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連寫兩篇文章（〈天工開物〉及〈中文不宜審案〉）侃侃而談中文如何不是「理性的語言」，陳雲隨即發表了〈中文不是理性語言嗎？〉一文，雖然沒有點名，但顯然是回應陶傑。這兩人的文字，通常不是曲筆抽水，就是有政治目的，因此，對他們的論點，尤其是表面上似有學術內容的，不必當真；例如這幾篇，陶傑大概只是想借意再踩「小農」中國人一腳，而陳雲也許不過是乘機推銷華夏文化。然而，這次不妨認真對待，因為「中文不是理性的語言」這個看法，似乎有不少人接受，值得花點筆墨澄清一下。
甚麼是「理性語言」？英文有 ‘rational language’ 一語，但那是電腦科學裏的用語，指一種特定的形式語言（formal language），不是陶陳兩位說的「理性語言」。其實，理性（或非理性）的是人，語言如何能夠理性呢？陶傑這樣解釋：
「因為中文精長於感性，而愚拙於知性。中文是方塊字，其字義與繪畫一樣，着重於畫面外延伸的無限聯想。」
他的意思應該是中文較適合用來抒情，而用來表達知性的內容時會較為曲折困難；真的如此嗎？那可要看那個「較」的程度了。只談個人運用中英兩種語文的經驗，我不肯定中文比英文較適合用來抒情，但同意中文比起英文的確較難清楚表達抽象和複雜的內容，不過，也只是稍為困難，遠不至於是中文「愚拙於知性」。陶傑所謂「字義與繪畫一樣」，說的只能是單字，而且限於象形字，可是，表達思想要用句子 — 中文句子如何構成繪畫、以象形表意？至於「着重於畫面外延伸的無限聯想」，我只能說「不知所云」。
陶傑認為由於中文不是「理性語言」，「用中文制訂法律，必多漏洞」，但他舉的例子卻沒有說服力。他的例子是中國一條「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裏的這幾句：「家庭成員不得在精神上忽視、孤立老年人 […] 與老年人分開居住的贍養人，要經常看望或問候老人。」陶傑這樣質疑：
『「在精神上重視」如何定義？「重視」到怎樣才及格？在精神上很重視，但在物質上不予重視，對老人家又算不算「保障不足」，而「保障」要多少，才算「孝順」？家人要「經常看望或問候老人」，「經常」是幾多次？一個月一次？每年過年中秋各一次？重陽、端午、十一假期，還是都要「看望」？「看望」是什麼意思？回來在床前「看」三分鐘，「望」十五秒，算不算履行了法律？「問候老人」，如何「問候」法？』
字義含混的問題，任何語言都有，必要時大多有方法消除；例如「經常」是幾多次，寫清楚是「一個月一次」或「一星期至少一次」不就成了嗎？法律文件寫得繁複無比，就是為了要消除歧義含混之處，以免有漏洞；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或其他語言）的法律文件，都要這樣做，只要寫得好，沒理由中文的「必多漏洞」 —「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裏的文字問題，是撰寫人之錯，罪不在中文。
陳雲和陶傑唱反調，認為中文是「理性語言」，卻只是叫人讀一下歷朝的奏摺和《中華民國憲法》便知，然後反問「一個天朝大國，延續幾千年，調兵遣將，科舉考試、賦稅力役、刑事判案、內外政論，公務繁重，語文無理性，有無搞錯？」這一問，陶傑的文章可有答案啊：
「中國人社會的種種政治迫害，中國語文的思維是一種刀斧工具 […] 中國人自我吞噬，在毀劫之後，屠滅了士大夫精英，只剩下皇權和愚眾，則中國語文亦一片白森森的刀斧矛戟，用以奴役，用以戮殺，而功能別無其他。」
兩個人都是空口講白話，既不能支持「中文是理性語言」，亦不能支持「中文不是理性語言」。至於陳雲在文中提到的「捨棄形式語法」的「語文理性」及六書的「理性造詞基礎」，和陶傑說的中文「愚拙於知性」根本是兩回事，可說完全捉錯用神。
（陶傑說「以中文為母語的人，在此一語意環境生長，思維則成為一種模式」，鍾祖康也有類似講法，這涉及著名的 Sapir–Whorf hypothesis，需另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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