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虫

当“强国人”这一称谓出现在香港的主流报章上后,我感到强烈的不安。泾渭分明地自外于“强国”,显示出一些港人对于北京政府以及大陆民众的不认同,乃至直接的歧视。从2012年年初的“蝗虫”事件以来,两造的对立在过去的一年多来更显激烈。几乎同时,港人对于西环的不信任感也日渐严重。大陆一些民众,则在港府地震捐款事件后,对香港人也颇有微辞。

这个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是非与对错。从长远来看,如果民粹情绪日益高涨,对香港以及大陆未来的转型都是巨大障碍。如今,两地的一些民众在网上互相攻击,已经无法平和的交流。从根子上,这种现状当然与香港的特殊地位以及“”的国策相关。当初说是五十年不变,很多人以为是五十年大陆会跟着香港变,谁料如今才过去了十五年,香港已经变了。

大陆一些极端的偏民粹的网民,无法理解香港对北方的抗拒。同样,香港人恐怕也无法这些大陆人的想法,一味地批评“强国蝗虫”,并无助于问题之解决。进一步说,香港人是否愿意尝试理解他们眼中的“蝗虫”呢?那些在香港不遵守规矩而自称“有身份的人”,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会到了夏虫不可语冰的程度?

弹丸之地的香港,在中共建政后直至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间,几乎从未出现在大陆人的视野之中。不得不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国,能够引起平常人的兴趣的那些区域——比如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四川这些重要省份,才是中国政局中的重点区域。香港从来是以“中国的伤口”的面貌出现的——殖民地,被压迫,民不聊生,毫无尊严——这就是中国课本中的香港。

南岭之北的中原地区,或者说北方中国,完全接受不到香港的辐射力。由于与香港的密切关系,大概只有广东人才知道香港是什么样子的。在反右和文革时逃港的也都是广东人,他们才知道香港跟大陆的区别。也正如此,广东在中央政府的眼中,是除了新疆、西藏之外,离心力最大的地区。北方中国只接受北京的辐射与影响,对于香港的认知,从来都是片面的。

大陆改革开放之后,香港影响内地的主要是娱乐及文化产品。明星、电影、唱片、黑社会、喇叭裤、墨镜、迪士高等等。香港的形象,从一个落魄的殖民受难者摇身而变为资本主义的摩登青年,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方向。内地的改革开放从挨着香港的深圳开始,各种资本进入,模仿香港的产业模式。但在大陆的主流论述中,改革开放却是自力更生的结果,似乎跟香港没什么关系。

等到香港回归时,内地主流传媒大肆宣传,香港结束了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云云,大陆民众对香港的兴趣到达巅峰,但对香港的政制、社会状况又没有真正的认知。直到2003年开放自由行,才有少数广东以外的人来到香港。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的贸易大国,不复当年共产中国的悲惨形象。经过九八年的金融危机与SARS两次事件,许多人觉得北京在对香港实施“拯救”。

回归以后,在大陆媒体对于香港的塑造中,更多强调的“一国”而非“两制”,强调香港对国家的认同。这也契合过去多年来,中国人对于“统一”的期待,梦想回到成吉思汗的年代或者康乾帝国。从辛亥革命以后,“大一统”就像信仰一样根深蒂固,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超越的最高原则。回归后的香港,在大陆民众的心中,就是一个稍微特别的省份,没有多少人会去细究“两制”是什么,香港的制度到底如何运转,整个社会秉持的价值为何。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作为经济大国而崛起,奥运会、世博会等等国际性的活动结束后,一些不负责任的传媒及学者鼓吹中国模式,连带地让一些内地民众也有了万邦来朝的假象。许多人对这个国家没有真正的认知,毫无道理地自我膨胀。政府是GDP主义,民间自然会以钱作为度量一切的标准。他们不知道,在中国之外的世界,并不都以发展主义作为自身的运转逻辑。许多人对香港的指责中,透露着天朝心态、中原中心主义的意识。

这样的人来看现在的香港,自然会困惑于香港对北方中国的抗拒、对北京在价值上的不认同。他们恰恰不知道,当年的“一国两制”,正是基于这种不认同而制定的。有人重弹“港英余孽”的老调,说一些香港人迷恋殖民,甚至连不捐款也给扣上极为严重的罪名。这些言论其实可以无视,香港人要相信普世价值的力量,要相信香港的核心价值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短期之内,香港的这种焦虑感无法缓和,价值冲突也无法调和,但香港人要看到,中国民众和中国政府正在渐行渐远,民众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加,去香港买奶粉不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么?

中国民众对一方面对香港的制度逐渐了解与信任,一方面却又以自己的标准来质疑香港对于整体中国的忠诚。而“强国人”这种说法,恰恰验证了这种认知,以致两败俱伤。如果香港人继续把矛头对准内地民众而非体制,那这样的对立将永无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