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位历史的见证者,在香港出版过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录性著作:《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作者吴伟,曾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研究人员,该办公室主要负责人鲍彤的秘书。另两本,《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作者吴国光,曾是《人民日报》评论员,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研究人员,中共十三大报告起草组成员;《中南海日記——中共两代王储的陨落》(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作者吴稼祥,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政治组副组长。

“三吴实录”,可与赵紫阳的《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杜导正的《赵紫阳还说过什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和《陈一咨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2013)互为参照。吴伟的书有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其他见证者的记录,亦有精到的引证和评述.

《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问世之际,中国政改的“气温”正跌至历史低点,许多朋友已放弃对体制内变革的所谓虚妄期待。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的鲍彤,是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灵魂人物。六四事件中他身陷囹圄,出狱后十余年来,始终直言论政,尖锐批评当局。他如何看待当年这场改革?

2012年年底,80高龄的鲍彤在为吴伟书所作的序言中说:

在1980年代的后半期,中共中央确实曾经进行过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在赵紫阳的主导下,这次原本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的一次勇敢的尝试。尽管由于这次改革超出了邓小平所能忍耐的限度,在邓和党内保守势力的狙击下失败了,但是,它为中国的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留下了宝贵的借鉴。

中国知识界有句话叫“跪着造反”,读吴伟书方知,最早将此说法用于中国改革的人是鲍彤。鲍彤曾引述德国女革命家卢森堡讲的“跪着造反”,描述经济改革之初赵紫阳如何用“商品经济”一词颠覆“计划经济”(吴伟书46页)。政改难于经改,何止百倍。1980年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话音方落,保守派便借口波兰事件叫停改革。胡耀邦在任的数年中,曾几次呼吁政改,并在干部制度改革等方面有动作,但形格势禁,政改未成气候。1986年,邓小平重提政改,赵紫阳主持研讨,一场危险系数更高的“跪着造反”,在政治领域发动。

只有回到历史现场,才能体味情境之凶险。赵紫阳很清楚,政改,既不是对现行体制的小修小补,也不是根本颠覆,是“相当大的改变”(吴伟书16页)。他主持政改研讨不久,胡耀邦中箭落马,反自由化运动呼啸而来。那样的氛围下,政治改革几成不可能的任务。吴伟的书为两种力量的激烈博弈留下了翔实记录。它让后人看到赵紫阳如何扭转改革颓势:他先是限制反自由化的范围,尽力保护受冲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继而,通过召集宣传、理论、新闻条线干部、党校干部和中央部级干部在中南海发表“5.13”讲话(1987年),重新强调改革;很快,改革力量强劲反击,他们获得邓小平的支持,掌握起草中共十三大报告的主动权,最终在是年秋天,推动十三大开成了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大会——在倒胡和反自由化运动仅数月后,有这样一个以政治改革为旗帜的空前开放的党代大会,而且竟有倒胡大将邓力群在差额选举中落选,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段历史中的改革派,充满坚韧,也充满妥协。赵紫阳和他的研讨团队清醒地知道,所谓从实际出发,“邓小平就是中国最大的实际”(吴伟书232页)。鲍彤提醒研究人员,一定要注意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老一代领导人对改革的承受力,而邓小平的承受力是其中关键。鲍彤是策略大家。在反自由化的喧嚣声中,1987年1月5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缓和学潮、让学生和青年冷静下来的《社会主义的幼驹与资本主义的老马及其他》一文。起草十三大报告的过程中,他深思熟虑,提出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得到赵的支持,邓的首肯。这一理论实际上否定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使中共有可能重回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在政改方案的研讨中,他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一样,作为基本概念是提出来了,但调子不敢唱得很高,因为,高度民主不是近期所能达到的。民主与稳定、民主与效率有一定的矛盾,按照小平同志讲的,现在是以活力、效率、积极性作为改革的主要目标(244页)。

笔者时为《解放军报》记者,即使在军报那样的红色党媒,支持政改的气氛同样浓厚。记得报社领导从中宣部开“周会”回来,传达“活力,效率,积极性”的提法时,大家相视苦笑。然而不久后我们就看到,十三大后,政治改革迅速升温。吴伟记述了多方面探讨和试验:通过“党政分开”,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弊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准备改革人大制度和选举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多党合作体制;开始增加新闻透明度;强调保障公民权利;推动社会协商对话和基层自治;凡此种种,无不显示政治图景有望大幅改观。

六四,坦克碾碎了政改。这使许多人断言:中共“永续执政”紧箍咒下的政治改革是死路一条。因为这是与虎谋皮,是在如来佛手心翻跟斗,是医生给自己做颅脑手术。但是《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告诉读者,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中国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由多重力量共同推动的。有体制内力量,也有体制外力量。体制内最重要的人物,是政改的发起者也是终结者邓小平,和政改的主导者也是罹祸者赵紫阳。

要看到邓小平的多面性。不能忘记,邓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罪行的长时间近距离目击者,是文革的受害人,他绝不愿意回到毛的无法无天时代。他1980年的“八一八”讲话,当然有解决高层人事问题的具体目的,但也确有对制度弊端的痛定思痛。1980年他与李维汉的谈话谈及反封建,1987年7月他与中央五人小组的谈话,再次谈到“中国的弊端在于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吴伟书266页)。这是中国政改之所以发生的关键。此外,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确是众望所归。他屡遭整肃的浮沉经历,使国人对他抱有同情(同情是强有力的民意),不太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曾得到党军元老、底层民众和知识界的共同支持,这也是中国政改得以发生的黄金机遇。他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无可避免,同样是“跪着造反”——跪在毛泽东的巨大阴影前造反。但在左膀右臂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强有力推动下,改革大幕终于开启。

赵紫阳与邓小平,对政改目标的认识不尽一致。邓重效率,重稳定(在他看来毛氏专权是乱源),强调民主是手段,不能迁就民主化情绪;赵则明白,政改必然导向民主政治。然而,正如赵在经改中主张找到一条速度可以慢些,但有效益,人民得到实惠的路;在政改中,他同样谋求渐进。他希望在十三大迈开第一步后,经过三至四届党代大会,也就是2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和整个国家体制向民主制度的转变(吴伟书608页)。他知道,在党内保守势力极为强大的条件下,改变共产党一党专制是不可能的,只能另辟蹊径,从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入手,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限制党的权力(吴伟书580页)。

鲍彤是主持政改研讨的灵魂人物。十三大前赵紫阳曾和他探讨,是否提出政治开放的口号。在与政改办研究人员的讨论中,他说:现代社会应该是开放的社会,我们现行体制中的许多弊端都产生于封闭,不实行开放是解决不了的。但还没有把握将它写入十三大报告。现在大体上还处在孙中山讲的训政阶段,提出政治上开放,可以鼓舞人,也会起到煽动作用,引来非难。他说:“党禁是否开放,结社是否开放,报刊是否开放,竞选是否开放,迁徙是否开放,等等,这些将来都是应该做的,但在现在这个阶段,只能是有限的,要一步一步的来。”(吴伟书271页)针对政治封闭的体制弊端,十三大报告提出的是“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鲍彤关注民主在中国如何切实起步。他认为,保护公民权利、实现基层参与、实行群众监督这些方面是可以做到的。要讲选举、讲人大、讲绝不允许侵犯公民权利(吴伟书232页)。在本书序言中鲍彤说:“当年,我们这些参加搞改革的人,知不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搞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恐怕没有人不知道。支持大家的,是一个信念,就是中国要搞改革,要搞政治改革,而且不是口头上纸面上的改革,凡是做得到的都开始着手做,至于一时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就把目标放在那里,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吴伟书2页)

许多年后,在激进与渐进的路径争议中,“跪着造反”的比喻被抽离原初的语境,添加了苟且、暧昧、犬儒甚至共谋的语义,成为卑琐图像。作为80年代政改的亲历者,我作证,这个词语所描述的,是当时最现实的选择。这不是什么优美的姿态,也无关尊严。政治是可能的艺术,迂回永远是行动者的选项。当年的“跪着”是策略,背后,有支撑“造反”(体制叛逆)的顽强信念,有“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胡耀邦语)的壮士之心。“跪着造反”,让改革者从云端站到地面,殚精竭虑,在死亡谷中摸索生路。

80年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枪声中落幕。吴伟认为这场改革是“使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变、由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向宪政民主体制转变的一次有益尝试。”(吴伟书585页)这场政治改革为什么失败?原因错综复杂。他从“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变化是关键因素”、“党内高层保守势力的强大”、“党内中高层普遍缺乏‘从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的思想基础”、“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的权力并不稳固,且有脆弱性”、“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改革派没有得到社会力量的响应和支持”等诸方面进行了冷峻梳理(586页)。这些都是需要彻底反省的沉重课题,最后一条尤应痛加检讨。

我只想说,没有宿命,没有决定论。如果政改一开始就注定死亡,如果从来就没有突破的机会,那么,吴伟记录的悲壮历史,岂不成了自欺欺人的荒诞剧?

时移世易,此段历史不可能重复。今天的环境更加凶险,但政改的条件已更成熟。中国所有的变革者——无论在野在朝,是激是渐,或跪或站——都应从《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中获得鲍彤所说的“宝贵的借鉴”。宪政之门的钥匙并非仅有一把。新一代政治家需要对前人已付出惨重代价的历史,有起码的认知乃至尊重。更大的可能是,宪政大门将由数把钥匙合力打开。

钱钢是中国大陆传媒人,《唐山大地震》一书作者,曾任《解放军报》记者、《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现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