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李雪峰: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

   (一)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1965年12月7日,接到通知要我到上海参加中央的会议。当时我在下面搞”四清”。7日,我从河北永年县赶回北京,8日由北京飞到上海,行前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

   12月9日开始开会。会议由林彪主持,毛主席没有参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罗瑞卿。

   批判罗瑞卿的起因,是11月林彪让叶群从苏州到杭州向毛主席告罗的状。林让叶到杭州,告诉她要躲开什么人,直接找到毛主席。叶群到了杭州也不容易见到毛主席。主席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事,让她等。她就和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谈了谈。她在杭州打电话请示林彪,想给主席写个东西送上去。林彪批评她:你糊涂!真蠢!意思是必须向毛主席本人讲。叶群又去,写了个条子,要求面谈。这样才见到毛主席。

   据说讲了5个小时,主席听了5个小时。主席问得很仔细,但一直不表态。最后,毛主席相信了叶群的话。

   这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视察工作。12月10日,中央要他马上回来,到上海开会,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接到通知就飞到上海。一下飞机,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吴法宪迎接,将他送到一个地方,警卫森严,实际上是软禁。罗瑞卿是搞保卫工作的,他一住下,马上就明白自己已经失去自由,非常生气,又莫名其妙,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没有参加会议。李井泉不知道,还给罗瑞卿送桔子。

   我参加的那个组是总理主持,有贺龙,还有叶群等知情人。

   叶群在会上介绍了她与主席的谈话过程。她揭发罗瑞卿和刘亚楼两个人躺在床上,密谈一直到天黑。(刘已于1965年5月病故,生前为空军司令。)说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

   ⒈林总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退出也要退出,现在不退出,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

   ⒉要保护好林总的身体;

   ⒊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

   ⒋一切由罗管,要放手叫他去管。

   还说罗骂林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等。

   雷英夫和我在一个小组,表现十分活跃,大讲罗对毛、林的不满,等等。

   在会上,邓小平比较和缓,传达了毛主席在12月2日在海军的报告上对罗瑞卿问题的批示,内容是:”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现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总理也很谨慎,态度很不明朗。贺龙讲了几句。

   林彪在会议上宣布撤消罗瑞卿的职务(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

   我当时想,罗是听毛主席话的,和毛、林的关系从来都是可以的,怎么现在一下子成了现在这样?!

   会上规定不准记录,也没有讲怎么传达。会议开得十分秘密。13日会议结束。

   16日我飞回北京。要向下传达,因为没有记录,只能是口头传达。我当时兼北京军区政委,在军队本来应该由在军队的廖汉生同志传达,但他说军队地方一块传达,非要我传达。我是第一政委,没有办法,只好传达了。我也没多说,写了一个很短的提纲,后来又在华北局传达,要点就是毛主席决定开会,大家都赞成。会后,军队就开始批判罗瑞卿了。

   搞掉罗瑞卿,不等于说毛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毛主席考察干部是反复的,长期的。他批评彭德怀时就说过林彪:”别人的事情都是马列主义,就是对他的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义。”林将自己的病看得过重,迷信中医。抗美援朝这么大的一件事,高级干部应该为之拼命的,然而主席提出林彪指挥时,他竟推了,还认为不应出兵,自己跑到苏联养病去了。这件事与斯大林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但很可能是走高岗这条线。斯大林和高岗有直接的来往,而高岗进行反刘少奇活动首先找的就是林彪。联系到早在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上林就反过主席,主席碰到困难的时候,林会怎么样?主席一定会反复考察的。

   1964年9月28日至10月12日,罗马尼亚领导人毛雷尔、齐奥塞斯库在中国访问期间,曾劝中国同苏联和好。主席顶了,意思是不行,要和好,苏联总要有个表示,先讲话(自我批评),90%的责任应该是他们的;林彪在一旁说99%。”文革”初期,主席讲不宜搞急刹车;林彪赶快讲:如果急刹车可能摔下来。林总是这样,总是表示和主席的意见完全相同,而且讲的比主席讲的还厉害。主席一讲完,他马上讲两句话,第一句是毛主席发表了非常重要的指示,第二句是我完全拥护。他的这些作法也可以使主席从另一个方面考虑:你一直捧我做啥?实际上,林彪越是捧主席,主席就越警觉。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牢牢掌握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有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

   (二)一九六六年三月

   1966年上半年实际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酝酿时期。

   上海会议后,1966年1月21日,江青由上海赶到杭州和林彪商量”文艺革命”的问题。林向总政下达指示,2月2日至20日,江青根据林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说:”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专了我们十七年的政”,”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3月22日林彪将座谈会纪要报中央军委。纪要经毛主席修改三次,再由林彪报中央,4月10日以中共中央的文件下发。

   3月8日凌晨,邢台发生地震。我们正在天津召开华北局书记处生活会。8日晚周总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进行救护、救灾工作。我当时表示要去邢台。总理说:你先不动,我先去。

   总理赴邢台视察后,12日到16日在天津参加华北局的会议。16日总理作报告,会议结束,我们回到北京。

   会议还未结束时,我就接到通知,让我到杭州开会。

   17日我从北京乘飞机到上海,而后乘火车到杭州,我们住在新落成的西泠宾馆。忙中偷闲,住下后游了苏堤。

   当天下午5时,我们到主席那里开会,主席住在刘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六大区书记,总理,彭真都在。小平同志没有来,他为了躲开处理罗的事,到三线视察去了。

   这次会议我有记录,会开得很自由,没有正式报告。主要是毛主席讲。他先是扯些闲话,很随便的,然后讲到文化革命,点了乔木的名(他未到会),批评了吴冷西。毛主席讲吴冷西,乔木,”我看你们只是半个马列主义者,半个三民主义者,你们自己做结论,算不算马列主义?”大家也听出来,不只是这几个人的事,而是批评文化工作方面的问题。主席也没有讲得那么透。

   大家听着,哑口无声,谁也不能表态,陶铸是勇敢的,敢讲话,这次也很谨慎。参加会议的人相互之间也不敢多说话,又都想试探一下,了解情况,但是谁也不主动,也不敢主动。

   当时彭真的地位还可以,还是中央秘书长的角色,还管着罗的事。记得会议中间,他去接电话,回来说罗(3月18日)跳楼把腿摔坏了。这时毛主席有些惊讶的样子,问:”为什么跳楼?”然后讲了一句:”真没出息!”听起来意思是官司刚开始打,就跳楼,官司还在后头呢。我想主席还在观察,从以后事态的发展也可以看出。主席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中央还未做任何结论么。主席还在考虑还可能牵扯到什么人。

   3月会议主要点了杨尚昆,陆定一的事,还听了江青介绍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会议对罗的揭露就多了。一边倒,群情激愤,光听会上揭发的事,那么罗的问题就大了。

   20日上午会议结束。

   21日,陶铸领头,大区书记参观了花坞、玉泉。我们离开杭州到上海。23日从上海飞回北京,当天召开书记处会议。

   (三)一九六六年四月

   杭州会议后,学术批判不断升温。4月9日-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学术批判的问题。

   会后马上召开第二次杭州会议,又叫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我于14日从邯郸返京,15日飞上海,从上海到杭州。当时来的人比较少,就安排在西泠饭店(八层楼)。

   彭真来得晚,我们还换了一下房子,住在同一层。

   叶帅也来得晚,来了就问我:”这个会议是干什么的?3月不是刚开了会?”

   我说:”我也不知道。”

   叶帅说:”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和我讲了两句话,说现在又出事了,我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以后,要求和毛主席见面谈话。彭真和徐业夫讲话时我正在旁边。彭说:”我要求和主席见面,只讲20分钟。请你转告。”徐业夫会转告的,可是主席没有见彭真。这样我们知道事情大了。

   会议还没有正式开,18日关于彭真问题的材料就出来了。一个材料是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面发表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并加”北京日报””前线”的编者按。在编者按中有所检查,并提到”前线”发刊词。康生讲这是个假批判,真包庇,假装自我批评。又说”前线”也发了一篇文章,文章我始终没有看到。我知道”三家村”的问题牵涉到北京市委。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是按照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记要”的精神写的。社论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经到来。

   19日开始开会。

   20日,22日,24日,25日在主席那里开了几次会。主席谈得很活跃、和缓,但讲话中插那几句话就重了。主席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他不愿意在那里住,他愿意到上海来。那时柯庆施和江青联系较多。1965年初,江青就躲到上海来密谋策划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文。

   我们都在西泠饭店。吃过饭,出去散步,六大区书记包括刘澜涛在内,没有一个和彭真并行,并且都不和他说话。我还和他讲话,因为彭真1938年就是我的上级,关系可以。但是我们也只讲点废话,”天热了……”等等。谁也不敢讲正题。

   4月21日少奇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回到杭州,主持了类似政治局的会议。刘少奇主持,总理讲话,因为少奇从3月16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总理主持。在会上少奇点了两个人的名。

   王任重说:主席讲得很好,很重要,是否将毛主席的话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到全党。陈伯达说:那你根据你的记录写一下。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来。王任重记录的特点是谁的话都记,但只记要点。我的记录是毛主席的原话,但是别人的插话就记不下来了。我一看他的记录同我的不尽相同,就没有往外拿我的记录稿。王任重起草文件,后来改动很大,康生说改了八遍。(但也有另一种比如刘志坚回忆:4月14日总理把他叫到钓鱼台8号楼说,中央决定刘和陈亚丁到上海参加一份中央文件的讨论和修改,这就是”五一六通知”。16日他俩飞上海,当天康生,陈伯达,江青召开会议让大家讨论,5月1日刘回到北京。这就是说,第二次杭州会议还没有开,中央已经在组织人起草”五一六通知”了)。

   4月24日,会议基本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草稿。

会议结束,中央指定我和宋任穷两人和彭真一道乘飞机回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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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17日, 6:01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