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愚 | 毛泽东时代的关键词

红色

我来到世上第一眼看到的是黄色。院子里那丛黄花所发出的耀眼的光芒,让我对已经开始的人生充满好奇。在我的印象里,蜜蜂绕着娇媚的黄花转圈,忽而钻入花蕊,忽而飞走,他们嗡嗡的喧闹一直在耳膜里回响。

太阳在我眼里也是黄的。他亮的时候,叫他大黄,暗淡的时候叫他小黄。

然后是麦子的黄,熟透了的麦田有燃烧之势,如果人们不屏声静气从路边走过,他们就立马会被点着。

至于红色,是从那只平时软绵绵的小羊体内涌出的血。快过年的时候,爷爷杀了牠,牠安静地躺在后院的硬地上,好像睡着了一般,我隐约感觉那是不会再醒来的“睡”,牠的血从脖颈出来的时候是殷红的,做熟后变成了绛红,看到瓷盆里凝固的血块,我本能地感到恐惧。插在地头的红旗被风绷紧,那是展开的羊血。“咩——”飘扬的红旗带给我的是哀伤,那只跟在我后面轻声叫唤的生灵的悲鸣。旗帜发出的声音让我紧张,因为它是地里唯一的人造物。喷在门框上的标语,是那种蒸腾的红,我能想象羊血在小羊体内流动的情景。小学四五年级,胸前被红领巾勒住的时候,我激动不已,终于被一种令人恐惧的颜色接纳了。

敌人

谁是敌人?地、富、反、坏、右。

地主、富农属于旧时代家境殷实的人,财产被“贫下中农”瓜分,无政治前途,下沉社会底层。村子里有一户地主,看门狗被人毒死,子女驯顺,其孙子与我同学,孤单,低头看人,我怎么也看不出他的阶级属性。

反革命,大约是指思想犯,农村甚少。

坏人,是一个跨时代的概念,偷窃行骗、杀人淫乱者皆可谓之坏人。

右派倒有一个,在汉中某工厂上班的姑爷,因为说了几句牢骚话,为人又小气,就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回乡,整日做低头状。

村里有懒汉、有说“二”话的,除此之外,似乎也很难发现国家的“敌人”。

每个人都在瞪眼寻找阶级敌人,每个人也害怕被当作阶级敌人。

我知道自己不是敌人,但我害怕自己的亲人被当作敌人,那样一来,我也就完了。

万岁

高家七年制学校门口斜对面就是万家村,所以,当第一课看到“万岁”这个词时,我看了邻座的万姓同学一眼。跟着脾气暴躁的高个语文老师念诵“毛主席万岁”,似乎在对某人发威。这个句式隐含某种不可更改的力量,我感觉只有“毛主席”才能“万岁”。

不死的神话的种子悄然埋在我的心田里,几年后,当我看到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剧本时,看到毛泽东的出生年月时,便认定那一年才是人类的开始。

在我数数的时候,数到百就有点吃力了,千能想象到,万是无论如何也只能仰望的数字了。村里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疯疯癫癫死掉了,她好看得令人痛惜。另一个因没入上共青团而无缘升学的男子,郁郁寡欢精神崩溃,发疯后被家人关在牲口棚里,二十一二岁便死了。身边的大人,有的活到三十岁就死了,有的四十来岁死了。男人们一过五十来岁,人就缩在棉袄里,佝偻着晒太阳了,活过六十岁就算高寿了。

我记忆最深的是,队里一头老黄牛,拉犁二十多年,踏遍四百多亩好地,拉不动犁了,便被社员拴在四根木桩上,七八个汉子将牠扳倒在地,几个人拧住牛头,一老者手持利刃捅进脖颈使劲搅动,血“噗噗”流出来,老牛浑浊的眼泪也滴下来。剁头砍腿,开膛破肚,每户分得几斤老肉。骨头让屠牛的几个瓜分了。

高音喇叭

唤醒渭北台地人的,是大队部屋顶上的一只高音喇叭。这个管辖高家村、汤家村、万家村、郭管村和三合村的行政组织,隶属于扶风县五泉人民公社。

高亢的《东方红》把人们从梦里引渡到毛泽东的中国。“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在膜拜般的感恩曲调中,土墙灰瓦的村子喧嚣起来。一日三班劳作,黎明即起,从早上五点干到七点,囫囵吞枣咽下早饭,又要从上午九点做到十二点,紧赶慢赶吃完一碗面,上班的铃声又响了,下午一点开始的是最漫长的时段,一直要忙到晚上六点才告结束。晚饭后经常加班到十点左右,繁星满天之际,他们软绵绵的脚才踏上归家的路。被公社化组织起来的农民,几乎没有自己的闲暇时间,劳作,吃饭,再劳作,吃饭,再劳作,然后才是人人盼望的夜晚。收工时分,暮色渐浓,喇叭里传出雄壮的《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这样一天的劳动,精壮男劳力可得十分工分,也就是一角钱,女劳力仅有八分,八分钱也就能买到一盒当时最便宜的羊群烟。

做饭,洗碗,喂猪,洗锅,一直等到孩子们在煤油灯下做完作业,俯身吹灭土炕中央的灯盏,母亲一天的辛劳才算完结。孩子们起夜时,静夜里能听到父母深沉的呼噜声。

麻雀少得可怜,见了人便惊恐乱飞,这是“除四害”的后果。人吃不饱饭,狗猫便无所依。静寂的村子里,唯一可闻的是鸡鸣。自从有了每日喧响的高音喇叭,公鸡打鸣,母鸡下完蛋后的啼叫,突然悦耳起来。

太阳照在喇叭上发出刺目的光芒,远远就能看见。

在幼年,高音喇叭让我一遍遍憧憬首都北京,天安门里坐着毛主席,那个铁家伙嘴里呼出的就是他老人家圣谕般的气息。

英雄

英雄是那个年代的特产。

所谓英雄,就是把生命和鲜血献给“新中国”的人。“新中国”等同于祖国、毛主席、共产党、革命事业、共产主义理想——也就是为了我们每一个卑微的“新中国”的生民。

官方推出的英雄谱系有四类:一是刀光剑影中的献身——故意引错路被日军杀害的十三岁的王二小,拒绝投降被铡刀砍死的十五岁的刘胡兰,手托炸药包炸碉堡的十九岁的董存瑞,在朝鲜上甘岭堵枪眼的二十一岁的黄继光,甘愿被燃烧弹烧死的二十六岁的邱少云……这些英雄人物令我敬仰,时常幻想还能回到那样的革命年代,也能像英雄们那样为革命而死;另一类则是平凡生活中的壮举——以血肉之躯扑在即将爆炸的地雷上的二十三岁的士兵王杰,拦惊马救火车的二十三岁的士兵欧阳海,为救公社羊群冻伤的“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些英雄也让我感动;第三类是分类英雄——有鞠躬尽瘁的好干部焦裕禄,有铁人王进喜、掏大粪工时传祥、有售货员张秉贵,有纺织女工赵梦桃,有农民陈永贵……这些行业示范英雄,是让国民照样画瓢,按单抓药的,也给出了一个驯顺者的上升路径;第四类是“造反”英雄,有聂元梓、陈阿大、张铁生、黄帅等等。他们或是奉旨造反,或是因反对现行秩序而被操盘者所利用,名曰为革命而造反,其实是另一种革命的“过河卒”。

通过这一系列英雄塑造,当局设立了生命的终极意义:悲壮光荣地死,勤勤恳恳地劳动,大张旗鼓地“造反”。

革命是预设的神圣目的,我们生下来就是为了他而牺牲。任何不敬都是不可饶恕的。

烈火,激流,刀子,只有牺牲生命才能成为英雄。

平凡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

日子平淡。在革命化的生活里,村无闲田,路无闲人,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又能做什么呢?我只能期待惊险时刻的到来,需要献出生命的时刻到来了,然后视死如归地冲上去。

问题的关键在于,有谁知道我是为革命而牺牲的?

冥冥中或许有一双眼睛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但我更需要自我证明。这就需要日记。好在有《雷锋日记》做范本。雷锋那样闪光的格言警句我还想不出,也没有能力生产出革命所需要的华美的句子。我曾设想,当自己为革命献身时,有人会从课桌里掏出我写了很久的日记本,发现我崇高的思想,我的事迹被毛主席老人家知道了,一夜之间全国出名,成为同龄人学习的楷模,父母因为养育我而享受无上的荣光。

但我必须目睹这一切。即使死了,我的灵魂还活着并且照看着这一切。就像《烈火中永生》江姐和许云峰,扮演者因为知道自己演的是万世流芳的英雄,便“自然”以英雄的模样行事。其实,我只想做一个不死的英雄。我当然知道“死”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像爷爷杀掉的那只小羊。“死”就是安静地睡着了,太阳照常升起,而世界不再有你的呼吸。谁也不愿意那样“睡着”,但革命叫你去死。以壮烈牺牲为荣,以平庸活着为耻,这就是我所接受的教育。

坏人都是死,病死,被杀死,好像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再也不会醒过来;而革命者是牺牲,仿佛只是睡着了,他们作为革命的祭品拥有无上的荣耀,他们愿意这样睡去,而且,在后人的膜拜中一次次享受荣耀,并活过来——他们知道自己活在国家和人民的心中。

我也曾经设想过,当被敌人严刑拷打的时候,我能如同先烈那样宁死不屈。内心里其实很害怕火钳子弹和老虎凳,我知道当自己真的面对那些东西的时候,一定会乖乖举手投降的,对生的渴望本能地战胜了当革命英雄的冲动。

在高奏英雄主义主旋律的情形下,身边的人都显得那么猥琐、落后,父母的一些话语都让我无法忍受。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们就是这个时代要改造的对象,因为他们渺小,自私,斤斤计较。我不能从他们的话语里得到一丝做革命者的鼓励,他们只是叫我小心,听话,不要学坏。

国家大事由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全国人民只是奉命高呼“拥护”或“打倒”的口号。议论国事月旦人物,皆有危及生命的风险,从伟大领袖毛主席到一个大队芝麻小官,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在那个时代,人们在一起除了“哈哈”“呵呵”之外,确也无话可说。逍遥派,那些只怜惜自己的苟且者,在毛泽东时代活得好不自在。

为了活下去,你必须像狗一样卑贱。

标语

高音喇叭里的口号,喷绘在布料横幅上,涂抹在众人经过的墙面上,甚至直接刷写到崖头,成就了那个时代的标语景观。一场新的运动,往往经由标语的更换而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林批孔,斗私批修!”“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铿锵有力的句子,让人心生莫名的紧张。我不能明晓其含义,但能感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来自政权的威严。

造反派在舅舅家窑洞外墙上刷写了一条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母亲说她每次路过都不敢正视。被定为地主的外祖父,是该村革命者批斗的主要对象。

印象最深的两条标语,是写在高家学校外墙上的:一条为“工业学大庆”,另一条曰“农业学大寨”。这是由佝偻着身子的二伯用白灰书写的。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当年跟着胡宗南将军在陕北剿匪,腿部中弹,胡部南撤时告退养伤,遂成村里最有文化的人。他为人刚直,说话慢条斯理,用词文雅。他珍视的藏书,在文革中被觊觎良久的红卫兵掠走。

他先用尺子画好方格,才一笔一画写字,描了又描,最后示人的是工整的标语。

大庆,大寨,来自远方的神秘的名字,好像毛泽东的两个好儿子,令人神往、膜拜。我们邻近有一个村子也叫大寨,是一个定期牲口集市,我曾跟父亲前往买过一对猪娃。

县里把公社和大队干部拉到山西昔阳县的大寨学习,他们回来就指挥农民在平地上修梯田,把平展展的地弄成一块块梯田,种上了红高粱。施肥浇水,秋天里高粱的果实翘满了天,人们欢天喜地磨成粉,做了一锅褐红的搅团,硬而涩,随着新鲜的口感下肚,却呼爹喊娘才拉出来。第二年,人们死活也不愿种高粱了。

水库

高家村和绛南村之间有一块壕沟地,一年两季种植麦子和玉米,麦穗饱满,棒子硕大。秋天里,我和小伙伴们经常钻进玉米地,拔猪喜欢吃的刺棘牙。壕边有一孔废弃的窑洞,以前相比是住人的,累了我们就躲到里面歇一会儿脚。从壕里往上看,碧蓝的天就更高了。我有时想,躲在这里该有多好啊,大人找不到我们,也就不用干那么多活了。

这里突然被公社官员看中了,他们要在此修建一座水库。

水库,这是一个美妙的词汇。尽管已经有了宝鸡峡灌溉工程,庄稼早就喝上了高干渠和二支渠引来的渭河水,但多一个随取随用的水库又有什么坏处呢。一想到壕沟里盛满了清澈的水,从此将吃得饱饱的,人们便喜上眉梢。

田野里插满红旗,架起喇叭,打夯的吆喝声升起来了。人们的汗珠落在地里转眼就不见了。两个月过去,一座占地上百亩的水库竣工了。堤坝开阔,可跑两辆拖拉机。

从香里引渭支渠花钱买来的水注满了水库。太阳照在水面上,发出炫目的光。

队里派人日夜看护,防止阶级敌人破坏。

水很快渗走了。修水库时,为防止渗漏,特意用白灰拌土,铺了一层又一层,大人们拉着碾子来回压实。水跑完了,拿不出蓄水的钱,水库就闲置在那儿。

在我的记忆里,好像从水库里抽过一次水。

水库里长满了猪也不吃的野草。

修水库给我的唯一好处是,以前去舅舅家,经过那块埋有死人的壕沟时,我心里不免有些害怕,老觉得里面有鬼,如今空荡荡的水库让蓝天发虚。

红宝书

那是一九七零年代初年,在毛泽东一手导演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实为文化荒漠。外国的属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范畴,不能读,古代的属于封建糟粕,也不能读。中国仅有两个人的书算是香花,一个毛泽东,一个鲁迅。

我上学的时候,家里仅有两本书。

一本是禁书《红楼梦》,竖排正体字,藏在密封的阁楼上。我趁大人不在家时,猫腰钻进阁楼,在粮仓后面的夹缝里搜出了它。封皮不知被谁撕掉了,迎面便是扉页上《红楼梦》三个怪模怪样的字,对仅识得几百个汉字的我而言,这太玄奥了。即使认识字,也不知所云。更扫兴的是,书里还夹了几粒干瘪的老鼠屎。后来,这本书被婆婆做了引火柴。那个炎热的午后,这本“毒书”让我抓狂,认识字却怎么也弄不懂那些字真正的意思。

另一本放在灶台上,名曰《毛泽东选集》。猩红塑料皮,字大而黑,大白话,不难读。人民,革命,斗争,反革命,反动派,同志,坏人,混沌未开的世界在这些硬邦邦词语的轰炸下豁然显形:我面对的是一个需要站队的世界,是做革命者,还是做反革命分子——其实也没有选择余地,因为不革命将面临惩罚,反革命则死路一条,做落后分子都要受到无情的批判。

毛的文字,类似于斜刺里扔过来的飞刀,把我内心柔软的地方戳破了。它不是讲道理的,是公安局嗜血般决绝的判决书。读的时候,总感到字里行间奔涌着一股流氓味,在明目张胆撩拨人身上最野蛮的东西。他颠覆人的正常认知,“造反有理!”“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绅士、知识分子、亲情等等都成了可笑的玩意儿。革命光荣,革命就是拿走属于人家的财富,甚至宝贵的生命。父亲说,队里的贫协主任“解放前”就是一抽大烟的二流子,家道破落,却被新政权“工作队”相中,骤然间“翻身”成了颐指气使的主人。

课本和“毛选”教给我的有两样东西:一是以宇宙真理自居的“革命逻辑”——共产主义理想是拯救全人类的唯一指南;一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革命理论——必须用革命的暴力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藉此,便可以剥夺别人的财富和生命,推翻合法政府。这让我产生一种暴力恐惧:生硬的词语,粗暴的行为,血,拳头,口号,刺刀,红旗,批斗会,一切逼迫人驯服的玩意儿,都令我害怕。他们“讲道理”不是为了说服他人,只是为了令其屈服。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毛氏教给我的世界观是,毛式中共是人类的拯救者,在他们出世以前的世界属于黑暗纪,统治者荒淫无道,人民悲惨不堪;当时世界美苏算超级大国,一个是帝国主义的老大,一个是修正主义叛徒,英法德日加等发达国家属于不觉悟的第二世界,其余不发达国家属于第三世界,而中国是其最可靠的朋友。中国是反霸权、维护世界和平的领导核心。中国人民因为有共产党毛主席有社会主义道路,走在幸福的康庄大道上,其他人则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需要我们去解放。作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就在这样的思想驯化下滋生出来。

只信不疑。学校教给我们的只有信,无条件地相信官方灌输的一切意志。当时唯一的疑问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为何尽是坏蛋呢?我感觉自己成了一部简单的反应机器,当局输出一个指令,便会迅速做出他们所需要的正确反应。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教育的目的是将我们培养成“走又红又专道路”的人,红者,忠诚可靠,无反骨之谓也;专者,有技术才干。一言以蔽之,就是听话能干的工具。

自识字起,就没有人教我欣赏自然,身处大地之中,却不知道品味四季风物之美;畏惧权威,一听到“毛主席”“党中央”“革委会”之类的词语,心里便莫名地紧张,在官员和公家人面前不由自主地胆怯;在破除迷信、消灭一切传统礼仪的共产主义教育下,我误以为传统文化是中国前进的绊脚石,笃信“人定胜天”,不畏天,不信神,心里觉得先人蒙昧,父母思想落后,只有自己这一代才能肩负起改造中国的使命;无人教我熟习礼仪,去体会人的正常感情,我把日常生活视为负担,学会了辨识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却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

学工学农学解放军,劳动,造反,批斗,到1977年初中毕业前夕,我认识的字也就一千来个,看报是足够了,那时候的出版物也没有几个难认的字。现在想想,我那时候真的不识字,我知道的是一个字最革命的意思。我也不会造句,写作文东抄西拼,我不会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因为也没有什么思想和正当的感情。

去年,诗人胡赳赳兴冲冲拿来一套自己收藏的晚清出版物。公元1901年面世的这套读物,是思想家胡适的发蒙之书,名为《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由澄衷蒙学堂校长刘树屏主编,对3291个汉字进行释义,配有762幅精美绝伦的插图。可谓中西文化融合的全新解释,有知识,有道德,有美和智慧,翻开便不忍释手,并为充溢其间的人类共同体意识而浸润,探究世界和真理的兴趣油然而生。我辈幼时若有此宝书,将会是多么不同的一代人啊。

电影和样板戏

谁家死了人,我们就能看电影了。

某村要演电影了!消息几天之内就能传遍方圆十里。到放电影那天,走亲戚的早早来了,八方涌来的人,挤满了队里的大碾场。一块白布撑开,月黑无风,便有了适宜的观影气氛。放的无非是《英雄儿女》《地道战》《地雷战》《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奇袭》之类的,看多了,就觉得敌人总是那么愚蠢,一切都在中共的掌控之中,胜利是那么容易,牺牲如此光荣。反面人物大都三角眼,尖嘴猴腮,令人生厌,正面人物器宇轩昂,投足举手皆有风姿。

最吸引我的是播放前加映的《新闻简报》,从那上面能看到毛主席庞大的身躯,看到他老人家接见西哈努克、金日成、齐奥塞斯库等各式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图景,也能目睹其接见全国各类英雄人物的场面。中国、北京、领袖、人民,在观看的一刹那,我有了庄严的归属感。这是确立自己和国家隶属关系的仪式:我活在中国,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

片头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叫人对军队产生无比的信赖。

看完电影,人群四散,蛇行在田野里。人们只是疾走,懒得说话。有人晃动手电筒照天,大家心里就放松一些。窸窸窣窣的走路声,回荡在渭北台地上空。一次,去塬下李家坡看完电影,上塬时有人落在后面,见一白衣女子飘然而至,吓得失声大哭。

夏夜里坐在麦草垛上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全场悲戚恸哭,形成整齐划一的节奏,在涕泪滂沱的共鸣中,心身似乎被洗涤一新。

最常看的是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红色娘子军》等剧目轮流演,里面的台词印在心里,时不时冒出一句:“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我干的这一行,你不会不知道吧?我是专给下地狱的人发放通行证的!”

样板戏里没有一个正常的家庭,没有一对夫妻,没有男欢女爱,全是一腔豪情,革命,斗争,牺牲。但在那时候,少年心里把这一切都当真了,看戏时为英雄落泪,痛恨敌人的残酷无情。第一次去公社驻地五泉村看《红灯记》,当李玉和登高大呼“共产党万岁!”“打到日本帝国主义!”,随后传出“砰砰”两声枪响,烈士悲壮地倒下去后,悲伤不已的我跑到后台一侧,透过帆布之间的缝隙,看到扮演李玉和的男子咧嘴大笑。扮演者没死,真的李玉和早就死去了。

敌台

一九七五年,我已经是高家七年制学校五年级的学生了,这时方知道有一种敌人在空气里,那就是可怕的“敌台”。

所谓“敌台”,就是散布与中共当局观点不一致信息的声源。收听“敌台”属于思想问题罪,轻者劳教,重者判刑,有人甚至为此丢了性命。

收音机算奢侈品,父亲咬咬牙才买了一台便携式收音机,花了三十块钱,相当于现在数千元。父亲小心装好电池,将音量调到最大,洪亮的声音腾空而起,飘荡在我家院子上空。在劳作之余,大人若能听到一段熟悉的秦腔,跟上哼两句,就可解乏似的。

当时只能收到几个频道,翻来覆去是高亢的声浪,但有一个好听的节目——“嗒滴嗒、嗒滴嗒、嗒嘀嗒——嗒——滴——;小朋友,小喇叭节目开始广播啦!”亲切温柔的声音,滋润着我和弟弟妹妹们干燥的心田。等他们全都入睡了,我想听点别的,就躲进被窝,一路旋钮,在短波里隐约听到了“美国之音”,还有宝岛台湾的中华民国对大陆人民广播,“嗡嗡嗡嗡嗡嗡嗡嗡”的干扰声,在静夜里如B-52般俯冲轰炸,令人烦躁难安。凝神谛听,也只能听到几个词。但人却兴奋起来,终于知道外面还有那样一种声音。“敌台”让我懂得,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声音是可信的。

从网上找到两份那个年代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表,一份是自1969年5月26日起实行的节目表,处于“”巅峰期的播音安排,在转播北京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与“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之外,核心是全天候宣传“毛泽东思想”,栏目设置几乎无“毛”不立:合唱《东方红》,预告节目;毛主席著作天天学;革命文艺;《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节目——对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广播;革命样板戏;红卫兵节目;红小兵节目;毛主席语录演唱;解放军生活;毛主席语录歌曲;每周一首革命歇曲;《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节目——对工人广播;毛主席诗词演唱(一、三、五),革命文艺(二、四、六、日)。

到1975年11月10日该台启用新节目表,表面上淡化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色彩,比如“革命文艺”变成了“文艺”,增加了学习节目、陕西地方戏曲、长篇小说连播、学科学、讲卫生、广播体操等节目,但主要节目依旧按照原有分类编排:对人民公社社员广播、人民解放军节目、农业学大寨节目、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广播、对少年儿童广播、对工人广播。开始曲还是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结束曲为号召无产阶级起来进行“革命”的《国际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对应“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无人觉得不妥。

大学里收听了几次“敌台”,干扰仍然是高强度的,就不再有兴趣。等到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之后,靠收听“美国之音”和BBC度过了信息封锁的艰难日子。

“知青”下乡

大约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初春的一天下午,黑脸校长将我们全部拉到公路两旁,说是欢迎来自省会西安的知识青年。在等待的空隙,老师教我们如何招手、鼓掌、欢呼。以前从《新闻简报》上见过北京小学生迎接外宾,红领巾,白衬衫,灿烂的笑脸。如今轮到我们了。心里暗暗有些激动,“知识青年”,我想象是被知识塞满的人,就像我把“鱼米之乡”想象成鱼和米铺满江南大地一样。大队自此有了文化人,我们都有沾光的喜悦。

等啊等啊,朝向双庙坡的脖子都有点酸了,运载车从塬下的西宝公路开到绛帐镇,再从东边的长坡爬上来。老牛喘息般的汽车声传来了,红旗远远飘过来,然后是嫩脸和军装,欢迎的锣鼓响起来,我们的胳膊扬上去。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留下七八个手提热水瓶怀抱塑料脸盆的男女,汽车往杏林方向走了。

“啊,这么多韭菜!”他们指着绿油油的麦田感叹道。

“城里娃就是白。”看热闹的女社员啧啧有声。

大队把“知青”分给汤家村和万家村,村里腾出房安顿他们。

挣工分,偷鸡摸狗,拜干亲,装病回城。“知青”是“知青”,社员是社员,我们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论断下学一些可有可无的知识。

他们的痛苦我们一概不知。在他们好听的西安普通话面前,乡下人天生的自卑感爬上心头。一九八零年秋天,当我躺在扶风县文化馆的青石板上,身后有关中西府第一城隍庙之称的明代建筑寂寂无声,翻看《收获》杂志刊登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时,遥远的“知青”生活温暖了正在做人生大梦的青年,“知青”在我心里升格成一个美好的词汇。

2013年12月12日, 11:28 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