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3年11月21日,由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主办,共识网协办的“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2013年颁奖典礼”在中国政法大学成功举办,会议上,法学界诸多专家学者围绕“三中全会决定与中国宪法学研究”展开讨论,本文系江平教授在会议上的发言文字稿,经共识网整理,作者授权,特此刊发。 

“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这是蔡定剑生前非常语重心长的一句话,在当下中国,也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从去年10月份召开的十八届大会到今天的一年期间,到底蔡定剑教授所向往的宪政民主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我认为在这期间,宪政民主的问题有忧有喜。忧大家都知道,对于宪政的提法上面有”七不讲”,也有不少的文章来谈宪政是资本主义的,来批驳所谓宪政的思想和理念。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要看得太重,为什么呢?

 

第一、这终究是一个中央办公厅的文件,据说很多地方没有传达,中国政法大学就没传达,听说北京大学也没传达,还有些学校也没有传达,看起来它似乎不是一个非常强制性的措施,而是带有号召性质的。

 

第二、现在的中央文件里也没有这么一句”不许讲宪政”,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讲过这些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说是否把它看作是中央一个全会决定的文件,因为它终究不能跟三中全会的文件相提并论,也没有组织大家来学习、讨论。从习近平同志的讲话里,我们也没有看到类似的一种信号。

 

对待现代反宪政的一些文章和提法,我们要认真对待,但是不必要过分恐慌或者压力太大,据我所知,现在的法律界不管哪个方面,宪法学的,其他的法律方面的,似乎对于不许提宪政一事,没有几个表示很同意的,至少我所看到的宪法学界的都是认为:为什么社会主义就不能谈宪政?有宪法就应该谈宪政,宪政是理所当然的。我是半路起家,在研究私权的过程中逐渐关注起公权力,我认为宪政是必然的,有宪法就必然要有宪政。

 

蔡定剑教授另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是”宪政民主”里面的”民主”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一看三中全会的公报。它引起了大家很大的重视,前天在《财经》杂志举办的年会上,我发言的基本观点是,三中全会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亮点不多,但在司法改革方面亮点比较多,政治体制改革很大一部分涉及到法治国家,法治内容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在以法治国里,司法改革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从这一点来看,我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前途就抱有审慎的乐观了。因为终究司法体制改革方向是正确的,而且它的步骤也可以说比过去大得多,过去强调”三个至上”,现在提”宪法学至上”,变成”一个至上”了,法院最根本的、唯一的标准,即:独立审判,法律至上、宪法至上。

 

另外强调了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去行政化、去地方化,以及司法公,从司法体制改革应该说是走在一个正确的路线上。如果比较起前些年我说的话,即”中国的法治在倒退”,那么现在应该说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司法体制应该是前进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对政治体制改革抱有审慎的乐观。为什么呢?你不能要求现在的领导人一上来就谈党政分开,就讲民主选举,对于他们来说,用这个标准来要求可能是过高了,也许欲速则不达,你希望它快,但是它如果快了,可能最后根本就达不到。

 

从这个角度来说,三中全会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部分中,关于民主发展的内容写得很空,缺少一些具体的手段来行使人民的民主,来行使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的权利,所以,它不如在人权问题上取消了劳动教养制度、无罪推定或者类似于现在司法改革里面的一些机制的改变那样,在改革了要点上,有明确的要求。

 

总体来说,搞宪法的人所面临的现实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比起我们搞私法的人,搞公法–尤其搞宪法–的人所承担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宪法学者在历史突破上的任务就更艰巨了。

 

我没法在这个会上谈我在学术方面的观点,我不像道晖、步云这些真正搞宪法、人权的学者,我是搞私权的,所以在理论上谈不出太多东西,但是我深深感觉到搞宪法的人所面临的困难要比我们搞民法、私法的人大得多,你们所承受的压力也大得多,所以你们应该比一般学者具有更高的抗压能力。搞宪法的人如果具有了抗压能力,才能够做出一些成就。我对蔡定剑教授最佩服的就是他有抗压能力,他能够在那个情况下大胆站出来,提倡宪政民主和其他一些宪法的要求。所以我们要发扬宪法学者的抗压能力,这是我的期望。谢谢大家!

来源: 共识网 | 责任编辑:徐书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