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锋:“黑二代”们的春秋

电话接通那一刻,刘伟钦的声音满溢着暧昧。嘘寒问暖之余,他忽然叹息一声,对电话那端的林豆豆说道,“太远了,思念也是白搭啊。我觉得我是你亲人,给你打电话我就想流眼泪。你保重吧!”

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41年前,在辽宁省文联从事美术创作的英俊小生刘伟钦,由于某种机缘成为副统帅林彪之女林豆豆选“驸马”的对象之一,最终又因为林豆豆对他的没有感觉而落选。这使他得以逃过后来那场举世震惊的灭顶之灾,倘若真以乘龙快婿的身份加入到林家,说不准他也有可能与林彪、叶群等人一道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仓惶出奔,落一个死无葬身之地。

可是既便如此,他仍不免要感慨一句,“咱们能生存下来,已经很幸运了”。躲过了大劫,风浪依旧,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失事,刘伟钦也被收审,背就背在他那时候又成了林彪集团“四大金刚”之一的李作鹏的女婿——无缘于林豆豆之后,刘伟钦又被转介给了李的女儿。

那时局面,可谓空前紧张。据“四大金刚”成员吴法宪之子吴新潮说,他所见的材料显示,因九一三而受审查的人计在10万以上之数。可以说,和林彪沾亲带故的边边角角都被卷裹了进去,又何况核心主体的“四大金刚”的子女们呢?

命运之手瞬息的翻转,这些孩子应声落地。就这样,本有可能在领袖的号召下成长为接班人的一拔高干子弟,在他们风华正茂的年纪就早早终结了在主流圈子里的角色扮演,消解于权力架构之外的一片茫茫草野间。如今这些人均已进入垂暮之年,沧桑往复,他们也完成了存在位次的转换和确认。

“我们就是政治上的失败者,应该怎么样面对失败?不要烦恼,要认栽,要非常平和、坦然地面对现实。”坐在人声嘈杂的酒店大堂里,吴新潮尽量把声音压低,生怕被人听去似的,不时拿眼睛看看周遭,“我们退出历史舞台,又回到原点。本来我们父辈就是老百姓,转了一圈儿还是老百姓,我们要高高兴兴地过日子,认认真真地当好老百姓。”

云端摇落,这些人需要在社会的土壤中重新生根发芽。正所谓鱼有鱼道、虾有虾道,当潮涌平复,他们却不曾随着浪头覆没,活得都还算不赖,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充分享受到了作为老百姓的快乐和幸福”。

刘伟钦夫妇如今称得上家资不菲了。他们同于1979年结束长达8年的审查下放生活,转业回到沈阳。刘被安置在沈河区文化馆,他太太李大征则到了沈河区第四门诊部,都是搁在最底层。从前的贵族子弟,生活完全掉了个个儿,一家四口人住在15平米的小平房,困窘到每月需要刘伟钦父母接济。像他们这样的人,在体制内是没有任何前程的,迫于生计,1980年刘伟钦停薪留职,摆摊儿卖起了对联。

“黄吴李邱这几个孩子就我有一技之长,我是个画家,福字啊,生肖啊,我写我画我卖,逢年过节,我推车上街,一开始卖几十块几百块钱。”刘伟钦说,“我岳父对我说‘愈挫愈奋’,起码得生存呐,我们一直很坚定走下去的,拿自己的毅力去争取。”

做小买卖当时尚属低贱营生,从事这行当的大多是刑满释放犯人或无业游民,不为人看重。一开始,李大征有点儿抹不开面子,没好意思跟着刘伟钦出去抛头露面,只有到外地赶大集,出了沈阳地界谁也不认识了,她才放得开手脚一块帮衬生意。以后私营经济蔚然风起,他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发展为全国的卖对联大户,不几年就赚了个盆满钵满。90年代初,中国的万元户尚属稀有,他们在沈阳已经买了别墅。李作鹏彼时已重获自由,有钱了,他们就把老人接到沈阳住,让他也高兴高兴。

刘伟钦的宅子所在,是沈阳早期的富人区之一,赵本山的别墅即与他家毗邻。别墅太大,老两口住不下,就挪到同小区里面积相对小一些的自有单元房,把别墅租出去,当起了房东。灰头土脸几十年,不意成就今天的称心如意,宽敞亮洁的厅堂里,刘伟钦要么光脚着袜在地上走来走去,铺开摊子尽情倒腾他的书画艺术,要么就陷在条椅里“儿子、儿子”地把老猫咪招呼到膝头逗弄。艳阳高照的天气,李大征则躲在房里看她的小说。日子过得别提有多舒坦了。

说起来倒是得益于逆境的成全。被历史的筛子筛出来的这些人,好像身上蕴贮着某些野蛮生长的力道,被掼下来的过程中,这些能量同时得到激发。

“为什么小草能从石头底下钻出来?你要是平平淡淡,也可能就被踩死了,没生命力了。反倒是重压之下想方设法找个空儿往外挤。”李大征说。当年父母遭难,一家人星散,在301医院上班的她被打发去了山西小山沟里的野战医院,际遇陡变,她的生存信念反而很明确,“凡是有人活的地方,我就能活。”

文革结束,特别是改革开放大幕拉开,整个国家的气象为之焕然一新,环境逐渐发生改观,这是这一批人从头再来并最终得以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契机。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既使下海,可能也买不起房子,也就百十块钱工资”,“四大金刚”之一黄永胜的长子黄春光说。1976年,他转业到地方,先后在几个国营工厂工作,日益深化的市场经济让他如鱼得水,很快就在社会里混开了,“应该是给了我一个公平发展和竞争的社会环境,我在‘海’里游得还可以吧,虽然不是冠军,但也不是最后嘛。”

黄春光把自己1976年进入社会后的全部历程概括为短短四个字,即“适者生存”。转业到工厂,不想叫人指着脊梁骨说不行,自我降格成“一年级学生”,从ABC学起,一天跟一个工位,把整条流水线跟下来,了解产品生产过程。从生产、技术、新品研发、销售一直到计划生育工作,在厂里他都管过,在这么一整套实操中,打下一个扎实底子,也加强着他的决心,“你要知道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怎么样能做好,或做到最好才可以,要没有能力,在这个夹缝里很难生存。”

这位苍髯老者气定神闲地点上一根烟,谈吐慢条斯理。比之于其他人,他身上多了几分养尊处优的雍容况味,衣着光鲜,修长的手指略翘作兰花状,小指上蓄有一段长指甲。这仪态隐有些许公子哥儿的派头。但从他的脸上很难看到什么表情,言辞平淡,没有一丁点儿戏剧性的激荡,眼神漠然,是典型的一种经风历雨之后转而看淡了风雨的情态。

1983年,为安置在青岛的父亲养老送终后,他寻求调回北京,按黄春光的意愿,当然首先是希望能进入体制内发展的,但那个体制不再可能给他机会,包括他同学邓朴方等人创办的康华公司等企业都不敢接纳他,眼看走投无路,最后是一个军地合办的贸易公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了他一条缝隙,才让他在北京立了足。这种处境极易对人形成一种本能上的驱动。

“从下海以后,我想的就是怎么能适应商场,怎么能生存下来,我不要最后变成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我有同学就是这样的,惨到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啊,养孩子都不行。”

他们身上所背负的包袱,也只有在这个阶段才得渐渐卸除。能不能为企业赚钱,这是商业社会取舍一个人的最基本和最现实的标准,从另一方面也就分散了人们对于政治的注意力。这些人的转折如此顺理成章——在人人削尖脑袋想着发财的一个市场经济里,他们也是爱干嘛干嘛,天地变得前所未有的广阔。

在赚钱这个问题上,黄春光表现显著,1980年代在北京做贸易公司,倒买倒卖,凭借着父辈和同学辈的人际网络,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别人上部委跑批文,半年也未必批得下来,他出马十天就搞定;别人上机关办事得送礼请托,他去了,机关里的同学朋友还要给他烟抽,“多数都给予一种同情,愿意给我一些帮助”。好风凭借力,最多的时候他名下有四台车子,同学请客吃饭全是他掏腰包,成天吃吃喝喝泡歌厅,生意场上虽然也挨过坑受过骗,但一年挣个百十来万不在话下。

“我算不上中国最早的一批富翁,只是有房有车。有一次我问柳传志,你的公司做到现在和90年代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说那时候请人吃饭,看完菜名首先要看价格,现在是只看菜名不看价格”,比照这个标准,黄春光很谦虚,“我那时候只能做到请人吃饭时要看菜名还要看价格,我不能说我很成功。”

黄、刘等人现在都已经洗手上岸,退出江湖了,把孩子送到国外培养,自己则留在家里养老,过他们那“有产阶级”的生活,处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坐观世事。历史事实的呈曲线走势,总能从个人身上找见刻度,有人上去有人下来,这是翻来覆去且经久不变的一种循环,而在其间进行着上与下交替的人们,都会有自己的书写和呈现,荣辱得失,在他们那里自有一番演算。

“如果我父亲当时还在位,可能301院长是我的了,卫生部长是我的了,或者我有资源,认识更多官儿,拿着一大堆白条去翻江倒海挣钱了。我也就失去这个,还能失去什么?这些东西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可惜。”李大征对本刊记者说,神情显得淡定。脱离原有轨辙,他们夫妇进入完全市井的活法,刘伟钦成天粗服乱头,穿得像个收破烂的,丝毫没有富翁模样,李大征的面颜沾染着苦涩涤荡过后的忧郁,亦找不到富婆风姿。颠来倒去的生活,似乎恰好还了他们身在亿兆庶民中间的本来面目,“全国人民都是老百姓,我凭什么就不能当老百姓啊?我凭什么非要是高干子弟啊?”

只是自从父亲划入另册,当子女的名誉也被打上了标记,在某类戏谑语境中,他们被视为“黑二代”个体,在社会上行走,所做的任何事情也都有可能遭到诟病。他们中看得开的,不忘顺带着自嘲——“屎在那儿是不臭的,结果挑起来反而很臭”。看不大开的,忍不住也要计较上几句。

“那些贪官的后代,才是真正的‘黑二代’。你们去调查,1955年授衔的这些将军们的子女,有几个在利用改革开放去腐败的?我不能说没有,但绝不多,就是因为他们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教育影响,家里头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跟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不要有特殊化。”黄春光坐直身子,不无激动,“我们可不认为我们是‘黑二代’啊,我认为我是共产党的基石,我们仍然属于这个党。”

“四大金刚”的孩子,原来都在军队系统就职,然而913事变猝发,这些原有可能冉冉上升的二代们春风不再得意,一齐被扔进了阶下囚序列。

“8年的审查,正是干事的年纪,什么事情也不能做,损失了所有的时间和机会”,吴新潮说,“当然是郁闷了,但有什么办法?关着就关着吧,后来也习惯了,人的需求是不断改变的,有时候需要自由,没有自由的时候有吃有喝就行。”

1971年,吴新潮是沈阳飞机制造厂的军代表,当空军司令的父亲被“停职反省”之后,懵然不知事发的他亦以待罪之身关入地下室。隔离之初,不免高干子弟的桀骜不驯,不老实,仗恃着将来还有北京的林伯伯、叶妈妈为他撑腰而闹腾。当有关方面向他传达中央文件,宣告林彪集团罪行,文件上罗列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他所熟悉的,那当口,吴新潮简直就像迎头浇下一盆冷水,吓了个半死,“操,那种感觉,真完了,任何希望都没有了。”

在地下室久不见天日,有段时间吴新潮的双目失明了。就是那种环境里,他还为未来作打算,觉得以后出去就当个农民吧。未料这个想法在他没出去时提前得到满足,审查折腾一阵,他被发落到陕西省一个偏僻农场种菜喂猪干农活。与家人断了联系,孤零零的日子不好熬,大年三十、正月初一,实在难受了就跑到野地里放猪,一个人呆上一天。但他还没有绝望,抱着“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心态度日。时处人人自危的文革期间,回想起来,他也曾揣着一根电线,随时准备自尽,但从来也没有付诸实践,他一边将此自我打趣为“活着没信心,死吧又没决心”,一边把眼泪都笑了出来。当年的诸般辛酸,在今天说起来倒成了可以让他这当事人捧腹的开怀乐事。

与同时期不少人的家破人亡相比,“四大金刚”的子女还挺顽强,竟没有一例寻短见的事情发生,这称得上是奇迹。

“文革那时候,你倒下来他倒下去的那种动荡我都看在眼里了,所以我家倒掉我不觉得很惊奇,虽然会悲哀,但没冲击到我内心,说哎呀我活不了了”。李大征说。她是李家长女,家快散的时候,他们母亲把几姐弟招呼到一起,告诫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谁都不许自杀,“活着都说不清楚,死了更说不清楚”。带着这叮嘱,李大征与当时在军事博物馆工作的刘伟钦一先一后被打发到山西。李大征落脚在野战医院,刘伟钦和吴新潮一样,在农场里养猪种地。

那所座落在山清水秀小山沟里的医院,哄传开她要去,大字报瞬间贴满,宣称坚决不许李作鹏的女儿与他们为伍,但这是总后勤部的安排,不接收不行,因此在她到达之前,大字报又都被稀里哗啦撕扯干净了。在那里她任劳任怨埋头做事,干哪样工作都不落后于人,也不调皮也不捣乱,很快就被基层群众和干部接纳了,凭着一手医疗技术,救死扶伤,越到后来越吃香,转业时连医院都不想放人,这让李大征颇觉豪迈。

“搁那儿就搁那儿了,你还能把我开除出地球去啊?我凭技术吃饭,我能干的活儿你不能干,那没办法,这是不讲阶级的。就是倒霉一辈子,你都得给我分配到医院里头,起码你不能让我扫大街掏锅炉,你还扔不掉我。”

她丈夫的处境,比她要悲催一点,当上李家女婿还没一年光景,这秀才就沦为有罪之人,从高阶上摔下来,没少被人算计。在农场里养猪,猪不产仔,人家责难他没尽到责任,说他是插在大粪上的一朵花,连让猪交配那点事儿都不懂;后来猪养死了,人家又责难他在搞阶级报复,“那时候北京在批判我岳母,农场这边就批我,说我一个砖头打死六只鸡,我哪有那本领啊?诬陷你,骂你,想害死你,都有。”

李作鹏在世的时候,对于子女心有歉疚,觉得对不起他们。但子女们也装作若无其事,即使在外头面对千人指万人骂,他们对于自己的父母还是相当维护的。忆及那段艰难历程,李大征声音哽咽,“我自己从来跟人这样说,我是李作鹏的女儿,他当副总长,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我跟着他享受了,所以他倒霉的时候我跟着他倒霉,我一点儿也不怨他,就算李作鹏上法场,我都愿意陪着他走,因为我是他女儿,没办法。”

已是入夜时分,微弱的灯光下,依稀可见李大征那双黯淡的眼睛里泪光莹莹,刘伟钦则默然无语地呆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像个老实的听众,夜色从阳台钻进来,包抄了大半个屋子,灯光不能匀称照亮客厅全部区域,这个一脸皱褶的老头实际上是坐在了一片阴影中。那段岁月,令他们的人生或多或少发生着缺损。黄吴李邱的孩子,因为立场与界限问题而离了婚的不无人在。李大征虽然要好一些,但她也有她所在意的东西。

反革命团伙的孩子,是黑得不能再黑的。遭人唾弃、天天被提溜着骂的情形,不鲜见。有特别要好的闺密,在父亲失势时翻脸就不认人,做得非常过分,这让李大征此生无法释怀,“原来你到我家我去你家,无话不说,刚出事的时候非常紧张,咣唧,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跟我划清界限,特别是头几年,天天骂你。特别要好的朋友突然一下这样,真受不了”。时过境迁,再到北京,这些人想请她吃饭,以便重修旧好,她一概不搭理。“过去我对人特别信任,和朋友无话不说,现在不是那样了,这也是那样一种岁月给我们留下的阴影。”

仿佛雨中飘萍,在那个特定年代,他们每个人也都失去了对于自身命运的操控权。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索性安下心,横竖听任不可预知的拿捏。隔离后,黄春光便是如此。在里面24小时看守着,吃了倒头睡,醒了还是吃,再没其他事情,他也就心无挂碍地那么养着,结果看守瞧着奇怪,忍不住问,“人家到这儿来都是吃不下睡不着,我看你又能吃又能睡,你怎么一点儿没负担呢”?他答说,“我没做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的事情,我有什么负担?我最多负担就是我父亲是黄永胜,那他是他我是我,我和他之间只不过是个父子关系。”

早在父亲被审查之前,黄春光不知道后面究竟会出什么事情,心里老有一种没着没落的感觉,及至隔离起来,除了照常吃喝拉撒,还有烟抽有报看工资照发,这倒让他踏实不少,“把我放学习班里,不是放在监狱里,就觉得悬着的心落地了。我说来了我就睡觉吧。”

审查与劳改之后,这些人纷纷被安排转业,离开军队。此时他们想要有所抗争。以吴新潮为例,他本来是要转业到湖北一个农场继续当农民的,不想去,住在漏雨的防震棚里,没有收入来源,还到处找关系想留在北京,几番活动,得到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批示,才落实了政策。与他一样,包括林豆豆、黄春光等其他林彪集团子弟先后亦都通过胡耀邦、赵紫阳等当时中央领导的帮助得到安顿。胡耀邦的家,那时位于富强胡同,不管是谁,推门就可以进,上访信递上,不几天就有批示,仅吴新潮为了自己和妹妹的问题,就反复找了胡耀邦数次,次次有回应。

至此,这批人的命运才有了实质落定以及重启的可能。因而直到今天,他们对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仍怀有感恩戴德的心情,吴新潮曾对胡德平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永远记住你父亲的恩情,我就是一老百姓,就这点朴素的感情。”

落架的凤凰并非不如鸡,黄吴李邱人虽下台,由于中央领导关照,生活、医疗等方面依旧享有特别待遇。吴法宪被安置在济南,住的是独门独院,和别的高级干部别无两样。吴法宪说自己是“臭名远扬”,声名在外,社会上尊他敬他礼遇他的人老不少,不难领略到老百姓的善良与宽容。到他过世,自发上门吊唁的人把花圈摆满门口,社会车辆去了七百多辆,弄得家里人都感到意外,“他们走后,看车的管我们要两千多块钱看车费,我说不对啊,家里有几台车子我们有数的。”说及此事,吴新潮和他太太又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沦落识人心,炎凉侵加,对于人情冷暖他们也便格外敏感。患难过后,一切归于寂静。今年,一位同处沈阳的远房表亲得知李大征他们也在当地生活,几经辗转找到他们,相见甚欢。40年悬隔,情谊犹在。这让李大征从中看到了人与人之间不曾丢失的一种纯粹牵系,她感叹,父亲在台上的时候,这些人没能跟着沾光,倒霉的时候,也跟着一块儿倒霉,却没有一个埋怨的,都是很朴实的人。

“四大金刚”是捆绑在林彪集团这同一根历史绳索上的,在今天,他们的子女之间关系依然密切,在社会上走动,“黄吴李邱”是习惯性的排序,都是历经风霜的,他们管自己叫“难兄难弟”,这些人现时的往来,内容不外聊聊天散散心,“我们现在去政治化地生活,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不是搞串联。”

在这个群落中,核心人物当然是林豆豆,她依旧像个公主。聚会的时候,“还是林大姐坐在中间,她是我们老领导的女儿,我们对她非常尊重,”吴新潮说,“我们四野子弟当年虽然被批成那样,但说起林彪,他还是有崇高威望的。林豆豆到广州去,四野的老领导们围着她坐一大圈儿,在位领导亲自出面接待。一个是政治需要,一个是历史感情,后者比前者来得更长久。”

林豆豆也颇有一番遭遇。913事发,举报有功的她终究逃脱不了身为林彪子女的现实,被撂到郑州汽车厂,人们像躲麻风病人一样,避之唯恐不及。“害怕沾边儿,厂长也不敢找她,就一个妇女主任经常往她家跑,关照一点,没人管她,很孤独。”当时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工作的刘家驹说。80年代他曾尝试《林彪传》的写作,到郑州呆了几个月,与林豆豆相处过,“她住的房子,我看过,阴冷,厕所都没有,很糟糕。她在郑州不上街的,单位给她设个办公桌,她几乎没有在那上面坐过一个小时,就是一种封闭的状态。”

“你是一朵并不孤独的小花,仍在接受寒冷冰霜的考验”,“多年来,你在痛苦中呻吟”——1985年,刘伟钦去郑州卖对联时与林豆豆重逢,那时她病卧医院,刘伟钦用一台老式相机给她拍了一张照片。40来岁的林豆豆,宛如娴静少女,坐在床上,微笑凝视镜头,尽管面有风尘,但是没有一丝忧伤与慌忙。多年后刘伟钦将这幅照片放大装裱,并陆续写下上面引述的题识文字。这些句子很能反映林豆豆当时的状态。

1987年,林豆豆回到北京,刘家驹带她到社会上开阔眼界,去百货商店买东西,那时早不是计划经济,她问要多少布票,弄得售货员像看外星人一样拿眼睛瞪着她。生活也很成问题,刘家驹带她到家里玩儿,“她去做菜,把胡萝卜切成几截就完了。那时候她已经没有帅府千金大家闺秀那种味道,很平庸了。”

后来落实工作,林豆豆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组织上给她一个正处级待遇。在单位里,她也自由,高兴去就去不高兴就不去。刘家驹了解到,知道林彪的女儿在那里上班,办公室里看热闹的人太多,让人受不了,领导的意思,叫她干脆就别去办公室了。

林豆豆目前已经退休,多年以来,尽管与外界社会建立起了较为稳定的联系,但还是有诸多的不便横亘在她与社会之间,找的人太多,她得躲避,连刘伟钦这样几十年的故交都不知道她当下在北京的住址,每次会面,几乎都安排在酒店里。

“很多人利用她照相,利用她的影响去搞商业,她都拒绝。”刘伟钦称林豆豆为“立衡妹”,以兄长居之,“她现在无所求,生活很简朴。我问过她需不需要钱,有什么困难。老没有,老好。”

林豆豆独身一人,没有后代。2008年,年届64岁,在北京,刘伟钦对她说,“40年风风雨雨过去了,我们都老了”。简单的一句慨叹,绾结着一生的波折,林豆豆闻之,泪湿眼眶,“她一般是不落泪的,我就看到这一次。”

在林的内心,有些部分是不可碰触的。刘伟钦曾将自己于1967年创作的一幅名为《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木刻版画送到北京请林豆豆题款,一见红旗招展领袖头像,林豆豆颇有不快,但没有驳他面子,最后还是在上面题了“历史一瞬”四字。自那以后,刘伟钦也识趣,避免再提过去的事情,“她不愿意说过去的事儿,唤起过去的回忆对她没什么好处。”

陷落在漩涡中的深浅程度不一,每个人对于那段历史表现出来的心态亦有所不同,不过总的来说,时移事易,情绪上会慢慢得到消解,至少在后代们之间,基于某种共识的作用,一定形式的和解是存在的。故而大家每每在一起觥筹交错把酒言欢的场景不难见到,氛围热切而又自然。林豆豆也是在这圈子里走动的一份子。2009年国庆,二代们聚会,席间林豆豆就主动执杯向李讷敬酒,旁人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唱和之。

“不要抱着过去那些东西不放,要跳出个人的恩怨情仇。父辈们斗来斗去,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各种综合因素的反应,既有个人恩怨也不完全是个人恩怨。那一页已经彻底翻过去了。”吴新潮说,“父辈之间的争斗,我总觉得体现在我们身上要淡化很多,包括林豆豆和毛家后人,刘源和毛家后人,我们这些子女在一起,那些恩怨已经不存在了,不管怎么斗,我们毕竟是在共产党这一个战壕里嘛。”

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着惊人的向心力,对于群体身份与父辈荣光的认同,必要时不难让他们把个人的身世沉浮搁在一边,为着与生俱来的共同血脉沿承而纷纷靠拢,其表现可谓一颗红心犹热。黄春光就试图身体力行这样做,两年前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建立,他努力争取成为其中一员,而右派人士想邀请他参加活动,他简直睬也不睬,口吻显得无比决绝,“我可以反对党的一些方针和政策,但你让我反对和推翻这个党,我是不会去的。这样不光是否定了自己,也是否定了父辈,否定了这个事业,所以我就是不会去参加这种反党的反毛的大合唱。”

白云苍狗,世事兴替,戏台上早已落幕,他们却搞得还很有那么一点忠义节烈的意思。2011年,913事发40周年,这帮难兄难弟专程飞到温都尔汗三叉戟坠落现场扫墓追思,在那个让他们倒霉了40多年的地点,对着一堆石头垒起来的坟墓,大家不免心绪起伏。

“觉得很悲凉,对共和国有那么大贡献的元帅客死异乡不能魂归故里,而且并不是年年时时有人去凭吊,真是,”黄春光说。他们这些孩子,多半在东北出生,后来又在林彪指挥的军旅中随父母由北向南一路打到两广地区,“我们从小都是唱着《林总的命令往下传》的歌一路走过来的。我们对林彪的感情是很深的。我当时说我们代表我们父辈来看他们,告诉林彪的在天之灵,我们没有忘记他,我们还在怀念他。”

早年罹祸,给每个人身上留下一道经久不能抚平的折痕,难免时时舔舐。祭拜之外,这些子女先后为他们的父亲整理出版了各自的回忆录或传记。对于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舆论上的反应是见仁见智,在他们来说这是出于一片孝道,是为了留存历史记忆,而在一些不以其为然的人来看,他们的行为似乎一本维护自我的光辉形象意图,在为老子翻案。迁臣逐客、功过是非,虽如云烟,却又余温未消。当此状况,他们中有人试图澄清自己的行为,“尘封已久的是历史,而不是政治。我们现在做的是史,不是案,我们不想翻这个案,我们只是想把最原始的东西呈现给大家,不造谣不造假,这是一种历史的复原。”

每个人站在各自的角度看待历史,所得到的成像会互有不同,但那一段历程给这些二代内心带来的振荡与猛省无从掩盖。在这些待人接物表现得精明与防备的二代身上,事实上也不失设身处地由己及人的自觉反观,对待现实社会中的事物,他们已经变得十分实际和真实,“凡事我都要多想多看,都要打一个问号,我不会一根筋地听谁的话了”。这是当一切早年的狂热、天真、愚昧在坚硬现实面前逐一粉碎后,为期40多年深深触及灵魂的一种重构的完成。

“当年搞阶级斗争成分论,我也是红卫兵,也很冲动,也把红和黑看得很重。这么些年过来,真正去看那些阶级敌人,其实都是人呐。当年是很幼稚的,人类之间的关系是无法简单界定的。”吴新潮两肘支在膝前,面容凝重,话语中透出饱经世事的深沉,“我们父辈跟着毛主席闹文革,这些事都是不对的。己所不欲,勿施予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希望在别人身上不要再重现。”(版权为著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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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15日, 9:46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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