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历史评论| 许知远:党外的声音

党外杂志

“老蒋泡温泉吗?”

我们刚参观过蒋介石在阳明山上的官邸,如今赤身坐在一家温泉馆的水泥台上,背后的汤池热气腾腾,那四处飘荡的硫磺味,像是煮过头的鸡蛋。我试了水温,像是能把人烫熟了。你要缓缓进入水中,屏住呼吸、一动不动,方能忍受个一两分钟,然后满身通红、灼烧的站起来,跳入旁边的冷水池,享受火与冰的快感。

它真是对意志的极端训练,是蒋介石一生的推崇。他能只喝白开水、克制性欲,也能忍受这泉水的高温吗?还是他衷情于此,这温泉或许让他想起他在日本度过的青年时代。日本塑造了他,他曾在这个国家学习军事,他生命中最艰苦也最荣耀的时光在与它作战。丢掉整个大陆后,是这个日本殖民地给予他庇护。这并列的热水池与冷水池,多少像是他充满极端的一生,他一直费力却徒劳地试图调和它们。

我的朋友分析了多年的蒋家王朝,却也不置可否。他本名是江春男,但在台湾政界与新闻界,他以笔名司马文武的著称,他曾以编辑批评蒋家王朝的杂志闻名,如今是台湾《苹果日报》的总主笔。与我们这些大陆来客不同,他对于蒋氏父子、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没什么浪漫情怀。如果一定要追究,他最好的时光都来自于对他们的声讨。“每次截完稿,我们就骑摩托车到山上来,泡汤、喝酒、聊天,警总是不会跟来的,”他声调不高,吐字也有点混沌,还是轻易地把我带入了另一个时空。

那是八十年代初的台湾,整个社会似乎处于一种奇特的暧昧中,人人都感到变革将要发生,却又不知道它会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发生。保守力量变得更强硬与无情,它公审美丽岛杂志的人员,制造了异议人物的家庭血案,让大学教授横死校园,还枪杀了客居美国的作家……

但反对的力量也迅速兴起。你审判了美丽岛的革命者,为他们辩护的律师们站了出来,你把丈夫们关进了监狱,妻子们走上了竞选台,你用暴力震慑社会,它也激发起一种强烈的悲愤。

台湾也变得更富裕了,与韩国、、新加坡一样,它被称作“亚洲四小龙”,是令人费解的“东亚奇迹”的重要部分。富裕也催生了新的欲望,他们要前往巴黎、纽约,在有驻唱歌手的西餐厅吃牛排,把家中装修成地中海风格,他们要消费物质,也要消费政治,要对自己的生活更多的主宰。于是,昔日的政治弊端、现代化带来欲望,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新的张力。

该怎样呈现这种新的现实,挖掘与解释其中的希望与困境。倘若你生活在那一时刻的台湾,一定会感到那难以弥合的反差。在主流的媒体上,不管是平面的《中国时报》、《联合报》,还是三大电视台,你都很少看到这些政治事件,即使有零星报道,它们的口径也都差不多——他们是暴徒、是异端,危害了社会的团结。但人们在私下的感受又截然不同。人们像是陷入了精神分裂,必须扮演双重角色。不过,这状态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台湾的少年们拥挤在这蕃薯形的岛屿上,学习的却是秋海棠叶的中国地图,他们用闽南语讲话,在学校却必须讲来自北京的国语,他们看到的不过是阳明山与浊水溪,却要熟记长江与泰山的知识。在政治世界同样如此。持续了三十多年的威权系统正在衰退,“三民主义”、“反攻大陆”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

“党外杂志”要填补这种认知差异。很有可能,他是第一个以职业记者身份进入这所谓的“党外杂志”的。在此刻的台湾,不管是“党外运动”、还是“党外杂志”,都像是遥远的回忆。“党外”,是在哪“党”之外?是国民党、,还是不断涌现出各种名目的小党?

30年前,这是无庸质疑的问题。“你在公共汽车站等车,看到站牌上写着‘中央党部’,就知道那是国民党中央哪部,从公车站长到公车司机,从七十岁老太太到七岁小姑娘,大家想都不做第二党想,‘中央党部’当然是国民党嘛,还有哪个党吗?”李敖在1981年12月的一篇文章里写道。对于普通人来说,“国民党”像空气与水一样弥漫在生活里,它不需要任何修饰词,它似乎一直存在那里,并且将一直存在下去。

只有曾在党国体制下生活过的人,才能了解这模糊又清晰的感受。“党国体制”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发明之一,单一政党不仅囊括了所有政治、法律权力,还控制了主要的经济与社会生活。

至于“党外”的缘起,李敖相信,它的源头足以推到1928年,国民党刚刚结束北伐、赢得政权,它的创建人之一的胡汉民就喊出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期待能建立起集权的党国体制。不过,直到流亡来台,它才建立起一个相对高效的集权体制。为了强调与“红色中国”的不同形象,国民党政权也一直给予挑战声音以空隙,也确认自己代表着“自由中国”。在台湾地方选举中,那些非国民党的候选人被称作“党外人士”。但直到1970年代初,因为两位非国民党籍的政治明星——黄信介与康宁祥的兴起,“党外”才开始被频繁的使用。而1977年的“中坜事件”与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后,“党外”则成为反对派与反对声音的代名词。国民党,这个不容质疑的“党”,第一次遭遇集体化与组织化的挑战。

创办杂志是这挑战中的重要步骤,这也是中国知识与新闻传统的一部分。倘若以梁启超在1895年主笔《时务报》算起,政论杂志在中国变革中扮演了令人吃惊的角色。《时务报》开启了士大夫的眼界,为“百日维新”进行了思想与组织动员,流亡中的梁启超在横滨编辑《清议报》,为一代青年人打开了世界的窗口,促成了辛亥革命的到来。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不仅引发了“新文化运动”,还导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管是1930年代初的《独立评论》或是1940年代末的《观察》,它们都在一个越来越逼仄的政治空间里,缔造出某种中立的、质疑的声音。他们既代表着现代舆论的兴起,似乎又衔接着中国传统中的“清流”的声音,它还创造了“记者—政治家”这一身份。

雷震把这个传承带到了台湾。从1949年的11月的创刊,到1960年9月停刊,雷震的《自由中国》试图把在大陆失败的自由主义理念根植于台湾,但他从思想、言论转入组织与行动时,杂志被查封,他本人则入了监狱。《自由中国》奠定的基调却延续了下来,其中以《文星》与《大学杂志》最为著名。它们都继承了五四以来的启蒙精神,以挑战权威与传统,强调理性与自由著称。与仍旧中国意识强烈的《文星》不同,《大学杂志》出现了更强烈的本土色彩。它的主要撰稿人不再是迁台的外省人,而是是国民政权下的第一代本土知识分子,他们受到自由主义的熏陶,却有了更强烈的本土意识,吸引他们的不再是抽象的“传统与现代之争”,而是台湾的现实社会与现实政治。他们有过短暂的繁荣期,崛起中的蒋经国需要来自知识分子与本省力量的支持,而退出联合国导致的动荡,则激发起新的台湾意识。台湾社会的复杂性也随着现代化而来,国民党政府很难再全面控制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但与《自由中国》一样,《大学杂志》的蜜月期有赖于政治权力的策略性妥协,而他们寄往的变革则来自于上层的开明。

这个传统到了1975年的《台湾政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本只出了五期的杂志在台湾民主史上有着标志性的意义,从它的创办人黄信介、康宁祥到总编辑张俊宏,他们代表了本省政治人物与知识分子的结合,共同表达对政治与社会的看法。它的发行人黄信介也是一位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内以强悍的问政著称,他曾嘲讽国民党扶持的青年党、民社党是“公厕里的花瓶”,只是为国民党的专制粉饰之用。在创刊词中,他宣称了《台湾政论》要继承之前的政论杂志的传统,“在批判官僚制度的行径上、在封闭的环境中所造成的诸种不合理”,他也希望搭建起“民间舆论发言台”,令官方与民间彼此沟通,更重要的是,这本杂志要为台湾社会提供道德勇气“只要是正义所需、正义所容,必将用尽全力勇敢地说、勇敢地写。”它的另一位创办人康宁祥则是政治新星,他出身于加油站工人,却靠一种勤奋,成为了一名“党外”立法委员,也因美国媒体的报道,而生名大噪。

在言论的尺度上,这本杂志的确表现出比过往更大的力度。在国民党政府最终以“煽动叛乱罪”查封它的“证据”中,有一条即是这样的“露骨语句”:“台湾人民要想‘当家作主’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是台湾本土人民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的独裁政权,第二是台湾人民团结起来奋斗争取早日和‘祖国’和平统一。”这本杂志也开创了这样的传统——政治目标与媒体的界限混淆了,政治人物用自己的意志主导编辑,而编辑与作者则直接介入政治行动,为政治人物助选……

1979年,康宁祥计划创办一本新杂志,它能延续四年前被停刊的《台湾政论》,几年来,他越来越知道舆论的重要性。他邀请我的这位朋友司马文武来做总编辑。

对江春男来说,正式加盟一份党外杂志仍需要特别的勇气。这一年江春男33岁。他出生在台中的山间,亲族几乎全是纯朴农人。一直到入读台中一中,他是个典型的山里小孩,知道讨生活的艰辛,他要帮大人摘李子、挖生姜和芋头、卖水果的日子,在昏黄的油灯下帮忙分类,而在采笋的季节,则要在凌晨两点从竹林中挖笋回来清洗,在长辈们押车赶早市时,要在车后拉绳子,帮忙煞车。山中的生活也会激起特别的诗意,他和朋友们在山上跑来去,在山谷中的溪床上漫无目的闲走,他记得满山的白雪式的李花,在晴朗的冬日,站在山顶上,可以看到远山上的积雪……

台中一中开启了他的新人生。这所中学开始于1915年,创办人有林献堂、辜显荣这样的名字,他们是夹在清王朝与日本殖民者之间的台湾士绅,投身教育是为了“唤醒台湾人民意识及文化觉醒”,尽管他们最终都成为了妥协者。这个中学的际遇也象征了台湾社会的变迁。在课堂上,先是日本压在汉文上,三民主义随即又压在“皇民化”之上。

六十年代的台湾沉浸在一种紧张、抑郁与感伤中,那些外省人沉浸在失去故乡的流亡之痛中,而本省人则被二二八之后的白色恐怖窒息,必须忘却自己的过往,是故乡的流亡者。少年人则被束缚在另一层压力中,除去严密的校园监控,还有可怕的应试教育,接连不断的考试与补习班,都令人窒息。所幸,青春的生命力总可以在暗淡中发现色彩,而沉默也会激发出特别的敏感与抗争,文学常成了抒怀的出口。李敖这样的反叛者常激起最热情的崇拜,当他们读到这样句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的新棒子”,很难不心潮澎湃的。

那是个浪漫、反叛的年纪,江春男记得在中学里,他曾和一位叫林怀民的同学比赛作文。这些少年聚在一起,嘻闹、谈论文学、憧憬未来,他们会一字不落的背诵痖弦的歌句:温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点点酒及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经经看一名女子走过之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码之认识之必要……

李敖与痖弦混合一起。按照江春男自己的回忆,他是文学少年与小太保的混合体,一面嗜书如命,一面又接连的惹事,乃至留级。最终,他还是幸运地进入东海大学。

这所大学以灰瓦红墙的唐风建筑、路思义教堂、绵密的相思林著称,它们似乎也把纷扰的社会隔离在外。这也是他的另一个自我寻找的时刻。在日后的回忆里,东海大学洋溢着电影《杨朵》(Yentl)式的精神,年轻人在此“追求知识、爱情和真理”。他把时间都仍进了运动场与图书馆,想“练就最好的体能,参加奥运会,读完图书馆的书,通晓七种语言,旅行全世界”。

也是在这里,他看到了影响一生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被镜头浪漫化的劳伦斯似乎代表了他们渴望的一切:冒险、博学、意志坚定、特立独行、参与历史变革、还写出了伟大的作品,而这一切又都笼罩在悲伤与诗意中。

纵情于文学、哲学,想成为奥林匹克冠军,要追踪劳伦斯的冒险足迹,响应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他的庞杂雄心既出于青春的贪婪,也证明那是个多么“去政治化”的年代。台湾太逼仄、又太压抑了,青年人无法改变既有的世界,那就沉浸在逃离中,逃进抽象观念与别人的生活,逃往世界各个角落。

也是在这段时间,他也开始使用“司马文武”这个笔名,这其中也暗含了少年人自我期许——“司马”是流行武侠小说的常见姓氏,而在这个缥缈的世界里,他要文武双全。

他的政治启蒙直到1971年的“保钓运动”才到来。在外交上的溃败,它激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情绪。那种无力的、疏离的、急于逃离的气氛似乎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激情的、介入的、命运共同体式的情感。政府、知识分子、社会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暂时的和解,共同宣称要“革新保台”。长期被压抑的政治热情突然爆发出来,一个青年,只要他稍具理想主义情怀,都会被席卷其中。

这股激昂情绪,不仅宣告一个新时代到来,也在表明新一代人的崛起。他们都出生于二战后,不管是外来者还是本省人,他们都未经历过战争,没有之前的历史纠缠,他们都在安定的、日渐富庶的环境中成长,由于反对共产党的需求和美国的盟友关系,不管国民党政府多么专制,仍要在理论上强调“自由”与“民主”价值,他们也都是这些理念的信奉者,都严重感到理念与现实间差距。

江春男属于这觉醒的一代人, 他“参加各式的国是演讲,每晚倾听同学高谈阔论,”他在日后写道,当时他正在政治大学读研究所,而“各种政治消息逐渐使我这个满脑子西洋政治理论的科班生,开始关心时事”。

但他也很快发现,这期望也化作新的幻灭。他没有成为劳伦斯式的冒险家,也没有投身于文学创作,他成了一名记者,负责政治与外交事务。他先后在《中国时报》与《自立晚报》工作。在台湾的新闻界,这两份报纸以自由、开放作风著称。尤其是《中国时报》,自从1950创办以来,一直在台湾新闻界最重要的声音之一。与《自由中国》的雷震一样,它的创办人余纪忠是“书生报国”的又一例证。他们都在一个山河破碎的时代成长,同时被强烈的民族情怀与知识分子的忧患、启蒙精神影响,也是坚定的反共者。当他们随国民党政府迁台后,又把在中国未竞的抱负,移植到这岛上,都像是不合时宜的巨人。雷震要谈论如何建立一个“自由中国”,而余纪忠则要通过一份报纸“反映时代变迁、针砭社会弊病、策应中国未来”。他们的策略与个人风格不同。雷震走向了公开的挑战,他不仅要在言论上批评,还试图缔造反对党,最终入狱。余纪忠更谨慎、个人特质更为复杂,他有老报人的历史情怀,有制度缔造者的气魄,他大胆起用青年人,建立成学院式的编辑部,他具有企业家的敏感。1968年,《中国时报》率先采用彩版印刷,成为台湾、乃至亚洲第一份彩色报纸,它再准确不过的表现了余纪忠的企业家精神,报纸不仅提供信息、表达思想、关乎言论自由,也要满足时代对感受、品位的需求。而台湾故事中不仅有专制与自由,还有一个经济成长、社会变迁的新故事。

不过,他也安于一个“清流”的位置,他批评政府,却不会质疑它的合法性,小心翼翼地在政治权力与新闻原则之间寻找平衡。余纪忠的个人身份也象征了台湾这套党国统治的复杂性。他是国民党内富有影响力的中常委,主导着台湾重要的言论阵地,还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他的特殊性令他的报纸获取更多的消息,也得到某种垄断的优势,但是,他又从未获得过足够的安全感。当他的理想情怀上升时,他鼓励记者冲破言论边界,但当来自上方的压力过大时,他又立刻回撤。

江春男努力成为一个好记者。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他了解很多信息、有很多意见与感受,却发现它们常刊登不了。监视与审查的忧虑也无处不在,像很多现代专制国家一样,安插线人、鼓励告密是国民党台湾的常见现象。有时,连余纪忠都难逃这种恐惧。江春男一次他奉余纪忠之命,调查美台关系的新动向,却随之被情治人员约谈,声称这是泄漏国家机密,一直暗示他能供出他的幕后人。调查不了了之,这也令他更清晰的感受到整个政治系统的可怖与可悲,一个如余纪忠这样在党内身居高位、并对它保持信念的人,都会对这个系统如此的恐惧。

既然主流媒体无法表达声音,江春男则开始向非主流倾斜。他熟识逐渐壮大的党外力量,他与康宁祥成为了朋友,也偶尔为《台湾政论》撰写稿件。1979年,他决定正式加入这股新潮流。

对于一个台中山间小孩,这样卷入政治真是个奇妙而意外的过程。从出生起,他就被教育要远离政治,当家人“偶尔谈起政治时,态度都是恐惧或讽刺的”,而“选举买票和作票,几乎被视为当然,没有人会奇怪的”。恐惧也与家族的经验有关,他的一个堂伯在“二二八事件”后被关押了27年,在今日绿岛的人权纪念影,仍看得他留下的记录。政治也与特权与诱惑紧密相关,他记得山溪旁有一座私人的小吊桥,通向对面的别墅属于一位省议员,省议员的轿车周末回来,会卷起一片风沙。而山里孩子们也会聚在吊桥旁,围观“莺莺燕燕的女人走上小吊桥的风姿”。

童年的恐惧与猎奇,变成了一种志趣与责任。不过,他对政治的兴趣首要还是来自对新闻业的热情:“一个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反对党、没有议会、没有司法独立的社会,就不会有新闻自由,没有新闻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记者。”

“我们深信,这是一个集体参与的时代,是一个群众智慧的年代,不是一个敲锣打鼓、捧拜英雄的时代。”

在1979年6月台北街头的书报摊,你看得到这本名为《八十年代》的新杂志,封面上是一艘扬帆的船做背景,似乎在驶向一个新时代。不管是内容还是风格,它仍是知识分子式的。它的创办人康宁祥不讳言它是《台湾政论》的延续,在杂志内页的广告上,他直接提醒四年前《台湾政论》的订户们,当年因杂志夭折的损失可以直接向《八十年代》索要。

从《台湾政论》到《八十年代》,四年来的台湾已发生了一连串戏剧。1975年,蒋介石去世,1977年,中坜事件爆发,1978年12月,美台断交,尤其是最后一件,似乎也在宣告着弥漫着沮丧、愤怒与激越的七十年代的落幕。这一个十年正是以保钓运动与退出联合国为开端的,延宕其间的是一连串外交挫败。

它瓦解了国民党政权的权威,它一直宣称自己才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却发现陷入了国际孤立。危机感又激发了新的斗志,蒋经国与他热切有为的技术官僚们推行了“十大建设”,他们把威权政府披上了“发展主义”的外衣。危机也刺激一代青年形成新的台湾共同体的意识,一种“汪洋中的一条船”的集体悲壮感。

七十年代像是在压抑中绽放的花朵。高雄的加工区不停的运转,台湾商人涌向世界,中产阶级群体则日渐庞大,一个丰沛的社会到来了。而乡土文学论战,林怀民的舞蹈、朱铭的雕塑、洪通的画作,《大学》、《夏潮》、《这一代》、《仙人掌》、《剧场》等杂志的涌现,也使这十年的台湾迎来了文学、艺术与思想上的灿烂年代。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它的表现出的创造力只有二十年代才能与之作比,但前者发生在人口与地理上都规模小得多的台湾。

这些活动既可能转移政治热情,也在更大程度上的激发了社会的觉醒(轰动一时的乡土文学论战不过是另一种政治反抗),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生活的现实、并体验到自由精神时,他们也就越试图打破压制。

“党外”运动在中坜事件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反对的力量不再是知识分子的孤独而愤怒的声音、几位政治人物的努力,群众也加入了其中。当群众认定自己被欺骗,冲进警察局、砸毁警车时,他们既感到了自己的力量,也让党外政治人物感到新的鼓舞。

分歧也就此展开,是仍坚持在体制内的批判,逼迫政权做出退让,还是认定内部的改革已然无望,必须借助群众力量来打破体制?

作为《八十年代》的总编辑,江春男希望这份杂志是“温和的反对派的论坛”,“避免刺激性的文字,走可接收的批判路线”。这也正是康宁祥的主张,自从1969年当选台北市议员后,他与黄信介迅速成为新一代党外政治领导者。他是当时最有魅力的党外政治人物,当他开始发言时,所有人都竖耳倾听,他的沙哑嗓音曾让集会中的人们听得如痴如醉。比起相比越来越热烈的“群众路线”,他仍是“议会路线”的坚持者,相信体制内的改革,他的那句四处宣扬的“呷紧弄破碗”代表着这种哲学——不要把共用的碗打破了。

杂志的趣味则是江春男式的。他首先是个观察者与思考者,对知识与理论本身有兴趣,而非一定转化成实际行动。当他试图去批评当权者时,也不仅仅从狭隘的“党外”视角出发,而是着眼于整体社会的发展,他也把自己对世界的广泛兴趣与理解,都放进了杂志。

在第一期中,除去对国民党政权的揭露与批评,对党外人士与党外运动的报道,也有对北京的西单民主墙的、伊斯兰革命中的伊朗的最新报道。而在日后,杂志更是追踪报道波兰的团结工会、韩国的民主化浪潮,在这种视角下,台湾的专制与反抗故事不再孤立,而是全球民主浪潮中的一部分。也借由其他人的故事,他来影射台湾现状。当韩国的独裁者朴正熙遇刺后,他评论道:“他以强人的权力与魄力,牺牲民主自由,全力开拓贸易,外汇存底急剧上升,经济成长率每年平均高达百分之十以上。但是经济过度成长的结果,却带来通货膨胀、物价与工资飞涨、贫富不均等问题。因此经济发展的果实,广大民众才要开始品尝,想不到副作用及后遗症却奔驰而来,这类问题回过头来汇集到一个总源头——政治问题,造成严重的宪政危机。”当时的台湾读者,一定能轻易的听出这弦外之音。

杂志也要与台湾自身的反抗传统建立起关联。它把台湾的自由传统追溯到日治时代,重新挖掘蒋渭水一代的文化启蒙,杂志社推出《自由中国》的选集,试图将大陆与台湾这双重的自由传统融合到一起。

《八十年代》创刊两个月后,另一份党外杂志也出现在书摊上。不管是口号、内容、设计上,《美丽岛》杂志都呈现出一种更激进的态度。它无意与昔日知识分子论政杂志发生关联,直接表明它正是民主运动的机关刊物,杂志的总经理施明德则干脆表明,他们在搞一个“没有党名的党”,分散台湾各地的杂志服务处是“地方党部”。在它的封面上,是群众集会照片,这密密麻麻的人影也一个群众运动时代的到来。

《美丽岛》刮起了巨大旋风,随后的“美丽岛大审判”让一代最勇敢的心灵身陷囹圄。它让党外运动赢得了世界性关注,也令台湾社会陷入恐惧,八十年代开始了。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第六期的《八十年代》社论以杨万里的诗开场,结尾则是半劝诫、半警告的口吻:“如果国民党再不知顺水推舟,因势利导,引导这股汹涌而来的社会力量到一个正常的出路,我们相信,这股社会自生的力量,终有一天要走上自己出路的途径,到那时,国民党就会觉悟‘潮流真是抵挡不住’的。”

这溪水的比喻是对最后一期《自由中国》社论的回应,雷震用“大江东去挡不住”来形容民主浪潮,他则因组党的努力随即入狱。这浪潮被阻挡了整整19年,而时代改变了吗?

他这溢于纸面的乐观与浪漫没能持久。包括《美丽岛》在内的15份杂志被关闭,标榜温和姿态的《八十年代》也难逃噩运,在出版了七期之后,它被勒令停刊一年。危险不仅于此,谁也不知迫害是否会涉及到整个党外。倘若资深立法委员黄信介都可能被捕,康宁祥与他的总编辑江春男也可能面临同样命运。

“我想过逃到山里去,还设计了路线,最后还是作罢”,江春男回忆说。这可能是出于他对国民党系统的了解,也可能是他实在无处可去。大逮捕没有继续扩散,超越想象的残酷却发生了。1980年2月28日,尚关押在监狱中的《美丽岛》的核心成员、也是省议员的林义雄家中发生凶杀案,他的母亲及7岁的双胞胎女儿被刺身亡。江春男是最早抵达现场的几个人之一,他是林义雄多年的朋友,对他的“性格刚硬”印象深刻。现场的血迹与惨象,深深震惊了他。在《自立晚报》撰写了文章《妻儿、政治和历史》,他说“字典上的所有字,均不足以形容我心中的痛恨”。

党外的韧性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国民党希望借由逮捕、审判与血案震慑反对者,却激发起更强烈的反抗精神。在1980年底的选举中,《美丽岛》事件成为了话题中心。丈夫们被捕了,妻子们站到了选举舞台上,当《望你早归》、《望春风》的音乐响起,她们一句不说,就赢得了台下听众的同情,人们用“代夫出征”来形容她们的悲壮。辩护律师们也集体登场,他们代表了日渐兴起的中产阶级的力量。

他们在选举中的胜利,也象征了台湾社会的成熟。尽管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保持了惊人的停滞,但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与社会已经诞生,它为反抗者提供了新的空间与能量,社会的弹性日渐增强。抓获了雷震、查封了《自由中国》、关闭《文星》,六十年代就陷入了沉默,直到七十年代《大学杂志》的出现,但现在,美丽岛事件不到一年,人们就已喊出了“党外再出发”。

它也影响了江春男的命运。黄信介的入狱令康宁祥成为了党外最富号召力的政治人物,他的“议会路线”获得上风。江春男则成为了党外力量的代言人。《八十年代》被查封后两个月,他们创办了《亚洲人》,接下来还有《暖流》杂志,再加上八十年出版社,俨然一个党外出版集团。读者、审查者都知道这些杂志的内在连续性,把它统称“八十年代系列刊物”。江春男是这个出版集团的灵魂人物,在八十年代的最初两年,江春男期待的温和反对声音,似乎主导了党外的声音。它要扮演一名劝诫者、启蒙者,而非直接挑战者的角色。

温和的声音不意味着不受压制,审查与查禁从未停止过。恐惧在减少,却并未消失。在一家党外杂志中,从采访、写稿到印刷发行,都是秘密的过程。他们必须假设,他们一直被监视与窃听。他们要经常更换印刷厂,打电话时使用暗语。曾经在《八十年代》工作的徐璐记得,当她约稿时常这样说——“我要向你借一本书”、“有一罐茶叶要送送给你”,而当她向《自由中国》昔日的主编傅正约稿时,更是要以喝茶吃饭的名义,在他的家里“一个字一个字的把稿子抄下来带走”。

被迫撤换稿件的情况也不断发生。这是“编辑室启示”栏目常会出现的景象——“第六期《亚洲人》预定刊载《虎落平阳的郭雨新》一文,故列于封面要目之中,后因稿挤临时抽出,不及向读者说明。”印刷是另一项挑战,警总可能随时来查抄。年轻的徐璐被派去印刷厂门口对着查封者撒娇以拖延时间,其他人则把杂志从后面的窗口运出去。当杂志被运到在重庆南路的一带的书包摊后,也要通过暗号,摊主才会把藏在下面的杂志拿出来。这些摊主中最著名的一位叫周梦蝶。

他们也找到了应对方式。晚期的专制总是半心半意的,警总查封杂志时,每查封一本就可领取10元的奖金。他们就先印两千本,当查封者领取奖金后,他们就继续印刷。禁忌总散发出魅力,每当一期杂志被查禁时,它的销量会特别好。

现场必定不似日后回忆的那样浪漫轻松。《八十年代》、《亚洲人》、《暖流》,这些交替使用的刊名,表明了这种西西弗斯式的荒唐过程。在一期杂志中,江春男写道:“七年来,我们发表了几次发刊词、复刊词和停刊感言,我们把我们的理想、抱负、挫败困难和原则立场,反复陈述……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我们更体会到,一切理想来自实践,一切原则来自坚持。在各种挫败与打击中,我们学会了真正的战斗。”

“台湾杂志与审查者玩猫鼠游戏”, 1985年2月4日的《纽约时报》以此为题报道党外杂志,文章所配的照片正是在江春男,他正在翻阅《亚洲人》。在照片上,他有一张英俊的方脸,身体健壮,一头浓密的黑发,有着介于青年与中年之间的气质——端庄而自信。照片掩盖了他日常生活的调皮,他脸上常挂着一种顽童式的坏笑,对所有权威保持着嘲讽,当然,他也喜欢嘲讽自己。

他已是明星人物,他在台湾岛内被称作“党外杰出的记者”、“政论杂志的祭酒”,一些人说他编辑的杂志为开创了台湾政论杂志的新面貌。而对于那些关心台湾事务的外交官、新闻记者与学界人士来说,你要了解台湾真实的声音,他是必经一站。倘若新闻局长宋楚瑜代表着官方的声音,他是“地下新闻局长”,是无所不知的Antonio Chiang,“异议编辑中的头领”。他的杂志结合了学术界与新闻界,提升了党外运动的理论与文化水平。与大多数党外运动者不同,他理性,站在一个中间地带,既批评国民党,也与新兴的反对派保持警惕,而且英文讲得很漂亮,见多识广。

他很少浪漫化自己,更不愿意变成某种符号,他拒绝给自己贴上“党外”的标签,与康宁祥保持着某种暧昧的距离,他总提醒自己的编辑同仁,不要把杂志办成政治人物的传声筒。

他的风格与价值观也遭遇到越来越强烈的挑战。除去国民党当局,挑战也来自反对派内部。一切变化得真快。当康宁祥在七十年代崛起时,他被视作崭新、耀眼的新力量,他的主张被认定是理性、现实。但在新一代党外人士心中,他的声音却被当作妥协与投降。暂时终止的“群众路线”因一群青年反对者的到来而再度兴起,他们展开了“批康运动“。这其中不仅是“路线之争”,也是权力与代际之争,既然康是党外领袖,打倒这个领袖则是确立自己位置的最迅速、有效的方式。

江春男的新闻观也招致了这样的攻击:“似乎有点错把党外杂志当作学术刊物或中立刊物……现阶段党外杂志的目标绝不是在办一份纯新闻刊物,而是必须以党外的立场与去分析事物、剖析国民党、争取民众的职称,成为一份真正的党外的杂志,因此了有了立场的刊物就不是客观的刊物,对事情必须有选择性,不该迷信客观的神话。”

江春男不喜欢这股激进浪潮,也发现一些党外分子口口声声寻求民主,却经常表现得比国民党更独裁。更致命的是,他素来推崇的思想、分析的力量,在这个越来越激越、越来越嘈杂的时代,变得不合时宜。党外杂志再度层出不穷,它们越来越直接卷入现实政治活动,成为政治力量的附庸,也因财务压力而越来越迎合消费者,超然的知识分子立场再难维持。

时代变得越来越急促了,欲望被不断激起,禁忌逐一打破,人们崇拜直接的行动。在党外的竞选活动的场中,除去党外杂志、违禁书刊,同时叫卖色情杂志与录影带,它们都是被压制的渴望。这一切变化也都与党外杂志的努力有关,他们不停地批评国民党,揭露被遮蔽的历史,这些报道或许常犯错误、夸大其辞,却有效的消除了政治权力的神秘性,降低了人们的恐惧感。

对于这新局面,江春男多少会同意俄国作家蒲宁对于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的感受:“当时差不多所有革新者的力量和才能的素质都相当低,带有先天的缺陷,混杂着鄙俗、虚假、诡辩、迎合市井的东西”……

延平南路上的上上咖啡,似乎仍延续着三十年前的风貌,它的深褐色桌椅、木墙板,窄小的楼梯,柜台上陈列架的小物件,都带有那个经济正起飞、消费欲望刚刚兴起时代的痕迹——一点收敛的自由、不和谐的时髦。

窗外的中山堂是台北少见的气度不凡的建筑,也是这个城市叠加的历史的象征。它原本是清朝的布政使司衙门,被日本改建成“台北公会堂”,然后陈仪在此接受日方的受降,“公会堂”更名为“中山堂”。流亡到此的中华民国把它当作国宴场所,美国的尼克松、韩国李承晚、越南的吴庭艳、伊朗的巴列维都来过,它是这个流亡政权显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正统性的象征。不过,它也是对正统性的挑战的场所,1978年12月5日,“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在此召开座谈会,在唱国歌时把歌词“吾党所宗”改为“吾民所宗”。

这个下午,客人们都挤在了二楼,他指给我角落的方向——一对小情侣正在私语——当年,他常坐在的角落里写稿,一杯“综合咖啡”,从早坐到晚,最快的时候,一天写过一万字。杂志即将付印,有很多版面需要填补,他要用不同的笔名。他也在这里见朋友还有线人,他们会带着材料与传闻到来,权力争斗随着威权的瓦解而加紧,如果你需要击垮对手,把他的秘密泄露给这些“党外”杂志是个好选择。他要提高警惕,区别哪些东西值得刊登,哪些不过是谣言,他也从不希望自己编辑的杂志沦为权力的工具、或是丑闻揭露者。他也注意那几张熟悉面孔的出现。自从加入新闻业以来,与情治人员打交道就成了工作的一部分。白色恐怖的年代已然过去,你不会在因一句话、一篇文章而获罪,但监控与恐吓仍在,它是那个党国体制仍在继续的支柱之一。

我们坐在清静的一楼,只一位老人在翻报纸——在头版上,马英九登上了彭佳屿,宣誓对钓鱼台的主权,我们都点了“综合咖啡”,一百块台币。咖啡店的服务员都认识他,看着他从一个有点神秘、危险的党外人士,变成了国安会副秘书长,又回到了记者的身份。三十年来的台湾政治与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岛屿上的政治生态就像是一个忙乱的浮游群落,充满了朝生幕死的短暂传奇,英雄与囚徒、辉煌与没落、希望与幻灭都只一步之遥。

《八十年代》在1986年宣告结束,既然反对党已经组建、正式发出声音,党外杂志的命运也告一段落,它们在印刷品上塑造出一个反对共同体,一位美国记者用“墨水换鲜血“来形容它的作用。任务已大致完成,新的不满声音(主要是对台独的主张),则在地下电台找到了更好的渠道。

接下来的13年,他努力实践他多年来的追求,成为一名杰出的记者,把西方的专业主义引入台湾。他先是与朋友创办了《新新闻》,它旋及成为了最重要的新闻杂志,它的在一个混杂的转型年代成了最可信赖的声音之一。接着,他与康宁祥再度合作,创办了《首都早报》,尝试把新闻理念引入报界,可惜它迅速夭折。他还与《自由时报》的老板林三荣合作,创办了英文《台北时报》,帮助外界理解台湾社会。政治的民主带来了新闻自由,却不一定能保证他期望的新闻品质。相反的,一个越来越娱乐与碎片化时代涌来。

江春男的个人轨迹因陈水扁的当选,再度发生变化。2000年至20004年,他出人意料的出任了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沉寂多年的康宁祥出任秘书长,老搭档再度携手。“我们笑了他一阵“,徐璐回忆说,”他一直说要当永远的记者,却还是进了政府“。民主的进程也是一批精英取代另一批精英的过程。常年的反对派,突然发现占据了权力的中心。

对于朋友的嘲讽,江春男用记者的好奇心来解释,在分析了权力这么多年后,他想知道它到底是怎样运行的。这的确是个充满讽刺的经验,当他编辑不断被查抄的党外杂志时,必定想不到有一日会进入总统府,变成了“情治单位的头子”,当年监视他的人,则要向他汇报,并在酒醉之时,提醒他连自己早已忘记的细节。他以批评权力为志业,却未想到最终进入了权力中心,而且掌管的最隐密的权力部门。

“一旦当官,人际关系突然起了化学变化,好像自己边了一个人,大家以为你在忙什么国家大事,以为你有特别情报,知道所有秘密。他们不知道,当官的对外界知道最少,甚至当事人的下台,有时也要靠记者的通知”,“官场的人,平常忙得像狗,走路向行军,永远在赶下一场。他们被日常工作逼得喘不过气……他们听到许多报告,开了许多会,每个会都有无法解决的问题,让人又累又闷又烦恼。很快这种忧虑就会爬上脸,让你挂上忧国忧民的表情。平常人都为个人生活烦恼,你却可为国事烦恼,这种感觉让你产生莫名的优越感,好像拥有一种比较高贵的人生”。他在日后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新闻与政治圈多年,见惯了人事沉浮,却保持着一丝羞涩与矜持,与一种旁观者才具有的天真的嘲讽能力——他看不惯所有的虚张声势。也是这权力让他与康宁祥产生隔阂,这个早已被遗忘的昔日的反对派领袖似乎无法有效运用这权力。

不过,这副秘书长的经历,的确满足他诸多的浩气长存。他曾崇拜过美国战略学家Edward N. Luttwak,现在可以在他的寓所里听他侃侃而谈——“不是他的见解特别深入,只因为他为打开另一扇窗,带我走进另一个世界”。他对于以色列的摩萨德倍感兴趣,如今和他们隔桌而坐,发现一切也没有那么神秘。而对他不满的同事则抱怨说,江副秘书长似乎仍沉浸在他记者的职业习惯里,到哪里都是四处发文,满足个人好奇心到多于公务。

(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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