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大时代vs小时代

作者：信力建 

有人说这是一个需要英雄、有所作为的大时代，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物质主义至上的小时代。郭敬明的“小时代”迅速走红，从一个侧面深刻反映这个时代的一些特征：世俗化、消费主义、娱乐至死、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具备这种特征的普通男女遍布当下的中国社会，他们基本不关注任何宏大议题，中国未来、政治改革、社会公正等等仿佛外星球的事情，除非生活破产或者自己遭到实实在在的侵害之外，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抬头关注自己小圈子外发生的事情。如果面对外界的批评，他们的回答会表现的非常犬儒：即使有想法，也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即使表达，也未见得有人听见，所以还不如逃避这样的宏达命题，选择吃饱肚子、轻松消费、过自己日子，以免自己费神费力。

当郭敬明将中国社会中现实存在现实的表现在荧幕上的时候，立马遭到来自权贵精英，如以央视为代表的批评，和知识精英们的不屑。前者代表了传统的指令性意识结构，认为个人应该成为整体画板中的一颗螺丝钉，想让你钉在哪就钉在哪里，极端个人主义自然不见容其体系；后者则代表了一种启蒙意识结构，他们认为自己所作所为都是为民请命，启迪民众，让民众拥有尊严，天真的认为民众会跟他们站在一起。有人甚至企图重回80年代，重回那个上下齐心共话改革的时代。姑且不说当时的共识是否真的存在，启蒙中心主义在面对消费主义主导下的单面人时，很快就沦为自话自说，小范围的自我感动，民主、人权、自由这些词语对底层人来说可能不仅毫无意义，甚至让其感到厌烦，上面神仙打架更人无关，他们宁愿喝心灵鸡汤，当脑残粉。

之所以知识精英喜欢谈宏大话语，喜欢将这个时代定义为大时代，首先跟自己掌握的话语权力有关，知识分子有知识基础，用以支撑自己在公共场合表达各种看法，随着财务自由的逐步实现，有闲阶级一定不安分守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好像时刻都在召唤知识分子为之奋斗；其次，这个时代的复杂性确实不能简单用一个“小时代”来概括。

比如说小时代的人物特征，无疑是过渡时期中国与国际接轨时，对于后工业化社会的模仿导致的结果。后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的观念，在发达国际彻底粉碎了节制和禁欲的道德基础，“宗教冲动力”被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耗尽能量，只剩下“经济冲动力”。在中国，虽然没有普遍的宗教信仰，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甚嚣尘上，经济冲动成为社会前进的唯一主宰，却难以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所谓的终极意义，导致了价值危机下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同时这个简单模仿正好契合中国改革开放政左经右的模式，传统的价值体系尽管已经没有活力，但是至死不改其初衷，执政者只允许放任人的动物冲动，让人们在追逐利益最大化放弃对于自身权利的关注。到底是前者还是后者对小时代人物的影响更大？不少知识分子认定是后者，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后现代因素可能都是表象，个人表现出来的冷漠、事不关己更多是权力压制的结果，因此，启蒙仍未完成，时代仍然壮阔。

如此差异分明累积起来的时代，如果一定要定义，恐怕很有难度，从广度上看，这是一个夹杂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诸多要素光怪陆离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必定是被撕裂的，上下、左右都处于不对称当中，即使是知识阶层，不同人基于不同的成长环境、知识体系、价值判断，大家只能看到了时代的一个方面，要命的是很多人都把自己看到的一个方面当成了全部；从过程中看，这是一个过山车的时代，时代的剧烈变动对很多人的命运造成巨大甚至是难以挽回的影响，绝大多数个人只能选择默默承受，比如说户籍制度下的农民进城，即使是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乱也未造成如此大规模的迁徙；再比如说，审判薄熙来让右边的人欢呼雀跃，抓大V又弄得很多人惶恐不安；还比如说十八三中全会的报告出台，很多人恨不得马上移民，十八大三中全会的决定公布，又让人觉得中国前景大好。

面对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执政者唯一的办法只有平衡，争取照顾所有阶层的看法，只是这样的平衡维持需要相当高的技巧，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弄巧成拙。而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在影响着时代下充满焦虑的个体，差别在于有人关注，有人选择回避；有人看到了未来，有人看不到未来，只不过时代的危机还未爆发，普通人只有等到爆发之后才会醒悟。

无论时代走向何方，亦不论自认“小时代”的人们是否承认，同样体制内外，左右之间是否存在偏见，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关乎每个人的福祉，需要大家共同面对：坚决铲除贪腐想必大家都无异议，除非还有人认为对于贪污不必抱零容忍的态度；保障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遇到问题，不要以对方为敌人，而是通过协商解决，想必大多数人能够接受；只要是合法的收入来源都必须得到法律保护，对每一个有产者来说都是必须的；让国家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前提是每一个人都有正常的心态，除了那些喜欢散播毫无根据的“阴谋论”者除外；给予底层民众更多的公平，无论左右都应该更加努力……想必还有很多共识可以超越这个分不清状况便众生喧哗的闹市，得到多数人的认可，这篇文章全当是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