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这是我在“历史嘉年华2013”上的发言,根据速记整理,有较大增补。此为文字版首发)

土豪

现在流行说“土豪金”、“,我们交朋友吧”,不过这和我今天要讲的“”并不是一回事。当下流行的“”称谓,大概是指品位不高却出手豪迈的土老肥、暴发户,普通人对他们夹杂着羡慕、嫉妒与戏谑等复杂情绪。而我要讲的“”,则是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被国家机器消灭的那个群体。我的爷爷也是其中一员。

“土豪”的词义我们可以梳理一下。西汉时已有“豪强”一词,可看做“土豪”的词根。西汉时的地方豪强,或由宗室演化,或由地主升级,或由巨商转成,或由游侠登堂,纵横乡里,乃至与郡守结盟,成为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势力。汉景帝时对地方豪强即有少数举措,至汉武帝时始对他们展开全面打击。

汉武帝时期打豪强,首先是政治目的,又分为中央朝廷维护统治目的与地方官员维护个人地位之政治目的;其次是经济目的,主要是中央政权与地方豪强在经济领域的二元对立,打压豪强的手段常表现为“国进民退”;最后才是微不足道的民生目的,整顿社会秩序,减少豪强兼并,改善黎民生活。

到魏晋南北朝,“土豪”一词正式出现了(如《南史·韦鼎传》:“州中有土豪,外修边幅,而内行不轨。”)。所谓“土”,就是地方,“土豪”就是地方实力派。当时的文献中,“土豪”多是跟“乡望”连在一起的(如《宋书·殷琰传》:“叔宝者,杜坦之子,既土豪乡望,内外诸军事并专之。”)。土豪乡望代表着地方有声望有资源的阶层,而打土豪运动,则意味着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之间充满紧张、此消彼长的关系。

朝代鼎革之际,土豪一般都没什么好下场。这时候社会结构通常都会被打碎,本来处于上层的土豪,多会被底层的愤怒群氓给掀下马来。我读明末清初的笔记,血腥记载随处可见,譬如姚廷遴的《历年纪》,就有详实生动的述录。

不过“土豪”一词真正进入到大众心中,大概要到1920年代,秋收起义“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之后。那是中国共产党崛起之初,它用仇恨和利益来点燃群众之火,得心应手,以后数十年里,这手段一直在使用。

到1950年代初,“土豪劣绅”再度成全国热点人物,这次他们隶属于“反革命”群体。

我的爷爷宋森友不是土豪,但他是劣绅,终于难逃一死。

爷爷在1948年考上国民党的县长培训班,然后在四川犍为的福禄区当了区长。当时福禄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山镇,三面背靠巍巍高山,一面临水——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俗称铜河,正如郭沫若自传中所言,“铜河——土匪的巢穴”。

那时的福禄,只有几条窄碎的青石板街道,除了在全镇地势最高的十分气派的王家大院外,剩下多是破烂茅草房里杂夹的几间瓦房。几百斤重的大青石条砌成三米宽的城门,每到黄昏,城门就关上了。

爷爷下车伊始,就着手对出没在深山老林中的土匪安抚招编。历尽艰难险阻,终于消弭了福禄四周让人谈之色变的匪患。福禄居民自发送来“一方平安”的大匾,彪悍山民还将在深山猎杀的老虎皮,送给爷爷做褥子。

为治理好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小镇,爷爷费尽心思,还让他的大女儿(我的大嬢)嫁给当地首富王家长子。谁知这联姻后来竟给我大嬢带来数不清的磨难。1950年后,王家被清算,大嬢的公公被枪毙,丈夫则被判无期徒刑,她一人拉扯大两个孩子,当乡村教师、短运站工人等。

1950年犍为归于中共统治。爷爷以“社会贤达”身份迎接解放军进城,积极参与维持本地治安。1951年初的一天,爷爷外出理发,久久未归。傍晚,理发师仓皇而至,告我奶奶说,“宋先生被军管会押走了”。我二嬢从福禄匆匆赶回犍为,军管会头头同意她去探监。二嬢来到监狱,面目全非的爷爷在她手心上写了一个“走”字,低声说,“越远越好”。

不久,又有人给我奶奶传话,说她可见爷爷一面。隔着铁栏,爷爷指着一张纸上写的三男四女姓名,一一询问平安与否,奶奶泪流满面、频频点头。爷爷将纸片交给她收好,回家后,她才发现还夹着一张小纸条,上书“亲友如相问,冰心在玉壶”。

1951年4月1日,爷爷与其他4人被枪杀在犍为西城门外,均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噩耗传来,奶奶当即昏厥,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滴水不进。爷爷后事,全靠亲朋料理。有人乘夜送来上好的楠木棺材。次日匆匆葬于犍为乡下塘坝之地。今已无从觅迹。

英国史学家伍德沃德于《英国简史》三版序言中说,历史学家在追述少数留芳百世的人物的同时,还应永远记住许多未曾留下踪迹的人。他们可能是千百年前的农夫或工匠,艰难困顿,随时可能屈从于入侵者的暴力;他们也可能是千千万万个小康境遇的无名小卒,常处于被当时的政权和制度吞噬的危险之中。

现在我讲爷爷的故事,也是纪念那千千万万在大时代中被吞噬的无辜生民。

据学者辛灏年研究,在中共建政前后,在所谓新老解放区,从没停止过镇压反革命。据中共官方统计,中共建政初期国民党残留下来的溃散武装曾被统称为“政治土匪”,约二百万人,另有特务分子六十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六十万人,共三百万人。这些人大多数已在清匪反霸中被关、被管或被杀。

1950年3月和7月,唯恐杀得不够的中共中央又发下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断言“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上发生了严重的右倾偏向,以致犹有大批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份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要求各地“当杀者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劳改者应逮捕监禁加以改造”。

1951年,中共基于朝鲜战争和农村土改的需要,进一步发动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当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镇反必须“严厉地大规模地进行”。1951年1月30日毛泽东批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1951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除掉浙江和皖南抓人和杀人较多的地区应停一下以便总结经验”外,又指示“其它杀得不够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

后来,毛又批示:“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在全国范围内杀人而论比例,古今罕闻。(张思之老先生当时在北京,是法院的律师,他在这次嘉年华会议上回忆说:“用不着审,法院成了摆设。镇压反革命运用的是所谓军法处的名义。军事委员会、军法处一纸布告,就宣判一个人死亡。北京市在1950年8月,一天最高纪录杀了200多人,我自己经历过的一天杀70多人。搞掉这些人命,统统都只需要一纸布告”。)

紧接着,1951年2月21日,毛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份子条例》,该条例将死刑扩大到了十数行,量刑标准无谱,连“传播谣言”都能枪毙,遂在全国掀起了镇压反革命的狂潮。所以薛蛮子应该庆幸,他不是落在老毛时代,如果薛蛮子在老毛时代,恐怕连上新闻联播的机会都没有,直接斩立决。

1950年代的镇反运动是非常残酷的,大约300万人包括我爷爷在镇反运动中遇难,绝大部分都是冤杀错杀。“反革命们”基本都未经公开审判,区一级的军管会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性命。从抓人,罗织罪状,到宣判,到执行死刑,只需要基层一级的政权就可以放手做完,可说是“镇反一条龙服务”,其手段残忍而愚昧。

那些被镇反的人,就像无甚价值的纸钱,新政权随手往火中一扔一大把,然而,他们却都是活生生的人,有着各自深爱的亲人!

现在来看,镇反第一个对象,是前国民党政府成员、前国民党军官等群体,这是镇反最主要的对象。其次是当地士绅,也就是地方的知识精英、商业精英或乡村精英。然后还有地方会党、拥有暴力资源的匪徒等。

镇反不是群众运动,虽然也会发动群众批斗反革命,但抓捕、宣判、执行的都是政权骨干成员,而且是贯彻从中央发布的指令。当然地方上也有人趁机挟嫌报复、私自加码,滥捕滥杀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镇反看上去是为了朝战和土改,但我们眼光再放远点,即可看出它实质上是新政权为了“格式化社会”而必须要做的事。如果地方精英不被摧毁殆尽,国家政权就不可能插入到村社一级;如果个人仍然有士绅社会这个缓冲区域,就不至于直接面对无情的国家机器,而为其任意索求、上下其手。

在传统皇权时代,中国一直是有社会的。1949年以后社会才基本上被“格式化”了。皇权社会是专制的威权社会,不是专政的极权社会。威权和极权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如何对待社会。威权是要管制社会,极权却是要彻底格式化社会,也就是取消社会。从皇权专制统治到共产极权统治,汉学家魏特夫将这过程称为“旧式的农业专制进化成工业极权”。农业专制虽然也有绝对的政治权力,但对社会与知识的控制是有限的。在工业极权政治里,极权得到充分发展并具备全面控制力,不仅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也完全掌控了社会与知识。

也有人问,这么多年来,一直宣传说镇反杀的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或敲骨吸髓的大地主,难道他们是无辜的?我想这么回答:那些被镇反的人,绝大多数都不是罪人(至少罪不至死),很多可能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如今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地主、绅士的认知,很多是中了官方宣传的毒手。

比如说刘文彩的水牢,比如说周扒皮的半夜鸡叫,都是官方制造的神话,带着臭不可闻的意识形态气味。如今这些神话多被史学研究者攻破。

刘文彩的水牢是子虚乌有的,事实上也没有几个人会那么变态,在自己卧室外面的地下整个水牢,成天听别人受拷打的惨叫来催眠。刘文彩为其乡里是做了不少好事的,比如修水利、兴义田、办义学、行荒政等。

半夜鸡叫也被考证出来是假的。其实你仔细想想,一个地主每天都在三更半夜起床,学鸡叫催雇工起床,他该是多么喜欢自虐才做得到呀!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写半夜鸡叫的高玉宝,智商为负数。

而我爷爷,既是前国民党政府官员,又是地方精英知识分子,自然在劫难逃。当福禄区长之前,爷爷家里只有几十亩田,不敷家用,就开私塾挣束脩,后来还教过高等小学。他去考县长培训班,也是想解决一大家子人的生计问题。

爷爷的书法绘画很好,乐山当代有个画家叫李道熙,就是我爷爷的学生。道熙先生以前曾跟我说,爷爷多才多艺,不止会书画,还懂音乐,长得也帅,有点像孙中山,但比孙中山高。他还笑着说我的长相不如我父亲,我父亲的长相又不如我爷爷,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爷爷被镇反后,至今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这么多年,我和姐姐只能给奶奶上坟,不能给爷爷上坟。更奇特的是,爷爷的名字都是我工作之后才知道。2000年,我问爸爸,爷爷的事情你怎么老不跟我讲,我爷爷到底叫什么名字?那晚爸爸就跟我说了,爷爷叫宋森友,森林的森,朋友的友。具体情况没有多讲,只提了一下,1951年,因他当过国民党的区长,在镇反运动中被枪决。

几年前,我父亲的兄弟姐妹们团聚(七人还剩六人健在),我执著询问,他们才分别向我讲述了一些旧事。他们的命运也因为我爷爷被镇反而改变。譬如我父亲,是老三届学生,高考时考了峨眉最好中学的第一名,却因成分问题而“不予录取”。我三伯更悲惨,1957年他在西安被打成右派,坠入牛鬼蛇神魑魅魍魉的苦海,20多年后才重见天日。他刻了三个闲章来描绘自己的一生:金陵学子、长安鬼神、渝州人老。民国时期他在南京一所大学就读,青壮年时在西安任教被打成右派,1980年代初在重庆得到平反,这时他已垂垂老矣。

三伯之前基本不跟我讲爷爷的事情,也不讲他自己的遭遇。他说,“共产党要秋后算账的”。

我现在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给我的家族父辈写口述史。他们的经历各自不同,有在最底层当搬运工的,有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做博导的,有在高校被打成右派的,有入伍后被迫嫁给军队干部的,还有我父亲,资质超群,却在小地方当中学老师过一生。

我要尽我所能做好这件事,去采访、去倾听、去整理、去搜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也是这代人的义务——记录历史中人的历史,趁他们还健在,记下他们的眼泪,记下他们的皱纹,还有他们的体温。

这就是我今天的讲述,谢谢你们耐心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