严感,萌生了从政当官谋权力的想法。转折从这儿发生了,2006年他自荐为人大代表候选人,这在当地是打破常规的怪异之举,自然以失败告终。此后他愤愤不平,全心投入互联网。2009年,在自己的村庄,他开始帮人维权。

曾庆彬精力充沛,被某种强大的目标占据,视反对者无益者为垃圾,透出摧枯拉朽的气息。

“博物馆是我表达政治的场所。”曾庆彬试图将学到的民主理念带进塔园。2009年去参加公祭礼时,听到彭启安诉说后继无人的苦恼,他给彭启安写信自我推荐,一开始并未被其他志愿者接纳。后来,经过老同志的推荐,他才得以和彭启安见面。他建议用法律手段保护塔园,说只有民主法治才能防止“文革”重演,而博物馆却依然靠着个人崇拜和魅力在支撑,正是“文革”的思维。当时,彭启安只是微笑着说,谢谢曾先生,言语之间保持着礼貌的距离。

那些年里,彭启安都在思索塔园的发展之路。他去寻找接班人,找过汕头市政协副主席方展伟、市人大副主任余建明,他们很热心,却都婉拒了他。有志愿者私下嘀咕:“所谓接班人也是‘文革’概念。”

去彭化与制度化的道路也探索过,他尝试建立塔园委员会和基金会,都遭到村委会否决。在这些探索中,彭启安悄然发生着改变。

2010年,公祭礼遭阻拦。这回,他动员更多的热心者,曾庆彬也收到求助电话。那天,他发动了几百人前往塔园祭奠献花,这让他得到彭启安的认可,从此成了塔园活跃分子。

更多年轻的志愿者加入进来。在潮州彩塘镇,我在一家影印店见到85后曾祥游。他曾为曾庆彬修电脑,后来加入纪念林昭QQ群。起初只是好奇,并不知道林昭是谁。但他遭到传唤,被严厉审问。回来后愤愤不平, 打印出宪法天天盯着看,渐渐也成了镇上公共事务的热心者。当他去了塔园,他才知道,原来存在这么一段历史。他成了志愿者,为文革博物馆建设网站、传播信息。

老人们大多并不知道这些,正如我原先并不知道,在田野边的工棚里、公路边的小店里、日常而麻木的小镇里、冷清的“文革”博物馆里,更为现代的观念正蔓延开来。

保卫者的游击战

塔园未来如何?彭启安把16字方针抛出来:不求正名,难求发展,只求存在,终求完美。

这问题想了无数遍。无路可走又放心不下,只能在塔园终老了。“老汉今年82,”他反复说这句话,大概是表达焦灼的方式。这一句式重复好些年了,危机如常,年纪渐长。女儿说起父亲,眼角泛起泪花,说谁也劝不动他。忧心忡忡的志愿者希望他长命百岁。“他不在了,塔园也就结束了。”见过的许多人都这么说。塔园骨干王平是少数乐观者之一,她四处奔走,想为塔园挂牌,无论是爱国主义基地或是养生基地,她觉得挂上就行。

眼前要解决的难题是:把彭德怀像安上塔园。村委会一如既往地反对,沟通无效后,他决定绕过村委会,强行安装。

在村里,他得到村民杜老二的支持。杜老二拥有保卫队,他向彭启安承诺:有人暴力阻挠,他们就出来保卫。

“必须旗帜鲜明支持彭市长。”杜老二圆头虎脸,叼着中华烟,说话时嘴角轻轻向下撇。父亲杜柄合曾是村里的老书记,正是在他任上,彭启安创建塔园。别人以为子承父业,他并不承认。他生于1970年代初期,对“文革”没有特殊的记忆,后来才偶然听到历史碎片,也知道了彭启安的坚持,由是产生了崇敬。他说村里级别最高的退休官员反对塔园,这影响着村干部的态度。但杜老二也是有分量的角色,在选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决定站到彭启安一边,协助和村里沟通谈判。

在博物馆,杜老二在我面前走来走去,试图为每个人安上角色。“如果我是‘文革’博物馆的捍卫者,那么你是什么?”他问管理员杜乔生。但杜乔生对“文革”全然不感兴趣。他想唱8月8日的祭文给杜老二听,杜老二转身走开了。

我想起那天,杜乔生带着我拜访陈昭民。听到陈昭民说自己地位卑微,他凑过来说,“那我就更卑微了。”他多想成为那个在公祭日唱祭文的人,不过他知道,这角色讲究社会地位。他悄悄背诵了几个版本,当他一一唱给我听时,简直陶醉得快流泪了。他说他是带感情的。“是对祭文的内容有感情吗?”他立刻兴味索然。“不是!是形式美文学美!”

杜乔生唱得很动听,但我很快从形式美感中走了出来。我有些许怀疑,过去三十多年,那些反反复复的“反思”口号,是不是许多时候也只是杜乔生口中的祭文呢?

阳光灿烂的下午,彭启安和杜老二站在山头讨论彭德怀像的安装方案。路线要怎么安排,突发状况怎么应对。走到一半,发现台阶被一条新修的道路截断了。彭启安不愿走回来路,不顾我劝说,一手抓住了一边的水管,爬了下去。

这一天,他为我讲解了每一处景点的故事。他把总结出来的“文革”罪名、历次斗争名称,读过打动人心的文章片段,都刻在了塔园里。临走前,还带我参观“文革”死难者的墓地。这是他建造塔园的起点。如今17年过去了,看着他介绍每一座坟墓,就像介绍自己某位老朋友。那个疑惑又浮上来,从海湾大桥到“文革”博物馆,彭启安经历了什么?

在回城的汽车上,彭启安有些怅然。他说17岁因为贫穷参加革命,一心想翻身。后来成了党的忠诚干部,大跃进时夜以继日带头抓劳动,人饿得水肿却毫无成效,以为是自己把“好政策执行坏了”。说四清时,自己是揭阳市榕城镇副团长,生划出许多敌人,是忠诚的参与者。说后来提出“地富反”“社会闲散人员” 也要给出路,到了文革时却成了罪状,关牢狱,被揪斗。终于痛彻心扉“承认了罪行”。

悔罪是真心的吗?他只反复说着当年的恐惧。1976年,他恢复了职务。他并不回望,而是投入到沉甸甸的新时代使命中。那时百废俱兴,改革潮流裹挟一切。他听从号召“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头扎到建设中,勤恳清廉,是“青天”式的官员。1983年,他获任汕头市常务副市长,几度上京求发改委批项目、堵截副总理以报告汕头状况,终于建成了华能电厂、汕头深水港、海湾大桥和四通八达的公路。一个个工程自豪地证明了经济高速腾飞、日新月异的中国现代化。被创富梦拉着快进的时代掩盖着创伤和断裂。但时代不一样了,有人说经历了物质消费,如今呼唤政治消费和精神消费。也有人说经济改革遭遇政治的瓶颈,它不再是能蛊惑一切的说辞。

1996年的乱坟像是启动心灵的神秘按钮。它曾深藏于恐惧,深藏于国家召唤,深藏于作为“现代化”的经济神话。地摊上的书籍成了他的启蒙地,“文革”博物馆赠书一千余本,他看了七八百本。当他重新打量埋头苦干的岁月,就像从自己打造的繁荣地表,潜入地下的断裂带。

破旧的出租车快速驶出塔园,驶出乱哄哄的市场。天气很好,老人都出来锻炼身体了。他一路逆流穿过自己的人生。彭启安笑着说,现在我是不听话的人了。

(本文原载《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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