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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改变年轻人

“为人民服务”的资格,成为最火爆的职业选择。考取公务员的年轻人,是否如愿以偿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沉重的铁饭碗

徐一龙

今年的公务员国考参考人数又破了个纪录,111.7万人。这纪录就是个受虐狂,被破不稀罕,不被破才诡异—从1994年公务员开始招考以来,每年,都有更多人争取“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而111.7万,不过是国考参考人数,现代公务员考试分为两级,除国考,还有地方公务员考试。按照新闻报道,我们手动统计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的公务员招考,2013年有464万人报名参考。虽然参加国考和地方公务员考试的人数有交叉,但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可以参照的一个数字,是2013年大学毕业生数量:699万。

不过,在冷冰冰的逐年上扬的统计数字之外,还有人们鲜活的记忆,与之佐证,甚至与之相反。

2000年我大学毕业时,全班几乎没有一个人去考公务员。道理倒是很简单,自打1990年代中期都市报兴起后,中国的新闻业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我们毕业那会儿,赶上了这黄金时代的尾巴。我们学的是新闻,新闻业正火爆,不好好地做记者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考什么公务员啊。

而且,在我们少年时代,正值国退民进,当时没有“”的概念,统称为国家工作人员。那时候,羸弱的国有企业被甩了出去,企业里的国家干部也难以自保,甚至连政府工作人员,也成批次地跟着下海潮,冲出体制外。

往日的印象太过鲜明,当公务员,对于1970年代甚至1980年代初出生的很多人而言,是一个可笑的选择。人们不再相信“铁饭碗”,这碗饭缺油少盐,而且容易被赐饭者一脚踢翻。

那时候,最好的工作是外企,是正蓬勃而起的民营企业,是新闻业,这种虽不出体制,但运行规则、薪酬待遇完全市场化的机构。

所谓“民进”,不只是民营经济的兴起,更是民心的兴起,权利意识的觉醒,是人们能够用自己的能力,扼住命运咽喉的进步。人们不相信饭碗,也不相信饭票,相信用市场的力量、自己的能力,来大快朵颐。

那个时代,没有人谈“中国梦”,但对一个个个人而言,无疑是梦想最灿烂的开始。

不知不觉中,历史的车轮在拐角处拐了个弯,国进民退带来的,不只是经济界的动荡,更是人心的动荡。上升机会的狭窄、社会带给人们的不安感,让年轻人在职业选择上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随着公务员待遇的稳定提高,“铁饭碗”开始闪耀动人的土豪金光芒。

逢进必考的公务员改革,确实打破了用人唯亲的怪圈,但却圈走了更多人才和创造力。公务员考试,已经取代了高考,成为年轻人改变命运的最佳路径,并越发接近古代社会的科举,“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心态变形萌发。

对于那些真正希望服务公众、改变社会而参考公务员的的年轻人而言,更多追求稳定的同行者,也扰乱了他们步点,增加了他们实现理想的难度。

可能不会有一个科学的考量,来清晰地核算,希望成为公务员的年轻人比例是多少才合理。但如果人人都想当公务员,谁来直接创造社会价值呢?

20多年前,打破“铁饭碗”也打破了让社会进步停滞的枷锁;现在,在凝滞的社会彻底成型前,或需要释放更多的空间,在“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和直接创造社会价值者之间,找到一个最佳比例。

为什么人人都爱公务员

文/朱学东

11月24日,2014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笔试开考。据官方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中国共有152万人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资格审查,最热岗位报录比达7192:1!

当1994年我报名参加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公开招考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后来的公务员考试竞争会变得如此激烈;2000年,当我从中央国家机关一个位不高、权不重却令人羡慕的岗位上辞职出门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公务员的位置会变得如今天般炙手可热。

我从公务员岗位离开的时候,固执地认为,中国社会的开放已经提供了许多新的可能,而且,会继续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当时的社会,也向我呈现了这种可能性。

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在中国社会走向更加多元开放的路上,公务员热却逆势而来。

作为一名前公务员,现在的社会观察者记录者,我还是清楚地看到了我那诸般想不到背后的逻辑。

公务员岗位的火爆吸引人,在于这岗位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独特地位。这种独特地位,源于社会国家治理的理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制度设计。

与西方法治国家代议制下公务员角色定位不同,中国社会传统的官吏政治特征和牧民心态并没有随着进入现代社会而消失。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设置,更是继续强化了这种行为和心态——权力和资源的高度集中,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垂直管理体系,使依附于其上的从上到下拥有不同层级权力和资源的岗位成为炙手可热,这些岗位掌握着上至国家下至地方不同程度的资源规划、项目审批、资金调拨等权力。他们的位置,让他们有了高瞻远瞩的气势和勇气,哪怕他们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但他们却掌握着与此关联的地区和项目的人们的命运与财富。

这一过程中,是权力,而不是市场,在过去的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毫无疑问,计划经济的思维与代天牧民的幻觉并未远去。

与王朝时代传统社会的官吏一样,他们令人敬畏。

同样,与王朝时代一样,纵使有严刑苛法在侧,但权力当道早已蛀空了法律的威仪,监管的制度最终成了空架子。

这一过程中,没有人没有哪个岗位会逃脱人性的恶的一面。于是,寻租自肥变成了公开的秘密,既有组织行为,也有个体贪欲。虽然法律和监管体系会抓住一些进行惩罚,但却因制度性缺陷,而无济于事。

至于公务员岗位在社会结构中福利的超级稳定性,岗位动荡的低风险性,也就是自肥的顺水推舟而已。

天下熙熙,利来利去。公务员岗位越来越庞杂强大,也挤压了其他社会空间的健康成长。于是,利益驱动成了那只看不见的手,推动年轻人如过江之鲫般蜂拥至公务员考场。

毫无疑问,中国的公务员体系需要年轻有为的知识精英加入,许多年轻人也是怀抱改造国家的鸿鹄之志投考公务员的。但是,公务员岗位在中国的独大,本身就是陈腐理念的畸形儿计划经济的变种,是制度设计的不当的产物,也是法律监管缺位的后果。

本质上,公务员岗位是社会利益的协调服务机构,在明确的社会分工和规则下,应是保守而非突破性力量。这也是社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

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年轻人,把进入非创造性行业的公务员体系当作首选,社会损失的,将是创新和活力,这个社会也会变得越来越保守。

于个人而言,进入公务员体系并不意味一切。扼杀个体生命力的不仅有动荡不安的生活,官僚机构内的察言观色、委曲求全,以及对自己被迫从事工作的妥协,也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虚耗。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许多年轻的公务员,过早地失去了青春的活力,开始有了与其年龄不相符的脸色眼光,甚至身体。

当我离开公务员多年之后,面对公务员的火爆,许多朋友曾经问过我是否后悔。

不,一点也不后悔。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而多元,个体自我选择的机会迥异于从前,只要你有勇气,你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一点也是中国社会的进步。

离开公务员岗位后,我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写那些言不由衷的公文总结,我重新拿起了自己的笔,学会了用自己的文字表达自己的立场,赢得了更多发自内心的尊敬。

这感觉,就像鱼儿归了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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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然在空荡荡的自习室复习,距离国考仅有几天了,他抓紧一切时间最后一搏。

为“碗”消得人憔悴

文/刘畅

研究生一年级的王然决定:一旦今年考上公务员,就马上退学,毫不犹豫。

对王然来说,来这所研究生院最大的价值,就是为自己“考碗”找了个自习室。

“考碗族”是指到处参加公务员考试,不考到一个“饭碗”不罢休的人。

还没到考试周,图书馆里已经人满为患。书海里占大头的,是公务员行测和申论考试资料。11月24日的国考将至,大家都在做最后的冲刺。

研一刚开学两个多月,他也逃课了两个多月,成天泡在这儿复习国考。班上的同学,几乎都不知道还有他这么一个人。

花高昂的学费却不来上课,多少有点资源浪费。但他不这样认为,—等到研究生毕业,自己一样还得考公务员,多耗三年时间金钱,才是真正的烧包。

他已经考过五次,如果这次成功了,王然决定立马退学。

“也算小资生活”

一副薄边眼镜配上眉清目秀的模样,王然文质彬彬的。

采访当天,他早早迎在校门前。进教学楼的时候,他放缓脚步站下,微微欠身,伸出左手做了个“请”的动作,让记者先进门。到了休息室的桌子前,他快步拉出椅子,以同样的姿势招呼:“您先坐。”

选择走公务员这条路,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本科期间,他一直担任班上的团支书。大三大四两年,因为党支书忙着外出实习,班里的党支部活动、思想汇报,都由他来牵头组织。

大家都在找工作,参与热情不高。他得费劲巴拉挨个电话通知。日子久了,一有啥党务工作,辅导员索性直接找他干。

他摊了摊手:“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活儿,我不干谁来干?”不过,从语气和表情透露,他挺怀念那段日子。

“脑袋不小,你小子以后是块当官的材料。”小时候,家里人经常摸着他的头这么说。因为是长男,长辈们很重视王然的家教。

王然的老家是一个距离成都市几十里外的偏僻县城。10岁时,王然的父母就去了浙江做小生意,只有过年才回来。老家的墙上,贴满了他从小到大拿过的奖状。每次有客人拜访,参观这面奖状墙时都会赞不绝口:“以后肯定有出息!”

懵懂时期,他觉得家里“最有出息”的是他二大爷。

那时候,二大爷从当地教育系统调入镇政府,几年后成了镇长,后来又升入市里任职。他记得,这位胖胖的长辈有点谢顶,头发抹得油光锃亮,整天一身西服皮鞋,说话口气和蔼,慢条斯理。他平日里很忙,经常有陪酒应酬,一见王然,就50块、100块地递零花钱给他。而带他下馆子,吃完饭结账,向来都要开发票。这时候,老板会推脱递过来的饭钱:“不用不用,先记账本上吧。”

“给人感觉很儒雅,活得很潇洒。”王然评价道。他对公务员最初的理解,就是“当官的”。

从初中到高中,王然的成绩一直排名年级前列,大学本科读的是新闻系,主要理由是因为填报志愿时,发现这是学校里分数很高的几个专业之一。

虽然学的是新闻,但他认为自己性格和条件,挺适合做公务员:“工作稳定,可以回家离父母近一些,而且老家还有点关系。

此外,如果想往上走,努力干出点成绩结识些人脉,还是有机会的;如果不习惯官场的争斗,到时候可以选择独善其身,一辈子做个小公务员,在我们那儿也算是小资生活。”

“典型的万人坑”

其实,考公务员是也被现实逼出来的。

此前只知道刻苦学习的王然,在大学宽松的环境里,渐渐“迷失堕落”了。“四年的时间,大部分花在了电脑游戏上。”

大二那年暑假,他有过唯一一次正经八百的实习经历,去电视台帮忙做节目策划。几个月下来,自觉没啥收获,就主动离开了。渐渐地,他发现自己对新闻这行当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没有追问精神”,“不太适合干新闻这行”。

大四那年,因为经济形势不景气,就业形势严峻。和很多为找工作发愁的同学一样,他也做了两手准备,一边考研,一边复习公务员资料。

精力不够用,这是他第一次国考失败的主要教训。

2012年11月份,他第一次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单位是成都市金牛区税务局。他并没有选择老家县城里的岗位。“当时心气儿很高,要么留北京,要么去成都市里当公务员。”他解释,“唉,太理想主义了。”

这个岗位录取率是300:1,全国各地都有分考点。去中国政法大学考试那天,他带着高考时候的手表,现场也跟高考似曾相识,人挤人,入考场前都还一个个抱着资料看。

成绩出来,惨不忍睹,他已经预料到了:“就当练手长经验吧。”

2013初,他结束了研究生考试,自我感觉不错。成绩还没出来,王然打算再去试试北京市公务员考试。他报考的目标是海淀区地税局。录取率是120:1,理论上比成都金牛区税务局算是容易些,可竞争仍然残酷。

“海关、地税和国税,这些单位是典型的万人坑,因为报考的人太多了。”他说。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跳进了坑里”。那个“税”字,给他第一印象就是“很有钱”,万一运气好呢?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他这次花了不少时间,复习得很细致。

他个人感觉,北京的试卷内容比国考相对简单些,但题量非常大。拿到卷子他便飞快地写,遇到不会的就跳过去,就这样还险些没做完。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考场里一个女孩还在玩命地涂答题卡。考试期间,王然扫过她一眼,当时女孩可能被某道题难住了,迟迟没往下写。

收卷子的时候,监考老师跳了过去,去收她后面的。十几秒后再回来,就开始强行收答题卡了。“老师,让我再涂一会儿吧!”她拽着没松手,眼泪一下流出来,但有大半没涂完的答题卡还是被夺走了。女孩只能呆呆地坐着抽泣。

也许她准备了很长时间,也许这次机会对她非常重要,王然心里也替她叹了口气。

“被一两道题拖延住犯了大忌。首先要保证把能拿到的分都拿到,拉分的题,你不会,大家可能都不会。”按照他的理解,这份试卷实际也在考察全局观和应变速度。没有这两种能力,就很难应对公务员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第一场教室里还坐满了考生。到了下午申论考试的时候,就出现了三分之一的空座。他分析,很多人因为上午没考好,就主动放弃了。

他自己也没那么幸运。最后王然拿了138分,而地税局的入围成绩线是150多分。

不久,他的考研成绩也出来了,距目标人民大学法学院差了2分。

十分钟后,他便从悲伤中缓过劲儿来。虽然没进海淀地税局的面试,但他可以选择调剂面试其他几个岗位:西城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西城城管),昌平区工商管理局,以及几个街道办事处。

这是毕业前,能抓住的最后机会了。

有劲儿没处使

王然现在还悔恨不已,自己竟然早上睡过头,错过了工商局的面试。

剩下的机会,就是当城管或去街道办事处。最初,他没有考虑过这些岗位。母亲做过小贩,多次被城管态度恶劣地抄过摊儿,他一直对这个职业很抵触。他的一位学长就在某街道办事处工作,虽然各种福利挺好,但每月2000多元的收入,在北京仅能够糊口。

后来,另一位在北京某区当城管的师兄告诉他,北京的城管和外省市不同,是公务员待遇,月薪近5000元。“一个iPhone5啊!”听罢,王然心动了。

面试那天,一共有40多个人,录取名额是20个。他穿着西服,心情忐忑,一看见里面坐着的7个考官,更没底儿了。“别紧张,放松。”一个中年大姐笑容和蔼,显然是唱红脸的。他没法不紧张,边上一个皮肤黝黑,身材魁梧的大哥,一言不发,从始至终目光凶狠地盯着自己。王然特别重视这次机会,本来就紧张。一看这阵势,吓得说话都结巴了。

因发挥失常,他没能当上这个城管。后来他琢磨,可能是因为这一行太特殊了,需要极强的心理素质,所以才会安排一个凶神恶煞的人唱黑脸,以测试高压下的反应能力。

面试经验不足,这是个惨痛的教训。后来,他从各大公务员网站论坛上,学习了一套一套的面试技巧,还特地买了书恶补。

“实际上,面试问题都是有规律的。”他拉开了话匣子,“回答也是有模板的。”

比如,有个面试的问题是:一向口无遮拦的同事小张,向领导举报你在办公时间打手机,而你实际上是在接一个紧急公事的电话。向领导解释了真实情况后,你将如何对待这位说你坏话的小张?

“回答前,一定不能忘了礼仪,得一本正经地先说‘各位领导、老师大家好’,做自我介绍。”他清了清嗓子,像模像样地模仿起来,“还得装出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然后抬起头—首先,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一定要以大局为重,我会私下里和小张聊一聊,说明情况……最后,我会坦诚地告诉他,这不会影响我们今后的关系,希望能互相帮助,把工作做好。”

与媒体打交道也是个重要类型。发生重大事故,面对前来的记者你该怎么做?

“发生这类事件,首先绝不能隐瞒信息,我会主动提供一些了解到的情况,并希望记者朋友将政府部门的处理进展如实地传达给公众……”

他张嘴就来,语调不快不慢,没有一个地方出现磕巴。

可当大家都按这个模板回答问题,怎么分出个高下?

他微微一笑,“拿分的诀窍,是套话后面的具体处理措施。你说得细节越清晰、可行性越强,得分就越高。”

遗憾的是,那次是王然唯一一次进面试环节。之后的几次他都没通过笔试,有劲儿也没处使。

奔波在火车上

他四处寻找公务员招录机会,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往返的火车上。

今年4月份,他参加了天津市公务员考试,报考某税务部门。他多次报考税务局的公务员,除了觉得待遇福利较高外,还因为这个岗位对新闻专业本科生不设限制,其他合适的对口岗位太少了。

路途不算辛苦,坐58块钱的动车到了天津,却发现考点没地方住。一共有200多人报考,附近的酒店、小旅馆早就预订满了。“没报好,又一个热门岗位。”

他好容易找了一个据考点20分钟路程远的小旅店,仅剩一个小暗间了。上午考完,怕来回耽误时间,他选择留在考点外。

有人坐在台阶上看资料,有人靠墙而坐,抱着膝盖打盹。一些家长也陪孩子过来,有车的就在车里休息,剩下的和孩子一样,席地而坐。王然挑了块大石头坐着看书,因为太累,看了一小会儿就睡着了。

成绩不太理想,王然并没有气馁。

此外,他做了一个艰难的选择。他的考研成绩可以被调剂到一所研究生院的法学硕士专业,但没有奖学金,一年学费一万六。父母还是决定供他读书,这样一来,家里经济状况有点吃紧。

这促使他加快了“考碗”的步伐。

研究生开学后,他只上了一个星期的课,就开始躲进图书馆,潜心复习公务员考试。

频频失败的报考经历使他认清了现实:与其在大城市拼得头破血流,不如回到父母身边,安全感更高些。

第四次,他报了四川崇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公务接待的岗位,单位离老家两个多小时车程。按他的理解,所谓的“接待”应该是个与党和政府领导接触机会较多的工作。

今年10月份,他没跟老师打招呼,就偷偷坐上了从北京开往成都的硬卧火车。路上的28个小时他也没闲着,一直看复习。他从网上下载了近10G在线培训视频,还买了不少公务员名师的光盘,已经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

下了火车,他马不停蹄坐车往家赶,到家已经天黑了,简单吃过饭便抓紧休息。第二天上午坐了3个多小时长途车,中午到达崇州。没想到,这个事业编岗位的竞争也达到了300:1。附近的小宾馆全部客满,一下午都没找到落脚的地方。最后,他只能住在一个离考点不算近,而且价格不菲的大酒店里。

考试题型法律方面的居多,这对读法硕的王然没啥难度。但一路的折腾,他有点乱了分寸,过分纠结于数学题,影响了答题时间。

第二天早上,没来得及跟家里的父亲打声招呼,他就急匆匆赶往火车站回了北京。学校有门行政法的课程,与公务员考试内容有关。这也是他唯一不会翘的课。

11月3日,他又坐火车来到老家,参加了四川省省考,岗位是老家的地税局。这次虽然没有再纠结于数学题,可他感觉考得一般。

此行还收获了一段友谊,一个没有找到地方住的山西考生,与自己分摊了200块钱的房费。夜里闲聊,对方告诉王然,自己是辞职之后来参加考试的。此前他在陕西一家国企工作,工资拿得不少,却不满总是被部门其他人“欺负”—只有他不是关系户,所有的活儿都推到他身上。他觉得公务员不用这么受气,因为有考评,“大家都得干活儿”。

临别时,对方告诉他:“你要是考上了一定要告诉我,没准咱们就是同事啦。”

回老家往返考一次试,光路上要马不停耗费三天,在车上最长要28小时,最短要3个小时。这一个来回,他根本没歇脚。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他用陶渊明的一句诗作形容。

最后一搏

还有不到一周时间,王然又要迎来今年11月底的国考。

早上8点,他会慢悠悠前往图书馆,学上半天,中午午休一会儿,下午继续看书。晚九点图书馆闭馆,王然会随便挑一个自习室,学到11点再回去睡觉。晚上,他会听听汪峰的歌睡觉,最喜欢的两首是《再见,青春》和《飞得更高》。

学校里的一切教学活动,似乎都与自己毫无关系了。这所研究生院,不设本科部,位于北京边缘,四周一片荒凉。一个班上有100多个学生,上大课教学。如果老师点名,宿舍的一个哥们儿会主动替他喊到,如果提问也一并答了。

有一次他想换换脑筋,参加了班里的羽毛球比赛。很多同学都不认识他,以为是对手“从校外搬来的救兵”。

“这么说吧,班主任都记不得我的名字,更别提认识我了。”他说。

这次他报名的是邮政管理系统的岗位,工作单位在老家所在市。这很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考公务员,他把全部精力都扑上去了。刚刚把最近两年的真题做了一遍,接下来正打算把五年来的真题再做一遍,一天一套。这次他感觉希望很大。

为了避免笔试通过,面试被“黑”掉,他家里也做足了准备。自己的三奶奶以前在县里担任要职,人脉很广,之前二大爷能够高升,也多亏她四处走动。这也一直让爷爷耿耿于怀,一直跟她说:“你没提拔我的儿子,这次得帮帮我的孙子!”现在,父亲告诉王然,三奶奶已经放下话了,只要笔试通过,面试基本没多大问题。

无论是上一次省考还是接下来的国考,只要笔试成绩通过了,他就会立即把研究生退了,“还能省下不少学费”。

万一笔试成绩没过呢?他挺担心最坏的情况发生,所以话说得很谨慎:“可能,我就暂时放弃考公务员了。毕竟一个研究生还是比本科生有优势。自己会努力保证不挂科,拿下学位。”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王然就此放弃了“考碗”的努力:“毕业之后还会考的,有些地方,研究生学历的公务员,入职后可以直接享受主任公务员待遇—这相当于一个本科生学历的人,在工作岗位上干了三年的结果!”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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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自己摆满书籍的写字桌,邱闻有些迷茫。

“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文/刘畅

“我不用坐班,几点都行。”约见面时间时,邱闻在电话里说。

11月初,一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多,他便提前等候在咖啡馆里。

他说“不用坐班”有两层意思:一是平日下午三点多钟,就可以回家,工作时间自由;二是在办公室,自己经常站着—总坐着实在腻味了,屁股痛。

采访时,这位当了两年多基层公务员的人民大学高材生,好几次语速飞快地插话打岔。他解释,成天和四五十岁的人坐在一起,特别想找一个年轻人说说话。

说到这儿,他搓了搓脑门,目光呆滞看向窗外,蹦出一句无厘头的话:“此情此景,我好像之前就亲眼见过,像大话西游里重返过去的片段。”两个多月来,他时常做这种电影闪回般的“白日梦”,推测可能是“每天重复单调的工作”造成的精神恍惚。

他试图与一种无形的力量抗争,让自己的公务员生涯“过得更有意义”。然而,他觉得快被打败了。

“不想累得跟孙子似的”

如果真的有月光宝盒,邱闻依然会坚持当初的选择。

从小到大,他一直努力成为“拔尖儿的那种人。”他的家乡在北京市一郊区县的农村,父母都是农民。高中成绩稳定在区重点的前三,顺利考上了人大。他的高考成绩,去清华北大绰绰有余,填报志愿时却并没考虑。

“万一差几分呢?我可不想复读。”他说。他认为自己是求稳的人,做最有把握的事儿,尽量规避风险。他承认,这多少在潜意识里影响了的求职选择。

大学四年过得很迷茫,一直“没想明白未来的路”。毕业季,班里的同学基本选择出国、读研深造,或者去外企、银行。家里并不富裕,他不打算考研。而外企工作压力大,他英语又差,也放弃了。

他随了大溜儿,拿到两个银行的0ffor,最终和建设银行签了合同。他并没有太大热情,“归根结底是个服务行业,每天的重复性劳动多,创造性工作少。”

在人大的图书馆,抱着公务员复习资料埋头苦读的人也不在少数。班上近大半同学都参加过国考,也有人成功进入了财政部、发改委等单位。他的老家,没有几个大企业,公务员被视为一个稳定而体面的工作。邱闻既想试试,又有点抵触,“也许是负面性的报道看多了。”

2011年2月初坐车回家,邻座一位大哥随口开导他:“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实情。”邱闻琢磨—反正工作已经定了,那就试试呗。

两周后,他草草复习便参加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目标是一个镇政府的岗位。因为是郊区,竞争没有中心城区那么激烈,一共60多人报考。他以笔试第一,高出第二名10多分的成绩进入面试。本应是三取一,可排他后面的两个人没来面试,弃权了。接到录取通知后,他把一系列巧合归结为“命运的安排”。

他交了违约金,和银行解除合同,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基层公务员。

他并不觉得可惜。工作所在地离家不远,父母岁数大了,身体都不太好。姐姐妹妹都在城里,他可以每天回家照看、陪伴爸妈,“这比赚很多钱更重要。”

除了家庭,还有一个因素。在银行实习的时候,他时常看到客户冲着柜员、大堂经理争吵甚至责骂。如果他选择在银行工作,入职第一年,基本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还得天天站着。“我不想整天累得跟孙子似的。”他说。

座位之争

邱闻是几年来镇上唯一新入职的公务员。

他的部门是宣传信息科,负责信息发布管理和公文起草,一共三个人。

原来的科长调入区里任职,空出了个岗位。科长的职位,却暂时没人顶替。两位同事,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女士负责网站,是事业编;另一个女孩没编制,协助帮忙。

邱闻很快发现,两位同事态度不冷不热的。“按资历,她俩是我的前辈,比我有工作经验;按编制说,我是科里仅有的正式公务员,拥有升职机会,而她们没有。”

很自然的,年头最长的事业编姐姐,行使起“代理科长”的权力。

自己的第一篇消息稿,写镇秋季运动会。他按照网站上的范文,一句一句模仿。

交给“代理科长”过目,换来一阵痛批,说像“xx日,秋高气爽”这类表达,没有一点意义,删。一共两百多字,重写。他没吭声,照办了。可总觉得,那态度不像提意见,更像“杀威棒”。

好在,这类工作不算难事儿。科室里有台佳能350D的单反,他同时负责拍照片。原则就一条,无论会议或视察,必须保证领导在中间,避免拍到领导眯眼、走神。

除了本职工作,他还有兼职。比如,顶替一个副镇长的儿子参加高中会考。他心里不情愿,却不敢说出来。战战兢兢到考场才发现,监考老师根本不管。最后考了高分,副镇长一下记住了他。

邱闻越来越受重视。一有镇政府内部的饭局,就有几个部门主任招呼他坐在自己旁边。他一般会婉言谢绝,而选择和年轻同事坐一块。他想保持点独立性,不想站队。

麻烦还是找上门来。此前外出办事儿,接待单位向来都会安排车把他送回去。有次去采写一个偏远乡镇企业的先进事迹,不巧,受访的总经理有急事儿要处理,便撂桌上50块钱,说留给他打车,转身就走了。邱闻从没碰见过这种情况,身上又没带钱和公交卡,脑袋嗡的一声,懵了。

这分明是颗炸弹啊!他赶紧打电话求助“代理科长”。“你怎么能收钱呢!”不由分说,对方就给定了性。他立马追上去退了钱,硬着头皮,让人家从别处安排了一辆车。

回来时,组织部领导和“代理科长”等候多时,你一言我一语,开了个“教育批斗会”。“我本来就没接那钱,第一时间就汇报请示。”他挺郁闷,觉得“代理科长”“扣顶高帽子,还打小报告。”

不久,因为座位问题,引发一场暗战。

科室分为里外两个屋子,里屋以前是科长单独的办公桌,因为空着,邱闻来的时候便坐在这儿。某天,“代理科长”提议:“咱俩能不能换个位子?”邱闻搪塞过去了。后来,又问了好几次。他脾气上来,态度强硬地拒绝了。

他觉得自己早就默认了她的领导地位,没必要再搞这种形式主义。而且这事关尊严,如果退让,今后就别想在科里抬起头来。

此后,科室一有集体讨论,两位“前辈”的意见总和自己相反,他觉得被孤立了。直到第二年,部门又进了位公务员,邱闻主动和新同事“走得很近”,情况才有所改观。二比一变成二比二,形成微妙的平衡。他说话的嗓门,也渐渐大了。

以前,他最看不惯的,就是“拉山头”行为。

笔杆子是如何炼成的

一场硬仗,把邱闻磨成了全镇第一笔杆子。

他工作所在的镇,是新兴产业区的核心地带,享受到诸多政策资金支持,算是个明星镇,经常有领导来视察。

一次,一名中央领导要来镇里视察。这几乎是镇里接待的级别最高的领导,邱闻被指定写汇报材料。

邱闻是被逼着仓促上马的。这与大学里成天打交道的财务报表、金融理论已经没有“半毛钱关系”。

他必须得写好这份材料,因为“代理科长”和他,被要求各以一个重点村为对象写份材料,两份材料,择优录取。周日,邱闻参阅历年的资料,从早写到晚。然后由副主任修改,上交给镇领导,又转到区里。最终,确定采用他写的那份。

周一,镇党委副书记提出修改意见:结构还不够精简,重点不突出,“这次是高级领导来,得提炼出贴合其主抓工作的主题。”邱闻不敢怠慢,改完又请“代理科长”再修改。

第二天,副书记不满意,要求邱闻自己改:“像免费公共浴池这类事儿,别的镇都在做,已经不新鲜,删。”这次邱闻摸出点门路。当晚8点多改完,副书记比较满意,稍改便交由党委书记过目。书记做过十多年的文字工作,给不少升迁的领导写过材料,就挑出俩错别字。

“这是第五次”邱闻提醒自己,“仅仅是个开始。”

那一天下午,正要下班,副主任突然叫住他:“小邱,先别走,书记、副书记去区里开会,没准要传达新指示。”当晚,一位区领导到镇里开紧急会议,批评道:“没有魂儿,只有经验性的东西,没有总结性的东西。”坐两边的镇领导们,脸色很难看。最后,镇党委书记琢磨出“四个化”,邱闻按着这个大方向继续改。

第六次,他实在改不动了,因为村里的实际情况,很难硬套进这“四个化”里。第七次,副书记便亲自带着他改。可另一位区领导看了,一句句抠得更细,建议加入民生领域的成果。只得进行第八、九次大改。

两天之后,市里派人来开会,又提了一箩筐意见。第二天,大领导的秘书前来主持会议,场面很大,市、区和镇负责领导一个个正襟危坐,邱闻也参加了。秘书提出,这“四个化”,没有亮点,得找出能在全国推广的经验,比如当地居民和外来人口能共同享受到的福利。

邱闻很无奈—实际本就存在不平等。非要说一个,他只想到免费发放计生用品。镇副书记耳语:“人家知道领导在想啥,就按他说的改。”

这一回,加进了“流动人口也可免费进入村阅读室”之类的待遇。“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儿。”

材料层层递交,又小改三次,终于再没人提意见了。“为这3000字,耗时半个月,前后开了五次大会,一共修改13次。”他总结。

随后,镇领导、村主任和村民各自分工,排练报告的内容。开始是看着纸条念,后来脱稿,要求不能磕巴,还得自然。按照设计,大领导“恰巧”会碰见村图书馆里看书的一位外来户,并“偶遇”村口的大舞台上,一对正在进行婚礼彩排的新人。

视察那天,邱闻级别不够,没能去现场。后来这件事儿上了电视,他多少有些成就感。他隐隐觉得,大领导可能也知道这是在演戏。

此后镇里一有大事,都直接找他写材料。

非典型公务员

两年之后,邱闻选择离开。

当时,姥姥、姥爷重病一场,他想离家更近些。而且,他再也不想写材料了。尽管区里传来消息,自己很快会被调入区组织部。

他又一次参加了北京市公务员考试,以笔试、面试第一的成绩,被老家所在区的某局录用,随后分配到一个山区镇的下属所。

他笑称,自己现在是“非典型公务员”。

说是个所,其实就两个人,在镇政府的一个小办公室上班。邱闻的领导,是位40多岁的大姐,性格朴实直爽,平日里很关照他。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把各村、企业月初上报的数据,录入到表格里,月底发给区上级单位里。

这份工作,出乎意料的轻松。

“熟悉之后,这点活儿我最快一天能完成。”他撇起嘴。因为“不能容忍低效率”,月初几天,他就会提前完成工作。

大把的时间该干点儿什么?他用学习和考试来填补。

起初,他复习大学时期一直想考的注册会计师,过了一阵忙碌而充实的时光。考下了证,却又进入没事可做的空虚期。

这一阵儿,他又买了不少法律专业书籍,准备参加司法考试。本来,他还打算考个金融分析师,一听说报名费小一万,暂时放弃了。

他的办公桌成了课桌,可办公室却不像教室。

午休过后,大姐会打打电话,上上网,等待三点钟左右的“茶话会”。镇政府各部门有一群与她同龄的妇女,到时候会三五成群地聚在这儿,东家长西家短的—谁谁又提职称了,多赚五百块钱;某个领导连孩子都有了,却还买不起房子……

这让他有点小失落,当公务员就为那几百块钱吗?怎么成天就是比来比去这些物质上的东西?

不过,一听到邱闻看书时有节奏的翻页声,大姐便会略有些尴尬地招呼:“小邱,时间不早了,要不你先回去吧。我们这儿乱嚷嚷,别影响你学习。”他也早等着这句话呢,应承一声就快速离开了。

时间久了,每到下午三点多钟,他就会主动张罗:“大姐,时候不早了,你们先忙着,我撤啦。”

“篮球巨星科比为什么那么成功?因为他每天都能看到洛杉矶凌晨3点的模样。”他调侃,“你知道我们那儿下午三点多钟的模样么?我见过,天天都见。”他手机上有不少沿途的照片,这一路都是观光景点,他下班回家跟自助游似的。

去年,他拿出几年来的工资,父母又出一部分,买了辆轿车。家里没剩多少积蓄,可他却还挺乐观。邱闻的工资不到5000,单位吃饭一顿一元钱,还提供宿舍,抛开每月的油钱和开支,一个月能剩3000多,“我又不打算买房,日子过得挺好”。

之前,不少领导、同事给他张罗过对象,被谢绝了。他怕耽误人家女孩。因为好多事情,自己还没想太明白。

抗争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落款写着:邱闻。

信纸发黄裂口,字迹也快褪色了。大学的迷茫期,他便把这张纸贴在写字台的窗前。把自己名字写上去,是希望能成为诗句描写的那样。几年过去,四个边角已经贴了好几种胶带。“我老怕粘不结实。”说着,他拿手指用力按了按。

最近心里的那股浮躁,却怎么按都下不去。

考注册会计师前最紧张的时候,如备战高考那般辛苦,却很踏实。每天4点起床背概念,7点30分结束学习。8点到单位便开始做题。回到家,继续学习。晚上,他会拿出订阅的几份财经类报刊,读几篇深度报道。现在,他却丢了魂儿似的,处于混沌状态。

清晨5点30他准时醒,却赖到6点30再起来。6点45穿好衣服,开始发愣,陷入沉思,却“不知道自己在想啥,”一直持续到7点半。扒拉两口早饭,8点钟慢悠悠出门。

到单位,他刻意坚持擦桌子这个习惯,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8点45,他打开电脑,点开门户网站,登陆QQ和微博,看看新闻和朋友们的动态。

过了上午10点半,他甚至有种“这一天该过去了”的想法。他同样会在白纸上写些司法考试的笔记,却总有点松懈。有时候“座谈会”中午就开始了,他不想听,便出去压马路。

捱到下午3点多,逃离座位。吃完晚饭,陪母亲看新闻联播,自己主要是为了等之后的天气预报。临睡前,他还会翻翻财经报刊,因为心不静,深度报道一律不看。

晚上9点钟,为了赶紧结束混沌状态,上床睡觉,睡不着眯着。

他的目标感,越来越不明确。

他最欣赏的财经媒体人是胡舒立,那个被称为“亚洲最危险的女人”的总编辑。说起来,他学的是经济,也干过宣传,可走的路,离他向往的越来越远。

邱闻卧室里有三张桌子,其中两张摞满近百本书,大部分是经济金融类著作和企业家自传。他经常做读书笔记,但最新的一页更像是涂鸦:长江商学院,男人帮,前途,入党,结婚,编制等等,结尾处,有一个很小的、歪歪扭扭的“混”字。

高中的时候,他想未来干一番自己的事业。

高考结束,他开了个补习班,给几十个初中生补课,赚了3千多块钱。现在,还时不时蹦出点想法:做山区核桃产业的深加工,高收入家庭的老年人出行陪护服务。一说起这些,他就满脸兴奋。

最近,有位成绩不错却没啥关系的同学想考事业编,又怕被黑掉。邱闻打算帮他一把,自己也去报名笔试,自己的成绩八成能进面试,到时候再弃权,没准就能挤掉一个关系户。

周末的时候,他常会和朋友骑自行车去爬野山。登上山头,邱闻每次都会发泄般地喊上两句:你过得快乐么?你这一辈子,真就打算这么过下去吗?”

空旷的山间响彻着自己的回声,没人回答他。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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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辰读了七年医科,放弃了两个公务员岗位,做了自己最喜欢做的记者。

辞别公务员

毕业二三年后,王辰和大学同学在酒桌上聊起了往事。他说:“当年我也考上了公务员,只是没去。”

“你?吹牛吧!”几个同学借着酒意嘻笑。只有王辰自己清楚,他不仅考上了公务员,而且还被俩单位录取了。

考取公务员

2003年,王辰考取了山东大学医学院的本硕连读。毕业后,他的就业选择首先考虑的本该是医生。

王辰的父亲就是医生,高考时,也是家人替他作主报了医科专业。王辰说:“家里人觉得医生算体制内,收入高、待遇好,生老病死都能照顾。”

然而上学不久,就被老师泼了一盆冷水。

大一刚开始,院办主任便开诚布公地说,医学生的就业并不好,要大家早做准备。“什么叫十年苦读啊?医学生本、硕、博读下来整整十年,还不一定有好工作。”

“我得琢磨我能干什么,我会写作文。”在同学们苦啃专业课的时候,王辰将一部分精力放在了看杂志、上论坛参与社会话题讨论上面。为此,他经常遭到同学的批评,“说我不务正业”。

2010年,随着毕业季临近,学院里开会也密集了起来。院办主任建议大家去考卫生系统的公务员,并将山东省内招考的一些职位抄录下来,“主任说那些职位是自己能说得上话,帮得上忙的。”

在这种氛围下,同级90多人中,有70多人报考了卫生系统的公务员。因为父亲是医生,王辰本可以等着家里帮忙安排医院的工作,但他不甘心,不想回老家东北工作。于是也随大流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并且一口气报了6个。“一个国考,五个省考,大连、桂林、佛山、福州、重庆,我报的都是环境气候好的城市。”

当各省公务员考试密集开始的时候,同学们各奔东西,王辰一直在南方跑。王辰坐最便宜的绿皮车、住60元一晚的小旅馆,甚至算准时间,下车后在快餐店里坐一会儿,便赶赴考场。为了节省话费,父母打电话过来,王辰会按掉后回一封短信。

半个月后,父亲终于坐不住了,他发来一封500字的短信,询问:“儿子,你是不是误入传销组织被人控制了?”

笔试成绩出来后,王辰进了4个面试。“我的申论成绩特别高。一起竞争的医学生不擅长写作,他们考不过我。”公务员职位和他越来越近了。

身高一米七出头,体重170斤,王辰仔细琢磨:“怎么使通过面试的机会更大呢?”他在夜市花15元钱买了一双增高垫,足有8厘米高。这样,王辰摇身变成了身高一米八的东北大汉,比南方竞争者高了一截。

在福州某卫生监督部门面试时,考官出了一道题:如何看待某乡政府的财政公示行为。这条新闻在2010年曾红极一时:四川省大巴山余脉上的白庙乡,向村民公布了详细的公务财政支出,大至公款招待,小至购买纸杯,事无巨细,无所遮掩,被称为“裸奔乡政府。”

王辰第一时间说出了乡政府的名字,并将整个新闻做了完整的复述。考官很惊讶,甚至小声问其他考官是否属实,其中一位点了点头。

最后,王辰说:“财政公开确实好,但是诸如上级领导来视察的招待费用,公示出来,会让我们的工作变得非常被动。”最终,王辰以面试第一的成绩被录取。

医科生的纠结

在王辰接到第一个公务员录取通知的时候,有了一个媒体实习的机会。王辰开始考虑,要不要去当公务员。

因为在网络论坛评论时事,王辰认识了很多朋友,其中一位是在北京工作的记者。平时这位记者写完稿,都会发给王辰看,让他提提意见。在创办一本新刊时,王辰有机会写了一篇稿子。朋友看后,觉得达到了发表的水平,于是邀请他来北京实习。

王辰并没有把考上公务员的事情告诉朋友。他怕朋友“为他着想”,不让他实习了。

父母还是希望王辰去做公务员,“不会失业的工作,生活稳定,你见过哪个公务员下岗的?”王辰的一个表哥是副镇长,非常风光,表哥是家里为孩子们树立的榜样。但他还是执拗地来了北京。实习生没有基本工资,他便靠稿费过活。每月的房租2800元,稿费勉强能解决他的食宿问题。

佛山某卫生监督局的面试时间到了。因为不确定实习后能否留下,王辰还是决定去佛山参加面试。

他坐飞机去了佛山。因为时间太紧,他花3500元,接近全价买了往返机票。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坐飞机。机票太贵,他在飞机上喝了8杯橙汁、吃了两份飞机餐,才稍稍觉得心里舒坦。

佛山的面试也通过了。王辰有了两个公务员职位可选择—福州还是佛山?或者,两个都不选。

媒体实习单位的领导也正式地和王辰进行了一次深谈,想了解他作为医科生为什么要做记者。王辰说自己本身不是很喜欢当医生,而且医生职业压力大,医患矛盾突出。他喜欢做记者,“虽然辛苦,但爱干这行,见多识广,可以让我迅速成熟起来。”

他想改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王辰高考英语听力考试时,考场的音响设备因故障中断了两分钟。考试结束后,学生和家长们疯了一样地找学校询问该怎么解决。

王辰跑到网吧查阅考试规范的相关规定,转身回来讨说法:按照规定,在考试前,应该组织学生试听;如果出现故障中断,监考老师应该立即向上汇报,并重新播放;而且这家学校的播放系统一直不好,你们事前也没有做任何的维护。

现场的一个官员站出来呵斥:“怎么就你话多啊!你一个学生能掀起什么浪?”这激怒了王辰的母亲,要找媒体将这件事情公布于众。

听说要找媒体,官员们的态度软化了下来。校长找王辰的母亲谈话,极力安抚。尽管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王辰却看到了媒体的力量。

王辰拖了两个公务员单位半年多,直到2011年正式入职媒体,才回绝了他们。王辰的父亲很不高兴,在电话里训斥他:“你在北京能挣多少钱?!”

王辰的大学同学,大多数都做了公务员。90多个人里,只有不到20个人做了医生,四五十人在医疗系统的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还有一部分人去了药企。

一位女同学考上了深圳的公务员,同时也考上了北大医学院的硕博连读,没有太多挣扎便选择去做了公务员。对这件事,同学们的争议并不大。

“我为这个国家可惜。”面对近些年医学生改行的问题,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副院长沈琳颇为担忧。沈琳1984年毕业于徐州医学院。在那个年代,医学生们毕业的第一选择便是进医院当医生。她的同学里没有一个人直接到卫生系统干行政工作。

身为博士生导师的沈琳主管学院的教学工作,每年学院都要招收70名左右的研究生。

她的学生里,也有去考公务员的,但是公务员毕竟没那么好考,去制药企业医学部、市场部的学生多了。改行的学生给沈琳打电话:“沈老师,我又升职加薪了,我请全科的人吃饭。”

学生告诉沈琳,在制药企业工作的初始阶段,收入每年都会上涨很多,而她那些当了临床医生的学生们,“35岁之前,没达到独当一面的水平,每月工资只有3000多,仅够吃饭的,还要让另一半养着。”

“按说医生是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的职业,应当受到尊重。在中国,医生这个职业和国外没法比。”沈琳说。

2013年,美国给联邦公务员调薪之后,媒体发现,最高级别的公务员收入还不如优秀的外科医生。

而在大洋彼岸的医学生眼中,公务员的地位已经直线上升了。

反转剧

王辰是个特例,他不当医生,也放弃了公务员,决心在媒体扎根。

他的大学同学们在各卫生部门开始工作。没有考上公务员的同学,便临时窝身找个工作,继续复习,参加公务员考试。

有一天,王辰在网上看到大学同学的状态更新:“怎么办?在这里看不到未来,考公务员又没有关系。”王辰惊讶地问:“你还在考公务员啊?”对方说:“是啊,不然怎么办,没有出路。”两年后,这位男同学终于考回山东临沂老家,当上了一名公务员。

王辰不想当公务员,还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他印象中,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收入太低。高中时关系很好的同学,考上了部委公务员。在北京聚会时,他总是会在晚上10点多提前离开。一开始,王辰以为他是作息时间规律,必须按时睡觉。后来同学对他表露心声:“我没钱,打不起车,要赶上地铁才能回家。”

相比之下,王辰的工资要高很多,他觉得自己没选择公务员是对的。

另一位在王辰老家县城当县长秘书的女同学跟王辰说,每半个月,她都要去一次沈阳,感受一下大城市的氛围。在县城里,没有年轻人,封闭无聊,她对王辰非常羡慕。

可渐渐地,王辰发现,公务员穷归穷,也有很多实惠。

有一次,在山东某卫生监督局工作的同学抱怨自己拉肚子很厉害。原来,他们在检查饭店卫生时,在川菜一条街吃了一周,直到吃得拉肚子。王辰开玩笑说:“这是我第一次对公务员表示羡慕。”

尽管那个晚上10点前必须回家的同学工资不高,但很多人想把女儿嫁给他,“这是他的隐性福利。”

不久,那个同学又传来了一个惊天动地的特大喜讯:他买房了。房子是单位连分带卖的,位置在三环附近,近100平方米,每平方米单价六七千元。同学还在继续哭穷:“交完了首付,我的银行卡里还有64元、兜里还有36元,全部家当正好100元。”

王辰不知道该说什么,尽管他每月的工资还是高出同学很多,但此时北京三环的房价已经攀升到每平米5万元以上,靠工资,王辰是买不起房的。

父母已经接受了王辰辞别公务员的决定。他们对公务员的态度却没有变,依然认为公务员是一份稳定的好工作。父亲经常对妹妹说:“我对你的要求就是嫁给一个公务员。”

桃子的一把辛酸泪

文/张亚利

我叫桃子,85后,出生于湖南湘西一个只有5万人的小镇上,从小爱读书喜欢写写画画,算是我们街道上的一个小“才女”。

想象力丰富的我,当然不甘于“窝”在老家的小地方。但是阴差阳错,2008年,我大学毕业后考研失败,却考上了公务员,被分到离出生地一街之隔的街道。

我最大的愿望是继续考研,然后离开那里,但是想不到,我竟然把人生最好的三年时光留在了那里。

成为街道公务员

我是典型的无背景清贫家庭,2003年,爸爸因事业单位改制被强行“内退”,妈妈早就没了工作,家里日子一直紧巴巴的,爸爸的病这几年还越来越严重。让我考公务员,是他们最大的愿望。我知道身边很多人的父母为了孩子考公务员都“要死要活”的,我父母比较尊重我,但心里最想要的,我也知道。

我考上公务员后,父母顿时感觉有些“扬眉吐气”。据我爸反映,自己“政治地位”都提高了,邻居们知道我成了“公务员”以后,对他都热情多了。“你家姑娘真是自己考的?没送钱找关系?真会考啊。”“女儿当官了啊,你享福喽!”耳边这些羡慕而夹杂其他情绪的话,让我爸爸妈妈心里舒服。

但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7月正式入职,4个月前,我刚收到考研失败的消息,伤心欲绝。读书一直是我的理想,我报考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只差了一分。知道成绩后没几天就是我们县组织的公务员选调生考试,我也心灰意冷地去了,“裸考”,居然考上了。1400个人的笔试,我考了第6名。选调生都要下基层,到街道和社区去,我被分回了家乡。

我那个地方是个古镇,巷子很多,工作的街道是在一条偏僻的巷子里,我去的那一年,是街道第一个“选调生”,迎接我的,是一群“可怕”的阿姨们。

我上大学时,大概是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刚到街道上,还是民族风拼接长裙那一套,衣袂飘飘的。“小桃呀,你穿这个挺漂亮的,大学买的吧?”“身材好啊,年轻就是资本啊!”大妈们表面恭维,背后却在窃窃私语。

没多久,领导大人开会时宣布新“街规”—不得穿奇装异服上班,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得出“文艺女青年=二B女青年”的结论。这是我当公务员后第一课。

在街道,年轻的女孩子很少,我时常被抓去做迎宾之类。6点起床化妆,7点着装,8点站点,11点迎宾,12点剪彩。在寒风中哆哆嗦嗦一上午,最后就是为了领导上台发言的那三分钟。

我第一次穿正装,被调去“搞会务”,高跟鞋磨得脚钻心疼。所谓“搞会务”,就是给领导倒水,我“步履维艰”。结果会后领导把我叫到一边:“你不知道高跟鞋走路会发出声音,会影响开会吗?年轻人不懂事啊……”

知道我“能写”以后,写材料的任务就堆给我了,从此,写材料成了我的噩梦。

“噩梦”

每年年底是我最忙的时候,各路“检查”会在这段时间集中杀到。党建、党风廉政、综治稳定、宣传思想、社会建设、教育督导、计划生育、重点项目落实……街道一年的工作评价怎么样,全靠这些检查了,材料写得越长、越漂亮就越加分。

有时候一天就要迎接三个检查,前几个晚上的我都恨不得自己有十八只手,就连高考和考研的时候都没这么努力过。可是到了最后,“这个不行,这个怎么没有照片”,“这个数据怎么不详细”,“这个没有资料证明你们确实做了”……

为了应对这些检查,明明有很多事情以街道的力量做不了,我也不得不赶鸭子上架,很多数据要么夸大,要么胡编乱造。比如,基层党组织建设,要求建立多少个站点,可党员要么出去打工了,要么归别的事业单位管,只好胡编。还有报道任务,街道那点事,要上报纸本来就很不切实际啊!不过我搞的是“党政工作”,“造假”的都是些“虚”数据,党员人数、廉政墙数据等等,写了也不会有人在意。

不过,一旦涉及到钱,有实际利益冲突的数据,廉租房啊、医疗救助金之类的,这些就必须锱铢必较,不然可能会引发群众性事件。

为了迎接年底的检查高峰,我差不多每天要写2万字,每项材料少说5万字,二十多本材料装订成册,堆起来山一样高。我不禁有些成就感,可是一想到这些材料里有多少水分,又忍不住泄气,难道衡量我们工作的,就是这一堆纸吗?

检查结束以后,辛辛苦苦准备了一个多月的东西,最后都卖了废品,总共是24块钱。一年以后,我也学“乖”了,开始Copy前一年的,只在数据和细节上进行修改。这还算认真了,我知道有些人直接连改都不改。

关于数据有时候是很“矛盾”的事情。比方今年旱灾,绝收多少亩,造成多少损失,这是一个口径。今年取得了什么经济成绩,增产多少,这是另一个口径。主要看上头对应的是什么部门。又比如说低保,申请得多了,“没有完成经济任务”;报得少,“没有达到扶贫的标准”……写材料那段时期,我一天要工作16个小时,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回家的巷子路灯坏了,我喊老爸来接。路上,老爸纳闷地问:“人家一杯茶也能坐一天,怎么就你这么累呢?”

琐碎而徒劳

我也想逃离,而且是彻底逃离。我一直没有放弃考研,却又接连两年没有考中目标中的北师大,逐渐心灰意冷,只好继续当基层公务员。

除了年底写检查材料,基层公务员还有很多“匪夷所思”却又不得不做的事儿。首当其冲就是“与领导相处”的学问,我在这方面是“白痴”,且始终游离在外。

先说吃饭时喝酒,我的必杀技是装病装睡,偶尔还“耍诈”—就是吃饭前自备空牛奶盒,敬完酒不要说话,酒含在嘴里,偷偷吐到牛奶盒里……三年后,那一批选调生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练出酒量来。

还有一种场合一定要能“hold”住,那就是KTV,因为下了酒桌直奔的地方一定是—KTV。在这个场合,我也练就了一定的“生存技能”:如果不得不在别人的催促下邀请某位领导跳舞,那么在场所有的男士都顺次邀请一次,就不会有人对你有想法了;跳舞的时候当对方靠近,一定注意将彼此胸口的距离控制在一公分之外;实在不想忍受这一切,就假装舞技太烂,故意多踩别人几脚就好……

和领导相处,还有很多奇怪的“忌讳”。比如点菜的时候,5个人点8个菜够了,服务员“暗示”到跺脚流汗,我都浑然不知,后来才明白,在这个圈子里,有“七上八下”的说法。

我还听说,附近山上的庙里,当公务员的上的香火最多。哎……

最近几年,在舆论的压力下,小公务员还多了一项新工作—“保护领导”。“那张照片要删掉啊,换一张看不到手表的”,“什么?桌子上有芙蓉王香烟,那怎么行”。

还有传说中的“五毛党”,我们每月也有“写网评”的任务,一人五篇,不过“稿费”不是5毛,而是5块,写得好的甚至有50块。可谁也不愿意写这个东西,要引导舆论,写得像样,又不能太“负面”,字数还不得少于500字,一到交网评时办公室的QQ群里就哭爹喊娘。

当然,也有我喜欢的工作。比如办社区图书馆,组织留守儿童活动,看望艾滋病患儿。我们街道上有个关爱医院,里面有群艾滋儿童,我每个月去看他们的时候,都是感觉最快乐的几天。在那里接触到的志愿者认为我是个很好的“社工”。我也隐隐感到,比起政府的行政体系,NGO的做事效率和效果实在高了太多。

逃离

我当公务员的第三年,2011年3月,收到四川大学研究生考试成绩单,当即就在心里决定,要离开街道,继续去读书。

爸妈当然不希望我就这么放弃了,毕竟我已经熬了三年,且已经升到区团委副书记职位,相当于副科级了。但只有我知道自己三年来承受的心理和精神压力有多大,我都快得抑郁症了。

最后一年年底写迎检材料的时候,我曾有整整一个月时间晚上睡不着觉,爸妈跟我一说话我就会哭,甚至自己一个人呆着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地掉眼泪。

最终,爸妈妥协了。其实,我知道那时候爸爸的身体已经非常差了,他在长沙住一次院,即使有报销,家里也要出上万块钱。爸爸内退时,还不到退休年龄之前,每个月只能领到650元的补贴。而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条上,只有1648元,这个数字我记得很清楚。精神的压抑和现实的压力都让我不堪重负。

和我同一批分到镇上的选调生共有五个,刚去的时候,个个书生意气,都很失望,几乎都喊着要走,不过慢慢地就习惯了,蜕变、分化得很厉害。当然你不蜕变,就会像我一样最终承受不了。

有些人很自觉地进入这个圈子了,甚至游刃有余,每天陪领导吃饭,看官场小说《二号首长》,留心各种小道消息,很有“政治觉悟”地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这样的,提升比较快。有的把自己边缘化了,基本上只是天天做份内的工作,不交际不应酬,关闭在自己的世界里。也有的这也想那也想,变得特别颓废……

有个名校研究生,是我们的“头儿”,原来很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说他研究生导师说过他能当部长,他也报考过部委的公务员。后来再聚会,他就“莫谈国事”了,跟我们也打起官腔来。到我离开的时候,他已经当上我们那里的乡长了。

而我却始终和这个圈子格格不入。用我爸的话说,我脾气太倔,自己不喜欢什么就坚决不做什么,“那样怎么可能呢?不适应也要适应嘛”,“还不都是为了活着”,“又是女孩子,有个安安稳稳的工作就可以了,我们又没什么靠山”。

我当公务员后,有人给介绍过本地一个领导的儿子,人家还嫌我家里“条件太差”,我爸为这事很气愤:“看不起人”!那领导的儿子是著名的“花花公子”,对这种人,我只会敬而远之。

老爸那一代人,受过苦,吃过亏,所以有些向往权势,我也能理解。我当上公务员后,爸爸住院,我给他跑了好多次医疗报销,找“内部人士”,不用排队,很快搞定,甚至还能在政策内多报点。而我当公务员之前,往往是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却被告知“负责盖章的请假了”。我也多少理解了那么多人想当公务员的心情了。

我最终选择去读书了,去读我喜欢的文化方面的课程。上大学本科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最好的朋友,她自学画画,且很有天分,我跟着她一起画画。我擅长写脚本和构图,而她有很强的想象力和画功,我们俩是最佳拍档。我读研以后,我们俩开始正式合作,接一些插画和文案的活,目前已经完成了几本童书的插画。

她现在在深圳,是自由职业者。每天晚上,我们一起熬夜搞创作。现在我们名气还不太大,收入也不能让我们完全独立,但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希望和自由,还有发自内心的快乐。

今年5月,我和朋友商量,将我在基层当公务员的经历画成漫画,创作我们自己的原创绘本。目前漫画还在连载,在网络上拥有了一定的“粉丝”量,也已经有一家出版社要求出版。

回头看,那三年,我多了很多对社会的理解和自己的思考,收获很大,其实我也是真正念了几年社会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