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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是2013年12月2日期《时代》周刊封面文章。作者为该杂志北京分社总编毕韩娜(Hannah Beech),文章有少许删节,编译者白本羽。

译者言:

39岁的毕韩娜是美国媒体圈中国新闻的“名记”,1997年进入《时代》至今,几乎每周都有关于中国的深度报道。也正是她的高产,让《时代》周刊对中国的报道始终走在美国同行的前列。她的报道涉猎极为广泛,尤其侧重于中国发展状况。她是第一位到去河南艾滋病村采访的外籍记者,也曾长期跟踪过中国基层的民主活动。虽然作为一个美国人,她对中国的报道,特别是涉及人权的报道基本持批判态度。然而,这位在中国工作生活近20年的记者依然可以被看作中国发展的一面最好的镜子。

当计划生育已经逐渐不是一个禁忌话题,当“单独”二孩政策成为公众讨论的中心,人们却面临一种不适应感——这一被实施将近30年的政策改变的不单单是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同时微妙又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家庭观。毕韩娜在文中高呼,中国需要更多的孩子。权且不管她的观点正确与否,有时候我们真正需要的不一定是一个答案,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反思我们生活的机会:生活这样的吗?生活应该怎么样?个体的幸福,个体本身应该是、也必须是中国发展这一宏大叙事的核心与答案。

她在寻找答案,中国在寻找答案,我们每个人也在寻找答案。

时代周刊:为什么中国需要更多孩子

Why China Needs More Children

刘静胡(音)与他的妻子已经好久没有享受周末的感觉了。在雾霾重重的北京城,他们会牺牲每一个周末陪着他们两岁的儿子刘晓静:在早教班里,大人陪着小孩唱歌、搭乐高积木。在他们脑海中隐隐浮现着各种担忧:为了让儿子进入更好学校需要付出的昂贵教育资本,以及当儿子长大后需要为他买房的资金——只有这样才有女人想嫁给他。刘静胡是一名软件开发经理,他的妻子是一位人力资源专家,但上述花费依然将消耗小两口近20多年的薪金。

这就是在中国的中产阶级抚养一个小孩所需要的花费。

刘静胡与他的妻子都是独生子女,中国的计划生育制度造就了很多这样的家庭。这项从1979年开展的政策旨在对一个贫穷但人口众多的社会做出快速的调整。这对夫妻没有亲兄妹,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合法地抚养二胎。但刘静胡表示,他没有时间,没有金钱,也没有精力抚养另一个小孩。“我们不想让抚养小孩占据生活的全部,”他表示,“我们希望从生活中得到更多。”

中国拥有13.5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这个国家的人口将迅速衰竭,更好的表达是:合适的人口将迅速衰竭。政府主导的计划生育制度实行了将近30年,早已经远远超过了最初政策设计者的目标。像刘静胡夫妇这样更加富裕、受过更好教育的人会自然选择限制家庭的规模。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将在未来15年内不断下降。这造成的结果是,中国的人口构成将十分畸形:年轻人太少、女人太少、老人太多。

实行计划生育制度让中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经济奇迹,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样是这个制度,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最大的累赘。因为少了更多吃饭的嘴巴,中国政府把一个让民众难以糊口的社会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改革开放同时开展的这一制度被认为催生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但到2030年,中国人口预计将达到14亿的最高峰,然后总人口将不断减少。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为社会实验,也是一个定时炸弹。中国目前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都是发达国家才面临的,而后者却有更多的经验与资本去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这样说,中国在变得富裕之前已经变得衰老。

去年,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首次减少,这对于依赖充裕劳动力维持经济增长的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担忧,而经济增长又被认为是稳定社会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观点认为,家族血脉由男性维持,这造成的结果是中国目前男人比女人多2500万。

如果中国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会面临巨大的社会问题,同样也会面临巨大的经济问题。“我们不需要计划生育政策的微调,”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家顾宝昌表示,“我们需要的是抛弃整个政策。”

根据花旗集团的经济分析师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将被计划生育政策拖累至少3.25个百分点。

劳动力太少了

中国近2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依赖于其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但目前,劳动力资源正急剧减少,成本又极速上升。王京石(音)位于广东佛山的鞋厂曾长期依赖于来自农村源源不断的人力供应。但这一情况已不复存在。更糟糕的是,鞋厂未来也很难找到可靠的人力来源。就在去年,因为没有足够的适龄学生,中国关闭了13600所小学。

“经济生态链已经断裂。”四处奔忙寻找工人的王京石表示。现在,王京石给工人的工资比5年前多了35%,但他的工人依然经常仅工作数月便打包走人,因为有提供更好待遇的主顾。

青少年太少了

到2050年,每3名中国人中便有一名年龄超过60岁。中国将有4.3亿老龄人口,比美国的总人口还多。在类似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已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日本远比中国富有,该国的老人可以得到拥有政府补贴的、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相反,中国已经打碎了社会主义时代的“铁饭碗”——从摇篮到坟墓的政府支持。这意味着,每一个小孩将潜在地负有6个老人的赡养责任——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因为中国的人口大迁徙,老人们的未来还将更加黯淡,年轻一代在城市工作、定居,留下在农村的老人。

女性太少了

在樊城,这个位于中国湖北省的安静小城中,尹乐(音)老师执教的初一班级有27个男生,13个女生。中国有着重男轻女的传统,因为男孩被认为能够传承家族血脉。通过B超检测以及选择性堕胎,以及偶尔能见诸报端的弃婴甚至杀婴行为,中国某些地区的男女比例达到了惊人的135比100。“这些男孩子以后怎么办?”尹乐表示,“没有足够的女孩,他们未来如何娶妻生子?”

中国人把找不到伴侣延续家族血脉的男人称作“光棍”。由于中国的经济大部分依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他们发现自己辛辛苦苦从大学毕业,但无法找到一份体面的白领工作。他们也会抗议自己为什么买不起房。实际上,中国大城市的房产泡沫如此巨大的一个重大原因便是年轻人认为一套房子是吸引潜在的女性伴侣最好的方式。现实情况是,在北京,一个年轻人不吃不喝至少30年也仅能买得起一套最便宜的小户型公寓。

一胎政策的制定者们从来没打算让这一政策实行超过一代人。但现实情况是,由于严格控制人口出生被纳入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后者会用几乎残酷的方式,例如强制堕胎、流产来保证计划生育的实施。在很多农村地区,女性被要求一年进行四次妇科检查,以证明没有怀孕。另一方面,加收的所谓的“社会抚养费”成为地方政府一大灰色收入来源。这一费用往往高达个人年收入数倍之巨。

人口学家何亚福估计,自从一胎政策出台以来,地方政府至少征收了超过3300亿美元类似的费用。

虽然根据中国政府给出的数据,受惠于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少出生了4亿人。但多数人口学家认为这一数据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增长率的降低:当人们受到更高的教育、变得更加富有之后,他们自然会选择少生孩子。

确实,控制一个国家的所有子宫让中国人的生活水品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的人均GDP由1980年的200美元增加到目前的6000美元。自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已经让上千万人走出贫困。“长期以来中国人中建立起了一种共识,亦即似乎人口越少越好。”北京大学人口学者陆杰华表示,“几十年的形成的这一共识让现任领导人很难反其道而行之。”

然而,让人们多生小孩与少生小孩的动力似乎是两码事。即便放开一胎政策,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人口不均衡。对于中国执政者来说,他们最希望看见的人口增长来自居住在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但后者对多生小孩似乎不感兴趣。

“我与我的妻子都在独生子女家庭中长大,我们都不觉得有必要组建一个大家庭。”刘静胡表示,“我想我们已经适应了只有独生子女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