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社会,知识爆炸,信息发达,名词概念泛滥,专家学者迭出。举目望去,形形色色的专家学者如过江之鲫,出入大小媒体,行走江湖之间,大言高论,不绝于耳,朝三暮四,不知所云。更还有媒体的帮衬捧场,把学者、大师的方巾帽随意掼来掼去,让人不知所以。在学者的方巾帽下,三教九流,官商学巫,品流甚杂,更有一些曲学阿世、欺世盗名之徒混迹其中。不仅百姓大众常被误导,就是士林中人也难辨真假。在当前行政主导的学术评价体系下,能成为教授、博导的,并非都是学者。反倒是在没有职称学衔的山野逸士中,还可见到一些真正的学问人。社会转型时期,学者有着引导大众是非取向的责任义务,不可以等闲视之。以笔者陋见,大致会有四个方面的要求。

   首先,是否具有真实性的问题意识。

   世人一般以为,学者是具有知识权威的身份象征。实则不然。学者与专家是有所不同的。专家是知识工具,在某件事情上具有常人不备的专门知识,就可称为专家。而学者并不以专门知识为能,其本意是指那些具有学养造诣的读书人,或者说是一种以学术为业,探求知识的生活方式。为学追求的是知识本身,还是知识权威的地位,是真假学者的最大区别。真学者对知识有敬畏之心,懂得知识人生的价值,享受获取知识的快乐,其问题意识产生于知识本身。假学者则是把知识当作商品,出于功利心的需要,对待知识的态度是傲慢的,以充当知识英雄为目标,其问题意识产生于权钱市场的需求。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谓是道尽了千古学者的人格目标和学术理想。学者孜孜以求的是认知世界,以掌握知识为本事,是在探求真相和追寻真理的道路上不停奔波的旅人。在芸芸众生中,他们总是摇晃着充满问号的脑袋,把好奇的目光投向广袤的大千世界,不断提出问题,寻找着某种合理性。这是一种永远在路上行走,以品味知识为生活乐趣的人生状态。

   学者的知识能力如何,首先体现在具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上。“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学问之道,在学,在问。有什么样的学术修为,就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如果动辄一大堆术语名词,言不及义,故弄玄虚,这是还没有破除名相,学力不逮的表现,还没有能力消化成为常识化的问题意识。学者的问题意识,具有始发性和原创性的知识意义。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而问题的提出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能不能提出真实性问题?能不能提出有质量的问题?能不能精准地把握问题的关键和实质?这是学者的知识能力的体现。只有长期潜心治学,才能具有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可以说,能够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既是学养高低的表现,也是学品优劣的考量。

   尽管每个学者研究领域不同,研究问题的大小不同,但对提出问题的真实性要求并无二致。无论有多高的学历、学衔,无论有多少著述,多大名气,只要没有真实性的问题意识,也就算不得是学者了。犹如做文章一样,如果题目都破不了,真伪都搞不准,还能做出什么文章来?社会转型时期,学界有浓厚的功利主义倾向。其表现之一,就是有为数不少的一味跟风,做命题文章的学者。东风来了,就论证东风好西风恶;西风来了,就论证西风好东风恶。固然可以领风气之先,有扶摇直上青云之便,但已然失却了真实性的问题意识,严重者就走到了曲学阿世一途。现代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在晚年曾检讨了自己一生治学经历,对在“文革”中参加“梁效”大批判组的失足深表忏悔。当代学者应引以为镜鉴。

   当然,有着真实性的问题意识是一回事儿,能不能把问题真正地讲出来是另一回事儿。学者也是社会上的人,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特立独行的风骨,会遇到许多不由自主的无奈,有不得不“被”的尴尬,讲真话经常是很难的,但还是可以做到不去讲假话。“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老学者深刻检讨了建国以来假话成风对道德文化的毁害,给自己设定的底线是:可以三分真话,七分废话,但绝不能说假话。“宁可失语,不可妄言”,这是学者起码的道德底线。至于有意以伪命题,假问题混淆视听,欺世盗名者,那则是自欺欺人的士林败类了。

   第二,有没有自知之明的知识边界。

   学者以知识为本位,应对知识有敬畏之心,能够准确地估量知识范围,知道自己所知是有其确定边界的,边界之外再多走一步既是江湖。“学无涯,知有涯”。一个人的毕生学力所及的,只不过是知识沧海中的一粟而已。一个真正的学者对知识的敬畏之心,是知道自己的知识边界所在,具有自知之明的分寸,不会有僭越的妄言,以无知充有知。孔夫子曾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就是知识理性的为学态度。西哲苏格拉底也有类似的话,自称“我只知道我是无知的”。先哲这些闪耀着知识智慧的千古格言,是对知识的庄敬自重,也是在表达一份生命的坦然。自知之明是人生大智慧,唯学而能知之。学者能够清楚自己知识的边界所在,有诚心正意的治学态度,恪守实事求是的本份,才能够契合外物,自明而明他。

   社会转型时期,是新旧知识的方生方死之际。一是承载知识的物质基础发生了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学术和学者的独立立场。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虽有言者的顾盼自雄,却也道出了转型社会的世情。二是知识的价值标准发生了混乱,颠倒了上智下愚的知识地位。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大言,既道出了对知识的傲慢,也道出了对知识的自卑,反映了社会急剧变动时的十分复杂的心态。在这种历史情势下,一个学者的学养学品,就看其能否有安分守拙的知识态度。

   要真正认识一位学者的知识学养,固然是要看他说了些什么,而更重要的,是还要看他不会说些什么。郭沫若在“大跃进”运动中赋诗颂歌,在“文革”初期向江青面献谀词,“批林批孔”运动中又写诗“愿竭驽骀效策驱”,留下千古笑柄。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公开宣布自己卫道孔学的文化立场,面对没顶之灾的压力,慨然声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实为后世学人楷模。两人最大的差别,就是聪明人和老实人的不同:一个是孜孜以求地为领袖充当“文化班头”,一个是老老实实地固守自己的知识本份。两人学品的高下,已经定格在历史中了。

   在当前名气就是金钱的市场大潮中,敢于在没有研究的领域夸夸其谈,天下事无所不晓,无所不谈,这是媒体英雄的作为,严肃的学者一般是不会去凑这个热闹的。学者对知识具有严谨如仪的态度,有安分守拙的智慧,自会有着为学的诚实和为人的率真。著名历史学者沈志华先生与笔者把酒论学时曾说:“离开冷战史领域,我就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可谓是唯大学者能本色。能够坦诚承认自己所知的有限性,正是恪守了学者的本份,这是敬畏知识的表现,是学问有道的诚实态度。

   由于知识传承系统的断裂和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当下常见有些为学者不知深浅的出格表现。读了几本书,一知半解,敝帚自珍,牛气烘烘地摆出一副傲睨古今的样子,以不世出的学者自居。这只能说明其为学浮躁,根器浅薄,未入品流,观者大可不必在意。学术的积累,有尺寸之功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动辄说自己对前人有多少创新的人,多半是还没有读懂前人。据笔者阅人经验,凡是把自己的学问说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谈阔论以让人不知所云为能事的,不是有意自我炒作的狂妄之士,就是不知深浅的轻浮子弟,实不足以论学。

   第三,是否有一以贯之的价值标准。

   当今知识社会,学科门类越来越细化,各种专业术语层出不穷,各种学说流派各种观点五花八门。社会知识总量的快速膨胀,同时带来了学科间的认知障碍,不可能再出现通晓各门学问的宗师大家了。但学者以学问立身,并不在于涉猎的学科领域多少,通晓的术语概念多少,而是看其是否具有稳定的价值系统,立言立行是否具有一以贯之的价值标准。

   学者的学问根基,在于其知识结构是否具有价值系统的稳定性。价值系统的稳定性是由系统内在的统一性决定的,表现为价值标准的一致性。统一性不仅是理论能否彻底,学说能否自洽的逻辑前提,更是其核心价值观的规定性使然。其统一性的时空范围越大,其价值系统的稳定性就越高。能够一以贯之的知识体系,必然是符合经验常识,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可以放之四海,穿越时空,彰显文明,是学问的大道。凡带有个人、集团、党派、阶级的偏私,都是不能一个价值标准贯彻到底的,必然要背离经验常识,制造理论上的吊诡,其价值系统是不稳定的。虽可以有应时的热闹,但一时喧嚣之后,必定是烟消云散。孔夫子的“吾道一以贯之”,讲的就是夫子之道内在的价值稳定性。几千年的时空变幻,浪淘尽多少时髦学说,而孔子之学至今仍然在给我们温故知新的知识启迪,可不谓圣乎!

   学者作为一个社会的文化传承者,文明守望者,并非天纵圣贤,绝顶聪明,而是有着对真实知识的执着心,有着推己及人的学识修养,有着稳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标准,因而可以超然物外,充当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真伪善恶的一把直尺。所以,正是因其能执着,有价值系统的稳定性,学者才被赋予了社会良知的度量衡的意义。而这恰恰是精于利益算计,价值标准游移不定的聪明人做不来的。

   是否保持价值标准的一致性,不仅是一个学理的要求,也是一个学品的要求。学者“外察诸物,反求诸己”。没有内心的澄明,反思自我的悟性不够,将会影响到对外部世界的审视能力,学业修为是很难登堂入室的。所谓德之不修,虽学有道,其行不远。另一方面,既便是学富五车,如果没有稳定的价值立场,知识就是浮萍飞絮,很容易趋炎附势,物化为权力和金钱的附庸,那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了。

   学品如人品。学品的高低,人品的真伪,是要听其言而观其行的。从知与行是否具有一致性上,判断其价值系统的稳定性。知行能够统一,知识的修为和道德的完善就能够相得益彰;知行如果相悖,言行表里不一,多重价值标准,势必造成道德取向的分裂,形成双重人格。所以,有没有道德品行的自觉自律,对知识的态度是大不一样的。自己享受着锦衣玉食,却向饥寒交迫者进行知足常乐的布道,既便能讲得天花乱坠,也不过是非常滑稽的愚人节目。当学业失去了道德内化的意义,成为单纯牟利的知识工具时,离自欺欺人也就不远了。笔者不敏,对当下这些五花八门的理论观点实在无力辨别高下,只有一个笨办法,就是看其能否保持价值标准的一致性。能够言行一致的就是真学,不能言行一致的就是伪学。却倒也是屡试不爽,经常可以看到在某些冠冕堂皇言语下面的私欲作祟。

   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价值系统瓦解,道德体系崩溃,诚信不立,是非混乱,各种腐败现象并发。不乏有以教师爷学者面目出现,靠贩卖仁义道德谋权求财取色的伪君子。相对一般意义上的弄权枉法、假公济私的贪污腐败,那些唱着反腐倡廉的高调,干着男盗女娼勾当的伪善君子的腐化堕落,尤其为人们不耻。凡是以大公无私、奉献自我的高调道德要求他人的,多半是自己还没有建立起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其名利兼收的城府更不可测,贪财渔色的欲壑更难填平。据说有位以鼓吹“三个代表”闻名全国的著名学者官员,对外讲话撰文俱是义正严词,然而对内却执政能力不强,让二奶抱着孩子公开打到单位上来,被人们戏称为“四个代表”——再加上包二奶的官员代表。这一类道貌岸然、口是心非、欺世盗名的学术骗子,对社会道德基础的毁坏,远胜过鸡鸣狗盗的窃贼、明火执仗的强盗。

   第四,是否具有专业化的知识水准。

对学者的学术价值的认识,并不看有多少著述,而是看有多少文化贡献。孔子“述而不作”,是为中国文化继往开来的大宗师。正如朱熹所说:“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其功则倍于作矣。”在知识精英化的文化时代,学界的学术传承有序,知识层次分明,学业标准清晰。而今的学界,先是文化刨根的革命,继之市场大潮的冲击,加之以官本位的管理体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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