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说得好——有面包则无革命。倘若人人丰衣足食,有谁愿意提着脑袋去闹什么革命?革命、造反的直接原因往往是面包,虽然革命者罕言面包之事,其实他们也深知,一旦革命群众分得了面包,则继续革命的意愿会大大降低。辛亥革命前夕的中国,物价腾贵,分面包不均的问题实为革命的一大由头。
  老婆孩子热炕头,农妇山泉有点田。对于清帝国的臣民来讲,小富即安他们就很知足了,但就连这点简单的物质愿望对于身处风雨飘摇的晚清民众来说也是遥不可及。自从庚子后的“新政”推行以来,大清国表面上有了朝纲重振、经济恢复的迹象,但就小老百姓的生活体会而言,“改革红利”依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空头支票,日常居家成本却是结结实实上升了。民国时期的戏剧家齐如山在回忆录里记载清朝末年节节攀升的物价时写道:
  “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前,三十年之久,物价可以说是没有变动过,这于居家旅行,都是很方便而便宜的。比方随便说两种,鸡蛋永远是三个小制钱一个,一个现大洋永远是换小制钱一千枚,是一元大洋可以买鸡蛋三百三十个;麦子面粉每斤十五枚小制钱,是一元大洋可以买面粉七十余斤。”
  自从1840年在战场上败给了英国人,大清国就开始走背运,但即使在清国与西方列强屡战屡败的那些岁月,也没曾听过国内物价飞涨、百姓难以度日的说法。而庚子事变之后十年以来,清国刚一宣布搞改革,人心惶惶、物价飞涨的趋势却是有恃无恐。政府还为配合“新政”而强推行新铜币。为了减轻外债压力,铜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通货膨胀猛于虎。
  有学者估算,北京的物价在此期间上升了大约23.5%。这还是当时最保守的算法,久居北京的史学家夏仁虎对清末物价的悲叹似乎更能表达时人的心声:“然余观二十年来,生活程度之增高何啻十倍。昔日赁屋无过四金者,宴客一席亦无过四五金,车马喂养无过十金,仆媪工资只数百文,碾仓米为炊,数口可饱。所入虽微,犹有余力以为娱乐游戏,文酒之宴不废。每一思之,感深今昔矣。”
  仲芳氏在《庚子记事》记载1900年8月21日这一天说:“刻下每石银十,粗麸白面每斤银五分,买米只卖十斤,买面只卖二斤,尚须鸡鸣而出,太阳一出即售停矣。”同年10月7日,又记录道:“白面大钱五百六十文,小米面每斤三百,玉米面每斤二百,白米系南粮,海道不通,米庄不免居奇,每石需银八两上下耳。”看来,在物价腾贵的日子里,升斗小民即使有钱,也难逃囤积居奇的奸商们的算计。这日子,真叫人过得苦不堪言。
  “日子难过”之叹绝不是文人墨客的矫情,需知这大清国自开国以来,除却水旱蝗灾、农民起义的非常时期,物价大多数时候都是比较平稳的。史料记载,康熙年间“苏、松、常、镇四府大旱,是时米价每升七文竟涨至二十四文。”此后虫荒、水灾,米价进一步上涨到三十五六文,如此高的粮价已经有点民不聊生的意味了。不过,好日子总紧接在灾害之后,当大清国“连岁丰稔,价渐复旧”的时候,粮价又逐渐回落到正常范围。“自此以后,不论荒熟,总在二十七八文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
  清朝大致平稳的柴米油盐价格在20世纪的头几年里却一年高过一年,这老百姓怎么可能对政府搞的“改革”感到满意,社会的安定繁荣怎么可能实现?当然实现不了。1909年,清廷宣布“立宪”的话音犹在耳际,湖南长沙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潮。洞庭湖滨各县遭受水灾,湖南政府粮食储备锐减,库存空虚,而市场上的米价却是一日数涨,远远超过了普通人能承受的范围。
  粮食大省湖南历来都有余粮运销外省,但湖南巡抚岑春蓂在这个紧要关头偏偏不顾灾荒缺粮的情况,依然允许商人们继续运粮出省,私许买办商人伙同外国洋行深入产米地区进行搜购。加上地方官吏的贪赃舞弊,大量粮食经过湘江公开地或偷偷地络绎运走。长沙一带粮价从二三十文飞涨到七、八十文以上。虽然清政府一度设立过救济灾民的平粜局,但高企的粮价又怎是收入微薄的穷人们所能问津的?“白粲盈前,只成饱梦”的灾民心彻底死了心。到了1910年,湖南境内已满是“每日饿殍死亡相继,卧病呻吟,几于比比皆是”的惨象了。
  饥饿的农民聚众抗租抗赋,抗纳漕粮,向地主大户抢米,以至进城抢米的风潮连年不断地在许多地方发生。粮价和食品价格问题带来的连锁反应席卷着清国的最后日子。1911年10月5日,离武昌起义只有短短数天时,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给全国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写信抱怨说:“猪肉这几天就要涨到三百文制钱一斤了。”三百文制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犹记得宣统初年,物价猛涨之时,一斤猪肉最多要价九十多文制钱,没想到时隔不久,这猪肉的价格又往上拼命涨了三倍之多。民众对此是既敢言又敢怒:逼急了,大不了学水浒里的阮小七,来演一出现实版的《打渔杀家》,反了他的!
  固然,物价涨多涨少,根据时间、地域、人物具体感受的不同,必然有所差别,但人们千差万别的感受可以归纳为一个明确的共识:物价一直上涨,收入却未增加。算算这“新政”的口号上至朝廷,下到庶民,已经喊了这么些年,百姓的日子不仅没有变得更好,改革推行下来的结果反而是富者更富、贫者愈贫。广大的底层消费者成了为权力高层的政治博弈买单的冤大头,其凄苦如此,想来实在令帝国臣民心寒。考虑到由此带来民心向背的变化,也怪不得清国子民忍无可忍,最终跟着崇尚武力破坏的革命党人振臂一呼,不愿意再继续当温顺的帝国子民了。
  古今中外,但凡暴政将亡,革命势在爆发之际,物价飙升、民生维艰的情况大致是差不多的。18世纪末期的法国风雨飘摇,当时波旁王朝也曾想搞改革,结果一实行货币和商业改革的结果却是物价飞涨。1791年12月,原先价值100里弗尔的纸币,其市值已经跌到了80里弗尔,在新的一轮纸币发行后,进一步下跌到65里弗尔。此后数年,纸币的贬值一刻未停。1790年只卖2法郎的一袋面粉在1795年涨价到225法郎;一双鞋的价格由5法郎涨价到200法郎;一顶帽子的价格由14法郎上涨为500法郎。
  商品价格上涨到这个份上,社会距离依靠以暴力、恐怖和流血而维持的乱世也就不远了。果然,当年的法国在一轮轮疯狂的涨价之后迎来了混乱的“革命年代”,战争与复辟伴随着革命之后的共和国。百余年后,抱定改革决心的清廷同样为自己开创了物价疯涨的岁月,而且在涨价之后,整个旧制度面临彻底的崩塌。历史似乎又一次在不同的时空里重复着自己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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