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柯华庆：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原则与莫干山会议​

　　 毫无疑问，若干年后当我们回顾这一次的三中全会，我们将真正认识到它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而当我在读到三中全会文件之后回顾亲历的2013年年莫干山会议时，我不禁对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宏旨能否得到正确执行而深感忧虑。

　　 11月12日三中全会公报正式提出财税体制改革应该“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让我们看到了关于这一原则的完整表述：“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中央可通过安排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

　　 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于2013年9月7日-9日召开，显然，它是在对30年前著名的莫干山会议致敬，我想会议主办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也是希望这次会议能像上次的莫干山会议一样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发挥重要影响。我有幸作为定向邀请的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我的主业是研究法律经济学，在法律经济学基础上提出了实效主义法学和实效主义改革哲学，这也许是我被邀请的原因。

　　 接到会议邀请后，我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通读了现实财税问题也进行了相应的理论研究，我认为这是对中国整体发展很有意义的研究领域，也对现实有着即时的指导价值，所以在思想上也非常重视。最后我得出了对于现阶段中国财税改革我认为最核心要解决的问题，即：“我们应该建立事权与事责相匹配原则或者事权与支付责任相匹配原则”。

　　 8月28日上午我通过电子邮件将参会论文《“谁请客，谁买单”—建构分税制的事权与支付责任相匹配原则》发给邓智华博士和孙雅靖小姐，文章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建立事权与事责相匹配原则或者事权与支付责任相匹配原则”，该文被收录在2013年莫干山会议论文集；9月3日我将论文进行了修改并发给了邓智华博士；9月6日再次修改，将“事权与支付责任相匹配原则”改为了“分税制的支出责任与事权相匹配原则”，因为我认识到，对于各级政府来说，事权在先，支出责任在后，应该是支出责任与事权相匹配；9月8日早晨我将9月6日版本通过回复徐景安先生邮件的方式发给了包括徐景安先生在内的几十位参会专家，题目是《“谁请客，谁买单”—建构分税制的支出责任与事权相匹配原则》，同时附上准备发言用的PPT。遗憾的是，没有一位财税专家回复讨论。

　　 9月7日在莫干山芦花荡饭店开始了第一场专题对话：“当前改革形势与下一步财税改革思路”，针对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的发言，我指出地方债务风险的罪魁祸首是分税制原则。“我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刚才贾所长说分税制，我也觉得分税制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分税制的原则是有问题的。我觉得相匹配，一般配什么呢？就是权利与义务相匹配，权力与责任相匹配。但现在两个原则（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和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实际上是把权力与权力相匹配，这就有问题了。用通俗的话说，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就是谁请客谁就有权收钱，但不一定买单。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就是谁请客谁必须有钱，但也不一定买单。真正分税制的原则应该是谁请客谁买单，这才能真正解决地方债务问题。现在这两大原则是各级政府都要权力，结果不承担责任，这就是地方债务风险的根本原因。”贾康打断我的话说：“我简单回应一下，就谁请客谁买单我们设想一下，比如青海在解决一系列均等化的问题，他怎么买单？你去了解一下西藏的义务教育，他要请这个客怎么买单，我希望要把问题落到现实中间。在财政术语里支出责任跟事权基本说的是一回事。”贾康的观点是“支出责任与事权相匹配”原则解决不了贫困地区买单问题，同时他认为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内涵相同。我的回应是：“不是，事权是做事的权力，在财税体制改革里面把事权和事责？混为一谈了。”我与贾康就此问题激烈辩论，此时曾经在分税制改革时期任财政部财税体制改革司司长的刘克崮先生婉转地支持了一下我。主持人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曹文炼主任最后让我发言：“我的观点是这样的，一定要事权与事责相匹配，因为事责在财政学意义上来讲就是支出责任，所以这个原则应该是支出责任与事权相匹配。那么怎么解决均等化问题呢？清晰划分各级政府事权，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公共安全等划归中央财政，采取支出责任与事权相匹配原则，进行中央财政集权和规范转移支付的财税改革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博锐财税沙龙官方博客 h ttp://blog.sina.com.cn/boruicaishuishalon g 以“莫干山对话：专家与听众激辩分税制是否集权？”报道了我与贾康的辩论，深蓝财经转发了这一消息（ http://mycaijing.com.cn/news/4209.html ）。会后，我将打印好的9月6日版本和发言用的PPT送给曹文炼、常修泽、刘克崮、徐景安等专家。

　　 9月8日上午8:30-10:00的全体大会“中青年发言及辩论会：以财税改革促进社会公平、开放与可持续发展”，我向《财经》杂志高级观察员兼副总经理张燕冬申请自由发言被拒绝。9月8日上午8:30-10:00的全体大会“中青年发言及辩论会：财税金融改革的重点、难点和思路”，我向北京大学中国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罗勇教授申请自由发言，也被拒绝。

　　 9月8日下午在由每日经济新闻承办的分论坛“地方财政改革破解政府债务”中，我系统地阐释了“支出责任与事权相匹配原则”的内涵。会前我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燕芬女士进行了交流，她对我的观点有保留的支持，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孙凤仪博士在会议中间支持了我的观点。有必要补充的是，我在9月7日从北京到德清的高铁上与孙凤仪博士同座，与孙博士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很认同我的观点，但同时指出财税界不区分事权与事责，言下之意，我的观点可能不会被接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教授甘行琼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定论（因为是国内最权威的财税专家贾康所长的观点，所以就没有讨论的空间了），没有必要争论。北京大学法学院一位经济法专业博士生认为我搞混了概念（见 http://finance.qq.com/a/20130924/019770.htm ）。

　　 9月8日晚上的“夜话四：财政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中我系统阐释了支出责任与事权相匹配原则、为什么共同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应该怎么借鉴外国制度等。9月9日上午的大会发言中，我代表“专题夜话四”的代表发言，我重申了必须区分事情与事责，分税制应该确立支出责任与事权相匹配原则，并且系统阐释了怎么借鉴外国制度、实效主义改革哲学和共同自由的目标。

　　 9月25日邓智华博士发邮件要求我对“莫干山会议综述”中关于我的观点进行审阅，说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要这个材料，曹文炼主任很重视。我回复关于我的那部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柯华庆教授认为，推进预算制度改革、建立法治政府，不能照搬美国现在的一些经验制度，或可借鉴美国“进步运动”时代的一些经验教训。”修改为：“推进预算制度改革、建立法治政府，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现在的制度，因为起点不同，或许借鉴美国“进步运动”时代的成功经验更好。”另外，我强烈建议将我9月7日的发言放进“六、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理清政府间财权，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关键”中：“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柯华庆教授提出不同的观点。柯华庆认为，现在的分税制原则不能解决地方债务风险，解决地方债务的根本出路在于确立“支出责任与事权相匹配原则”，通俗说就是“谁请客，谁买单”。完善分税制的总体思路应该是：进一步加强中央财政集权，清晰划分各级政府事权，增加中央政府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事权，坚持支出责任与事权相匹配原则，规范转移支出程序是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由之路。”11月13日晚我核实此事，邓智华博士说他将我的建议全部吸收进去了。

　　 10月7日我将莫干山会议的论文修改版发给共识网，10月9日共识网全文刊发了《“谁请客，谁买单”——论建构分税制的支出责任与事权相匹配原则》，点击率颇高，但是读者的反应基本上是“犯晕”和“存疑”。

　　 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定论出来了。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被提到空前的高度，甚至可以说财税体制改革是静悄悄的不流血的革命。然而我们理论界准备好了吗？作为主流财税界的代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莫干山会议上激烈反对“支出责任与事权相匹配原则”，而在11月15日，贾康所长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在全面改革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贾所长似乎又成为了热烈拥护三中全会精神的财政体制改革理论界领头人。难道贾所长与时俱进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细读文章，我发现贾所长葫芦里仍然卖的是旧酒。

　　 文中，贾康不敢反对“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但仍然老调重弹他视为珍宝的“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原则，仍然倡导所谓“财权与事权相结合”或者“财权与事权相顺应”原则，这说明他根本不理解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原则的意义。

　　 历史的看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提出的“事权与财权相统一”是一个阶段性的“错误”，当然这个“错误”的产生有它历史的原因，当时的理论界对此认识得不是很清楚情有可原，但二十年过去了，我们各方面的理论研究都提高了很多，如果在财税问题上，我们的深度还停留在这个水平就说不过去了。从一个国家看，财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政权，如果严格采取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或者相统一，那就意味着地方想做事就一定要给予相应的财政权力，地方事情基本上是由地方来做，如果配以相应的财权势必导致地方割据甚至分裂。事实上，转移支付制度是各国处理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的基本制度，由此中央政府可以在财政上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另外，稍微懂得一点常识的人也都知道“事权与财权相统一”在发展不平衡的中国会导致地区两极分化，与我国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不符。

　　 贾康的文章尽管也强调“以合理界定各级政府职能即‘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为始发环节”，但他仍然混淆事权与事责、事权与支出责任。例如，在“合理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是深化分税制改革中制度设计和全程优化的始发基础环节，要使事权明晰合理落实到各级财政支出责任的“明细单””的表述中，他不明白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关系；而在“由粗到细设计中央、省、市县三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明细单，列明各自专享事权以及共担事权的共担方案，并在今后渐进地优化与细致化”的表述中，他将事权与支出责任混为一谈。如果事权与事责不分、事权与支出责任不分，我们还“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干啥？！

　　 事实上，2012年5月16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会议要求，明确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健全财力保障机制，切实增强各级财政特别是县级财政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如果事权和支出责任是同一个东西，那么会议就没有必要特别提出“明确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如果坚持贾康的说法“我们在财政术语里支出责任跟事权基本说的是一回事”，那么我们要问的是，财政术语由谁来确定？能不能违背基本常识？！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细述这一切，主要说明“支出责任与事权相匹配”原则非主流财税理论界的观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