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十|杨猛:重庆往事

我的长故事《重庆往事》。原文1万3,削减成7000,发在电子刊物 @右边杂志 ,追忆文革中堪称惨烈的重庆武斗,追踪3个亲历者家庭的故事,命运互相交织,过往和现实呼应。见长微博。谢谢那些重庆人批准我走进他们的记忆中。采访同时拍摄了一堆视频,准备剪辑成同名纪录片,有设备有时间的朋友欢迎合作。

重庆往事
【摘要】数百人死于这场内斗。黑色幽默的是,内斗的双方号称保卫的是同一个领袖。多年后,参与其中的大多数人不愿再触碰这个伤疤。

作者:杨猛

市区杨家坪老旧的这处居民院里,丰饶的绿植隔离了喧哗的车流。席庆生给我展示一本蒙着玻璃纸的黑白家庭相册,照片上一个面孔白皙的短发女性默然注视着我。很多人的家庭相册都有这样一张沉静朴素的照片:看不出面庞的光线过渡,看不出衣着的款式色彩——那个时代的面孔似乎永远缺少个人的情感流露,只有投放到特定的历史情境,方会被唤醒。

生命定格于38岁的照片中的这个女人,是席庆生的母亲。1967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还没多久,重庆爆发了激烈的派性内战,两派动用常规武器相互仇杀。母亲带着席庆生和弟弟逃难途中,一颗经过瞄准的子弹击中了她,就那么近在咫尺地,席庆生目睹了母亲的死亡。

席庆生的母亲是这场内战中数以千计无故死亡者中的一个。仇恨和暴力在母亲死去的这个中午注入席庆生的生命,这样的基因也融入了重庆。席庆生如同堕入黑洞,无法不对这个城市感到敬畏甚至顶礼膜拜,他在成长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想摆脱这个黑洞,最终觉得这是一场无法摆脱的宿命。

武斗

第二枪打来,他听见母亲喊了一声,一颗子弹从母亲左胸射进去,从右腰部穿出。母亲不断翻白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子弹发射的方向来自重钢“8.15”阵地,席庆生不断挥舞白衬衣,告诉对方自己是逃难的群众。又一颗子弹射来,他和弟弟只好连滚带爬跑到路旁边的农舍里躲藏,然后,亲眼目睹母亲流干了最后一滴血。

席庆生的母亲并非参与武斗的红卫兵,而是死于同一派别的枪口,这显示了历史的残酷和荒谬。

在重庆文革研究者何蜀看来,重庆的武斗充满了异乎寻常的诡异。中国其他地方的武斗,多数发生在“保皇派”和“造反派”之间,重庆的武斗则发生在造反派内部分裂出的两派之间。

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是为开端。作为重庆最有影响的造反派力量,重庆大学“8.15”派夺权成功,和军人、部分运动中生存下来的领导干部,组建了革联会。新成立的革联会开始对其他造反派分支进行打击取缔,非主流的造反派分支认为革联会夺权之后已经变修,联合起来誓言砸烂革联会,被称为“砸派”,后更名为“反到底”派——重庆的武斗,爆发于“8.15”和“反到底”之间,两者都是造反派。

最初两派针锋相对、批判辩论,意见不合,开始互砸广播站和广播车,尔后升级为动用石块、钢钎作为武器。当年幼小的席庆生走在杨家坪街上,目睹两派武斗时要像冷兵器时代一样列队决斗,在钢钎上绑上刺刀冲杀。

1967年7月,发生了著名的“武汉事件”。武汉的保守派居然绑架了中央文革小组派去的调查员王力。毛泽东的夫人江青用著名的口号“文攻武卫”,把全国的激进派推上了舞台。此后,重庆的两派盗用部队的武器,都有了武装小分队。

重庆是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中国军工基地。新中国建国后,按照毛泽东的三线建设指示,在重庆完善了庞大的常规兵器基地。1967年重庆市区拥有八大兵工厂。“反到底”派迅速占领了生产半自动步枪的建设机床厂、生产机枪的长安机器厂、生产大炮的江陵机器厂、生产子弹的嘉陵机器厂、生产高射炮的望江厂。“8.15”派则控制了生产坦克装甲车的空气压缩机厂和长江电工厂。

63岁的雷午生瘦小,和蔼,坐在我面前平静地啜着茶水。很难想象,他曾经是重庆工业校“反到底”派的头头。毛泽东的群众基础中最积极的一群人是高中和大学学生,他们参加红卫兵主要出于年轻人特有的理想主义,对于1960年代中期开始困扰中国的官僚机构感到忿忿不平。雷午生们心甘情愿地投身这场革命。

重庆武斗的第一枪就是雷午生所在的工业校打响的。工业校地处渝中区要塞,是“反到底”的据点,“8.15”早想拔掉这颗钉子。1967年7月,“8.15”军代表被工业校“反到底”派拦截扣押。25日,“8.15”向工业校连续发动进攻,双方动用了小口径步枪。雷午生说:“当时我们还有四吨炸药、三万只雷管。我说,谁敢爆炸,谁就是犯罪。”寡不敌众的“反到底”被“8.15”攻破,雷午生被俘虏,他小腿上被刺了一刀,而一个后生抡起一棒击打在雷的脑袋上,他从台阶上滚落楼下,现在留下了头痛的病根儿。战事过后有7人丧生,都是20岁左右的学生。

此后两派战事全面升级,半自动步枪、机枪、高射炮成为武器,坦克开到了解放碑,“8.15”甚至自制了“8.15式”冲锋枪。“武斗之后的重庆街头,宛如二战时期的战场一般,杨家坪几乎被炮火夷为平地,满目苍夷。”席庆生回忆说。

席庆生当时家住新华书店家属院,父母都是积极的毛泽东拥护者,父亲还是单位“8.15”的头头,当时叫一号勤务员,母亲在新华书店看管仓库,像爱护生命一样守护着毛主席著作,在擦枪走火引发的火灾中多次拼死抢救毛泽东著作。

1967年8月一场激烈的战役之后,父亲跟着“8.15”部队撤离到重钢阵地。很快,新华书店所在的区域成为了“反到底”和“8.15”交火的中间地带。8月24日,母亲带着席庆生和大弟弟向“8.15”阵地转移,为了表明难民身份,三人特意穿了醒目的白衬衣。上午10点钟左右步行出发,大约11点钟,抄小路来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这时枪声大作,第一枪是打走在最前面的席庆生,席下意识卧倒。第二枪打来,他听见母亲喊了一声,一颗子弹从母亲左胸射进去,从右腰部穿出。母亲不断翻白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子弹发射的方向来自重钢“8.15”阵地,席庆生不断挥舞白衬衣,告诉对方自己是逃难的群众。又一颗子弹射来,他和弟弟只好连滚带爬跑到路旁边的农舍里躲藏,然后,亲眼目睹母亲流干了最后一滴血。

“我永远不会忘记母亲的眼神,流露出的是对我们兄妹五人的担忧。”席庆生回忆道。

下午五六点钟,兄弟两人沿着河沟逃到了大路上。天黑下来,他和弟弟进入重钢地盘,找到父亲时,父亲正和几个战友在理发店剃光头,这是要向对方发起反击、决一死战的标志。

他告诉父亲:“母亲被打死了,就是被你们‘8.15’打死的。”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父亲没有流露出太大的情感波动。父亲只是带着他一起来到阵地前线,找到负责人“毛司令”。经过调查,真相大白:一个重钢的转业军人,刚刚领到机枪想试手,尽管有师傅在一旁阻止,但他仍然向席庆生的母亲扣动了扳机。

当天夜里,在一队战友的掩护下,父亲拖回了母亲的尸体,简单掩埋。

为了防止席家复仇引发内杠,凶手被悄然转移。毛司令安慰席家:一切等运动后处理。席庆生和父亲并没有当即找到凶手,在武斗停止后的一个平静期,“8.15”开始为本派遇难烈士修建墓地,父亲单位把母亲墓地迁到沙坪公园。

墓碑是席庆生亲手打磨的,磨破了手掌,也磨碎了心。三个月的武斗结束之后,土包上平添了100多座坟茔,埋葬了400余人。至今,重庆死于武斗的人数仍是个谜。何蜀的估计是,超过1000人。

仇恨如同疯长的草淹没了墓园。15岁的席庆生牢牢记住了困扰他一生的凶手的名字:苏仁和。

复仇

那一天太阳出奇的大。他叫上弟弟协助,在两路口电影院偷了一辆北京吉普,又穿上事先搞到的一件警服。他们取道鹅岭公园,只用了20分钟就到了重钢医院。席庆生把车停在医院门口,弟弟已紧张到无法走路,他只好一个人进入医院阴暗的通道,此刻时针刚好指向11点45分。走近病房,眼前的一切让他惊呆了:病床竟然空了。

母亲死后,席庆生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变得好勇斗狠,他评价那时的自己:“对社会怀着一股仇恨,心理极度扭曲。”而想起母亲生前靠卖血养活一家,席庆生的心就痛了。

武斗之初,席庆生参加了学校的“反到底”派,他扒火车到北京,参加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活动。“毛主席脸红红的,就像关公。”那一幕留下了深刻印象。1966年8月18日开始,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了全国各地1300万红卫兵,欣喜若狂的中学生高举毛语录,泪流满面,毛泽东身着军服在广场挥手。这一幕向外界传递的信息是,红卫兵得到了毛主席和人民解放军的坚决支持。

然而,意识到即将开始的武斗的危险后,大字不识的母亲多次阻止席庆生。一次席庆生急着要跑出家门,母亲一把揪住他,结果碰洒了一锅粥,烫伤了手臂。日后想起这个场景,席庆生心疼不已。最终母子达成妥协:席庆生只能跟着父亲的车出门行动。

母亲罹难后,席家仅仅靠父亲一个人拉扯5兄妹,一下子陷入赤贫,而最疼自己的人去了,席庆生顿时觉得生命已经无牵无挂,狂热得如同亡命之徒。

一度,席庆生投奔到当造反派的外地表哥那里。有一次,表哥被解除武装,他手持一柄机关枪只身去解救表哥,朝着密集的人群头顶就是一梭子。又一次,为了跟对立派抢夺俘虏,他手持一颗手榴弹冲进人群……这些往事,现在描述起来已显得风轻云淡,席庆生说:“因为目睹了太多的死亡,对生命已经麻木。”

毛泽东担心激进的红卫兵势力不受控制,于是于1967年发布“9.5命令”,两派均上缴武器,重庆出现短暂的平静期。1968年,武斗还曾有过反复。这年春天,毛泽东遣散红卫兵,文革从破坏旧秩序转向建立新秩序,随后毛泽东号召“广阔农村大有所为”,大批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席庆生也到农村插队,但心里的创伤仍迟迟难以愈合。他成了一个问题青年。他虽然不肯做小偷,却甘心给小偷当打手,打架的时候第一个冲上去。他跟知青打架,还差点烧了老乡的房子,得了一个“天棒”的绰号,重庆土话意为做事不计后果。他说当时自己“坏事做尽”。

“一个人在刚刚成型的时候,形成的世界观是根深蒂固的。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像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一样,视死如归,是暴力教育、斗争哲学。这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太大了。准确讲,我、薄熙来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不同的是,他是红色贵族,是喝优质狼奶长大,我是喝劣质狼奶长大的。”席庆生总结说。

历史进入1977年的时候,文革遗留问题正在审查、处理中。这时,席庆生结识了一个家住重钢的朋友,其母亲在重钢医院工作,席庆生利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当年的杀母凶手苏仁和因为在武斗中枪杀无辜群众,已接受审查,当时正在重钢医院保外就医。

这重新激发了席庆生的仇恨,他筹划复仇,并着手进行周密的准备。经过踩点,他找到了苏仁和的病房,几次从门口经过,记住了苏的床位。他还注意到,中午11点45分是医院人最少的时候,护士、医生都要去打饭。他准备这个时间出现在凶手面前,然后冒充公安查案,将苏仁和带走。

他甚至为凶手的归途设计了两种死法。一是在偷来的车上把凶手用链条勒死,然后开车拖着尸体,奔走在重庆的街头,一直开到朝天门,他要向路人陈述凶手的罪恶,并且宣告母亲的仇恨得到了昭雪。另一个方法就是将苏仁和用刀捅死,然后连车带人抛入嘉陵江,造成死者畏罪潜逃的假象。

那一天太阳出奇的大。他叫上弟弟协助,在两路口电影院偷了一辆北京吉普,又穿上事先搞到的一件警服。他们取道鹅岭公园,只用了20分钟就到了重钢医院。席庆生把车停在医院门口,弟弟已紧张到无法走路,他只好一个人进入医院阴暗的通道,此刻时针刚好指向11点45分。走近病房,眼前的一切让他惊呆了:病床竟然空了。

之前,他无数次接近这间病房,目睹那个瘦弱的背影坐在床沿,想象自己如何痛快淋漓一报杀母之仇。凶手的意外消失让席庆生失魂落魄,积攒了多时的力气一瞬间消失了。他急速跑到住院处翻看出院记录,这才发现,一个小时前苏仁和刚刚出院。

蹊跷的是,后来席庆生又摸到了苏仁和的家,伺机复仇,甚至多次蹲守到晚上12点,却仍然不见苏本人的踪迹。这个仇人如同人间蒸发一般,此后完全在重庆消失了。这成了横亘在席庆生心头一个巨大的谜。

纪念

“老百姓完全被调动起来了,进入了一种癫狂的状态,他妈的幸福得很。我在公园里冷静观察,感到文革又来了。唱红就是运动前期的舆论准备阶段,就像洗脑。人们崇拜薄熙来就像当年崇拜毛泽东一样。”

从席庆生的家往沙坪区西北方向行数公里,就到了沙坪公园,公园僻静的西南角,一处小山包上,埋葬着席庆生的母亲。

沙坪公园已是一个庞大的休闲场地,有咿咿呀呀的京胡和老人的歌唱高低传来。一度,沙坪公园成为重庆唱红基地,在临近墓园的一条湖边小径上,还竖着一块“红歌传唱基地”的牌子未及拆除。

两年前,重庆唱红打黑行至高潮时,席庆生恍惚看到了熟悉的景象。“老百姓完全被调动起来了,进入了一种癫狂的状态,他妈的幸福得很。我在公园里冷静观察,感到文革又来了。唱红就是运动前期的舆论准备阶段,就像洗脑。人们崇拜薄熙来就像当年崇拜毛泽东一样。”

席母葬在墓园后方,碑上刻着席庆生五兄妹的名字。他和大弟弟对母亲尚存记忆,最小的弟弟则告诉哥哥:我想念母亲,但是已经渐渐模糊了母亲的模样,记不起她的样子了。席庆生听了瞬间掉泪。

遗忘是一种不可抗力,作为重庆乃至中国为数不多的一处文革遗存,红卫兵墓园能保存下来亦属偶然。墓地至少有三次差点消失。

2009年,墓园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冠名为“红卫兵墓园”,可能这是中国唯一一处得到官方认可的文革文物,要知道,文革研究至今仍是禁区。2009年正是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期,席庆生认为:薄积极推动了墓园定为文物一事。

“薄熙来和我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我们的母亲都在文革中死掉。我的母亲是在武斗中被打死的,他的母亲是在文革中自杀。”席庆生坚持相信,薄熙来曾经作为红卫兵的经历,使得他对这段特殊的历史比常人更多理解。

站在母亲墓前,席庆生长久静默,又徐徐转了一圈。有什么难解心事,他总喜欢到母亲墓前,抽支烟,跟母亲倾诉。也是在母亲墓前,他曾经跪地哭泣发誓报仇。如今仇已泯然,他说自己持之以恒来这里祭奠,不断讲述母亲的故事,就是要告诉世人被屏蔽的家庭悲剧和文革真相。

69岁的郑志胜每次来到沙坪公园,都感怀命运无常。文革开始时,他积极参加,希望改变自身命运,然后深陷其中无法自拔。1967年,席庆生母亲的遗体被抬到沙坪公园掩埋,而此墓园恰是郑志胜最早发现并开辟作为罹难者墓地的,也因为墓园,郑志胜此后的人生走向由此改变。

文革开始,郑志胜是重庆大学的学生。因为出身地主,他没有资格参加文革,也不是两派成员。郑志胜夹着尾巴做人,不怕脏不怕累,靠捡拾垃圾、学雷锋为群众义务服务,赢得组织和他人的好感。当武斗升级、“8.15”死难者越来越多时,他向“8.15”头目、也是同班同学的黄顺义推荐了沙坪公园的八路军墓园。他们开了张重庆大学“8.15”的介绍信找到了沙坪公园,很快,这里被辟为“8.15”遇难者墓地。

战事最激烈的时刻,两派死难者暴尸街头,很快腐烂发臭。黄顺义又想到了不怕脏不怕累的郑志胜,找来郑志胜帮忙收尸。郑志胜二话没说,开始负责洗尸、裹尸、埋尸。作为“反到底”的头目之一的雷午生被俘虏之后,遭受了虐待,“被打得死去活来”,又被押到沙坪公园为“8.15”死者裹尸、埋尸,理所当然成了郑志胜的助手。郑志胜最早被戏称为“殡葬连长”,现在又被戏称为“俘虏营长”,随着尸体源源不断运来,后来他又升级了,被称为“尸长”。

如今,郑志胜可以清楚地复述处理尸体的全过程:如何用福尔马林浸泡,如何找到动脉,如何用白绸裹尸,如何举行一个像样的下葬仪式。他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如何为一个死亡的女学生穿衣戴帽,然后自己躲在尸体背后擎着死者的腰带,让死者和家属拍了一张最后的全家福。

每天目睹大批同学、群众的尸体送来,郑志胜的心灵变得扭曲,“对‘反到底’充满了仇恨”。

在雷午生这些俘虏们看来,郑志胜则是一个希望通过积极表现赢得组织信任的投机者,只有表现出对敌人的冷酷,才可以赢得信任。一位和雷午生同为俘虏的不愿具名者回忆,郑志胜经常命令他们跪在坟前,假装要枪毙他们。“他手里有枪,随时可以毙了我们。”他称亲眼见过郑志胜打死了一个女孩。

行走在青草萋萋的红卫兵墓园,郑志胜不断提醒我关注那些字迹已经脱落的墓碑,他可以准确说起每一个他亲手埋葬的战友们的往事。

直到有一天,在一座墓碑的修建过程中,他参与亲手杀掉了两个“反到底”的俘虏。往事残酷,他已经可以波澜不惊地讲述那天的景象。“晚上,战友让我把那两个人搞死。我对‘反到底’是如此痛恨,就同意了,把两个人搞死了。”

如今,复杂的心态侵蚀着郑志胜,他常常感到灵魂不安。“我受了不少的苦。人民政府用助学金帮我大学毕业,由于文化大革命没有站稳立场,因为种种原因误入歧途,我一定用我的再生之力,为国家为家庭做一份奉献。”他涕泪横流,掏出一本自己写的自传,名字就叫《汗血泪》。

他说:“我当时只是认为自己为战友报了仇了。这不是哪个人的错误,是整个领导阶层的错误。我现在连毛泽东犯下的错误都原谅了,还不能原谅其他吗?”

遗忘

席庆生从一个矢志不移、誓报杀母之仇的“天棒”,慢慢经受着岁月和文明的磨洗。他渐渐意识到复仇是一种狭隘之举。化解这份仇恨,他差不多用了20年的时间。再后来,席庆生完全放弃了对凶手的追查,对对方的去向也不感兴趣了。

“我在动手前向父亲下跪告别,他知道我的脾气,我想是他害怕我背上命案,向警察通了气,然后警察为了保证苏的安全,在我动手前把他转移了。”席庆生一度怀疑是父亲泄密,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合适的解释了。

但是父亲以沉默作答。

席庆生曾经多次设想这样的画面:如果再次遇到凶手,他会毫不犹豫冲上去,至少要打他一个耳光,质问对方为什么朝无辜的母子开枪,并打死了自己的母亲。在得到答案之后,他会一刀刀把对方剐掉。“这可是杀母之仇啊!”他曾经一再想象这个场面来临,又因为无法实现痛苦不堪。

他的朋友王康把这种仇恨思想归结为城市的性格。他告诉我:“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就是你死我活的暴力哲学,从小到大一定要划分出敌人,特别是重庆的红岩、渣滓洞红色教育根深蒂固——一个城市有这些,这个城市不疯掉才怪——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性格中都有一些不怕死、好斗的性格。”

王康文革时是重庆第一中学的学生。班上51个同学,参加武斗的有一半。班里有20多支步枪、10来把手枪。王康因为不是红五类,没法参加革命。“如果有资格,我也要拿枪参加。”

席庆生从一个矢志不移、誓报杀母之仇的“天棒”,慢慢经受着岁月和文明的磨洗。他渐渐意识到复仇是一种狭隘之举。化解这份仇恨,他差不多用了20年的时间。再后来,席庆生完全放弃了对凶手的追查,对对方的去向也不感兴趣了。席庆生说:“我们也曾经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残酷无情地对待过我们的老师和那些异议分子,也做过今天看来完全应该道歉的事情,现在看来,那些行为一样都很无耻。”后来,他开始参与保卫红卫兵墓园的民间活动,开始收集和研究文革资料。如今,席庆生和王康一起,拍摄一些体现城市历史的纪录片,希望忠实记录和挖掘重庆的历史。

雷午生在文革后受到了审查,他曾经热切地参与运动,并且认为那场运动是党真正希望贴近群众,克服官僚主义和社会等级现象的一场革命,但是在成为俘虏被残酷虐待后,这种憧憬完全破灭了。他后来成为重庆最早的一批下海者,引进了重庆第一条录音机生产线,给父亲投资开了一家雷氏烧鸡(还评上了中华名小吃)。精明的他,如今打理着一家生产绿色能源的公司。

郑志胜一辈子生活在小心谨慎中。文革武斗前他一直穿着朴素,勤奋好学。自从负案在身后,他无心学习,穿着阔气,骑一辆自行车在沙坪坝混社会。文革结束不久,他自愿分配到克拉玛依油田工作。不久,两个来自重庆的政府工作人员出现在他面前,将他带回重庆。他在看守所关了10年,最后的罪名是在武斗中枪杀了6条人命,被判入狱13年。此事仍然具有争议,郑志胜只承认参与枪杀了两个俘虏,而文革研究者何蜀也倾向于认为,郑志胜被冤枉了。

现在,郑志胜在同学的一家公司做事,以生活简朴、热心公益闻名,曾被当地报纸称为“重庆好人”。

当年重庆武斗两大派的风云人物——“8.15”的头头周家渝和“反到底”的头头黄廉——后来境遇不佳。我短暂拜访了两人,他们都强烈抱怨命运的不公。两人在文革后分别被判刑15年和18年。黄廉现在栖身养老院,为半身不遂所困,他至今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周家渝曾经三次受到毛泽东接见,与周恩来十几次商谈工作,后来官至四川革委会副主任,如今却为了“争取文革老人权益”不断上访。他抱怨说:“是中共中央、毛主席号召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为何到头来党没有受到惩罚,受到惩罚的是我们这些学生?”

历史总有惊人近似之处。在这座不甘平庸的城市,伟大领袖“运动每隔几年就来一次”的声音犹在耳际。40多年后,喧嚣多时的唱红打黑也画上了休止符。草木深深,叵测迷途,那墓园在我身后缓缓关闭,唯有一抹残阳在黄桷树枝头摇摆不定。

2014年1月20日, 11:36 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