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网|阙光联:文明与野蛮的博弈

共识网近日发表了秦晖、施展、许章润等人的学术座谈纪录《世界改变中国,还是中国改变世界?——从“第三世界”到“第三个世界”》,对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反思,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话题和观点,令人深受启发。其中关于文明与野蛮的博弈问题,成为一个颇能引发大家关注和兴趣的焦点。秦晖先生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角表达了对野蛮战胜文明的担忧。在中外历史上,野蛮战胜文明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从古希腊斯巴达战胜雅典、马其顿征服希腊、蛮族消灭罗马帝国,到中国秦始皇灭六国、五胡乱中原、蒙古灭宋、满清灭明,等等,甚至二十世纪由俄国一声炮响引发的某类革命,都是野蛮战胜甚至消灭文明的例子,可谓劣币驱逐良币。而在现实世界中,此类现象也依然存在。秦晖举了一个“昂纳克寓言”为例,其实表达的是对所谓中国模式可能给文明世界带来的某种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的担忧。

应该说,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野蛮战胜文明的现象的确大量存在,但对其成因却需要具体分析。如果文明与野蛮的博弈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社会内部,那么我们应该追问的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制度、法律、道德伦理等是否公正、合理、健全、有效。如果博弈发生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发生在世界范围,那么就应该分析世界局势和时代环境。时代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人类走向全球化的历史趋势,能够对文明与野蛮的博弈造成重大影响,使得这种博弈在当代世界与在古代世界会有某些重大区别。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问题,被这些座谈诸君忽略了,那就是文明本身的内在矛盾与危机往往是诱发其自身衰亡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其输给野蛮的内因。也就是说,文明之所以输给野蛮,还应该从文明自身的内在缺陷来寻找原因。

古代蛮族征服文明民族,最直接的原因是其军事上的骁勇善战。在冷兵器时代,直接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往往就是体力、人数、斗狠好勇,所以文明民族尤其中国式的农耕民族在军事上往往不是游牧民族的对手。秦国靠商鞅变法造就的那种凶狠好战的军国主义路线征服了其他六国,包括文明程度远高于秦的齐楚等大国。可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面对着更加强悍野蛮的北方匈奴,最终却也只好采取守势,修筑万里长城。而劳民伤财的长城工程又是导致秦朝灭亡的直接导火索。后世历代中央王朝对这些周边蛮族基本也是采取羁縻政策,而不是将其完全征服或彻底消灭。因为游牧民族没有固定的领土,在辽阔无边的茫茫原野上纵横驰骋,以古代的技术条件要将其完全消灭,或者完全征服而置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难度极大,成本极高,要付出太大的代价,得不偿失,尤其是会导致中央王朝国力严重空虚,甚至引发天朝自身的内部矛盾和危机,可能还没将蛮族征服,中央王朝自己就要垮台,短命的秦朝、隋朝都是这样的例子。所以,蛮族在古代世界始终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随时可能给东西方各文明民族造成威胁,只要后者发生内部的危机、动荡,蛮族就很可能乘机入侵。

这种情况在近现代世界里显然发生了根本变化,近现代的战争,胜负主要取决于国力,而国力强弱一般是与国家的文明程度相关的。所以传统的游牧民族不再构成对文明民族的威胁,并且游牧民族自身也逐渐文明化,被构建成为民族国家,成为文明民族之一。在现代世界,野蛮力量是那些热衷于暴力与恐怖的极端主义势力,包括各种极权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纳粹式的法西斯国家和某些极权主义国家也会拥有强大的国力和战争力量,对文明世界构成严重威胁。但是与古代世界相比,情况至少有两个重大区别:第一,现代野蛮力量(无论是纳粹法西斯、极权主义,还是形形色色的宗教极端主义)是建立在对内、对自己的国家和国民采取强制性的封闭和镇压的基础上的,只有靠这种暴力手段对国民实施洗脑,才能够建立和维护其存在,因此它一开始就注定是没有真正的、长久的生命力的。而古代的蛮族并不需要对自己的群体采取这种人为的强制洗脑,维系古代蛮族的族群生活的基本纽带是传统、习俗和宗教,这些是人们自觉接受而非暴力洗脑的,是“自发演进”的产物,自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第二,在应对野蛮力量的挑战和威胁面前,现代世界各文明民族开始走向合作、联合,从而摆脱了古代各文明民族对付蛮族时孤立无援的状态,显示出文明世界强大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各主要文明民族第一次实现了世界范围的大规模合作,共同对付法西斯野蛮力量威胁。

文明被野蛮打败、征服,原因并不是文明人珍爱生命、慈悲为怀,恪守底线、不忍将敌人赶尽杀绝,而野蛮人漠视生命、毫无底线、不怕死。第一,文明人珍惜生命,但绝不是无原则的贪生怕死、但求苟活,在同侵略者、强权者、暴力犯罪者、恐怖主义者作战中,文明人所表现出来的奋不顾身的精神,比比皆是,为此牺牲生命的英雄烈士古今中外都非常之多。第二,面对毫无底线的野蛮人,文明人以其人之道待其人是完全正当的,作为现代文明之主要表现的现代法治,也明确承认公民享有正当防卫权利和反抗暴政权利,而且这是自然的权利,不可剥夺。第三,其实也是最重要的,文明制服野蛮并不需要学着野蛮人那样漠视生命、践踏人类文明底线。以暴易暴不是制服和消灭野蛮的根本办法。要从根本上战胜和消灭野蛮,除了迫不得已实施必要的暴力、战争手段之外,还必须对野蛮力量赖以生长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条件进行根本的改造,铲除培育野蛮的不良社会土壤,实现社会的文明化。二战结束后,文明世界对原法西斯国家的民主化改造就是一个例子,英美盟国并没有对纳粹德国、日本实施纳粹式的报复、屠杀和惩罚,相反,在实施民主改造的基础上,却大力帮助德国(西德)、日本实现经济复兴。相比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等国对德国实施的惩罚政策激发了德国人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客观上倒是为纳粹的崛起埋下了祸根。

文明输给野蛮也不是因为文明人讲诚信,野蛮人毫无信用可言,于是文明人经常给野蛮人提供可乘之机。这种欺诈行为只能得逞一时而不可能永远得逞,文明并不意味着无原则的退让直至自取灭亡,对于毫无诚信的人,文明人也会采取措施予以惩罚、排斥,使其难以得逞。

文明输给野蛮,除了前述古代世界的技术条件限制之外,更加重要的原因其实在于文明民族自身的内在矛盾、危机使其逐步丧失内聚力、战斗力而输给蛮族。因此,在探讨历史上文明被野蛮打败、征服甚至消灭的原因时,我们应该更重视对文明民族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与缺陷的分析。例如秦国能够征服六国,原因并不只是因为秦人强悍好战,还因为六国自身不能进行良好的合作,相反却是相互之间勾心斗角、互不信任。楚国虽然文明程度很高,但其内政却昏昧无度,君臣猜忌,奸佞当道,上下离心,纲纪废弛,自然没有战斗力。后来那些败亡于蛮族的历朝历代,如西晋、宋朝、明朝等,甚至西方古代历史,包括古希腊、古罗马的灭亡,情形大抵亦如此。与其感叹这些文明民族在蛮族面前的软弱,不如追问这些文明民族其内部社会、政治文明本身存在着怎样的内在缺陷、矛盾、危机导致其丧失内聚力、活力和反应能力。

现当代世界出现的野蛮对文明的挑战、威胁,其实从根本上说,也是文明世界自身内部危机引发的。纳粹法西斯的出现、苏式极权主义的崛起、民族与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兴风作浪,等等,都不是古代蛮族那种完全外在于文明世界的外部野蛮力量,相反,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说是现代性危机的体现和产物。近代以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向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正面价值、正面成果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矛盾、深刻的危机。无论是纳粹,还是苏式极权主义,乃至于今天依然活跃于世界范围的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其缘起无不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矛盾有重要关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说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产物。所以,我们固然要强烈谴责和批判这些现代野蛮力量的种种暴行和罪孽,要坚决守卫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和底线,但是,对于这些野蛮力量如何产生、如何更好地防范,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文明世界本身的问题与缺陷,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自身的内在矛盾与危机。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复杂,非本文所能详述,现代性问题实际上已成为西方现当代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核心主题,西方知识界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和领域,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程度,来探索、剖析和回答现代性所遭遇的诸种问题。

这就是说,无论古代还是现当代,文明世界、文明社会从来都不是完美的理想国,不是处于纯净的文明状态,而是充满着种种缺陷、矛盾和危机的复杂社会。我们在思考文明何以被野蛮打败、征服的时候,潜意识中切不可有一种文明的自负心态。进而言之,现实中的文明社会本身,也不同程度地包含着种种反文明的野蛮性因素在内,文明自身就内在地存在着走向野蛮化蜕变的潜在危机。以中国古代文明而言,虽然中央王朝的文明程度远高于周边游牧民族,但是中央王朝实行的专制政治本身,体现的那种权力至上、公权私有、成王败寇的政治逻辑,以及由此导致的许多暴政、腐败等现象,何尝又不是一种野蛮文化!古代社会生活那种湮灭人的个性、蔑弃科学理性等特征,其实也是野蛮性而非文明性。中国古人对于文明的这种内在问题和缺陷是有清醒反思的,从先秦时代的庄子,到魏晋玄学、唐宋佛学、明清非主流的思想家,甚至曹雪芹的《红楼梦》,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表达了对文明社会内在矛盾的反思。庄子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仁义道德之类文明秩序的虚伪性。当文明社会的伦理规范与政治秩序变成主要是用于维护某种现实权力关系的工具的时候,它实际上就偏离了甚至是背离了彰显人的尊严这个最根本的文明价值本身,文明也因此而变成一种虚伪,甚至是一种变相的野蛮。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本身也同样暴露出强烈的野蛮性特征,对利润的无止境追逐,对工具理性的盲目推崇,世俗价值对超越性的贬低和排斥,由此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政治矛盾、阶级及族群斗争、经济危机、精神文化危机、环境危机等等。如果我们把野蛮比作疾病,那么古代文明民族是由于自身肌体内部的某些疾病、慢性病导致免疫力下降,最后被外部的病毒、病菌入侵感染,而导致肌体死亡。而现代文明世界则是自身肌体内部严重的失调导致内部发生病变甚至是癌变,从而遭遇生命危险。对于现代文明而言,纯粹外部的病菌病毒(古代那样的蛮族)已经不可能会危机文明肌体的健康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无远弗届的强大的对外扩张运动,使得这种完全游离于文明肌体之外的纯粹外部的病菌病毒甚至都难以存在了。所以,能够给文明肌体的健康乃至生命带来巨大威胁的,恰恰就是、也只能是这个文明肌体自己内部的病变。

在文明与野蛮的博弈中,文明社会的竞争力从根本上说,是来自人性向善的天然本能趋向,文明价值所体现着的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尊严的维护、对理性的生活方式的追求等,是合乎人性的天然本能的,因而人们会发自本能地去竭力卫护文明。也正因此,从长远趋势来看,文明战胜野蛮是必然的。历史上那些蛮族在军事上征服了文明民族之后,往往在文化上逐步被被征服者征服,自身也走向文明化,而如果不能完成这样的文明化转型,则最终必然不能保持其军事胜利的成果,而走向衰亡。蒙元和满清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文明战胜野蛮,从根本上靠的不是强制力而是人性、人心,战争之类暴力手段只是应急之需,虽不可轻言放弃,但无论如何都不是根本。

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也就是文明价值真正得到体现的社会,是不会轻易被野蛮征服的,即使由于军事和技术的原因暂时被野蛮力量征服,各种形式的反抗与抵抗也将持续不断地冲击野蛮力量的统治,并且野蛮力量的原始落后治理方式也必然会导致各种严重的社会矛盾与政治、经济危机,最后必然使野蛮力量走向削弱,或者是野蛮的征服者被推翻,或者是野蛮力量自身实现文明化转型。尤其在现代世界,各文明民族在反抗野蛮势力威胁面前正在逐步走向合作与联合,因此,相比于古代世界,纯粹外部的野蛮力量对现代文明世界的威胁实际上是大大降低了。

野蛮战胜文明只需要暴力行动的成功即可,而文明战胜野蛮,却经常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因为文明相对于野蛮的优势,或者说文明的内在力量,有时候并不是很快能显现出来的,尤其当文明社会出现危机,或者文明处在转型过程之中因而不成熟的时候,文明就似乎变得比较软弱,而不似野蛮那样强悍而富有战斗力。只有当文明转型成功,当文明变得成熟,当文明能够很好地解决自身的内部矛盾和危机的时候,文明的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文明才会显示出巨大的力量。这不仅仅是一种道义的力量、精神的感召力,同时也是强大的物质力量。在文明的这种成熟的力量面前,野蛮不仅在道义上、精神上丧失人性的力量,而且在物质力量上同样暴露出其极端的贫穷落后与匮乏。可见,只要文明能够成功实现转型、成功解决自身内在问题和危机,那么它就不会轻易被野蛮征服。野蛮的力量再怎么貌似强悍,终究都是短暂的,是不可持续的;而文明的力量即使一时貌似柔弱,终究也是长久的、可持续的。

在现代社会,野蛮力量之所以能够颠覆文明,最主要的原因首先都在于文明社会自身的内在缺陷或不成熟。如果文明社会的种种内在矛盾、问题长期得不到很好解决以至于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精神等方面的危机,那么,文明价值就很可能被湮灭而得不到实现,人们甚至会对文明丧失信心、信仰和希望,不愿为守护文明而努力,从而为野蛮力量的崛起和进攻造成极大便利。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文明转型时代,即正处于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阶段的社会,难免面临着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矛盾和经济发展问题,社会内部也远未形成对于现代文明价值的强大共识,所以一旦治国者出现失误,社会矛盾激化,就很容易滋生各种极端主义的情绪、思潮和势力,为野蛮力量的产生和攻击创造有利条件。存在着内部危机的文明社会,以及转型中的不成熟的文明社会,在野蛮力量的威胁和进攻面前,往往缺乏强大的战斗力,有时候甚至表现得不堪一击。

无论是克服自身危机、解决内部矛盾和问题,还是实现文明的转型与成熟,都需要一定的过程,尤其需要和平安宁的外部环境,所以这里最关键的其实是如何保障文明在解决自身问题和实现转型的过程中的安全,避免由于野蛮的进攻而招致文明的灭亡。这种情形之中的文明社会不仅需要树立信心,坚定对文明价值的认同,尽早形成对于文明价值的基本共识,拒绝野蛮的诱惑;同时更需要在应对野蛮的挑战时注重长远成效,不可因眼前之急而冒失卷入与野蛮的暴力相搏之中以至贻误文明的自我革新与转型之机。在文明尚未解决自身的问题与危机、或者尚未完成转型的情况下,以暴力同野蛮拼搏根本无法展现文明的力量,以己之弱项同野蛮之强项相争,势必难以取胜。当然,脆弱之中的文明能否为自己争取到这种安全的环境,也取决于其他许多条件,并非完全都是文明社会自己所能决定的。如果文明社会不能够清醒认识自身问题并积极加以改进,以恢复或增强人们卫护文明的信心;如果世界各文明民族不能清醒意识到野蛮力量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敌人,而采取“莫管闲事”的庸人心态,文明民族之间不能进行有效的合作和相互支援以共同抗击野蛮;如果文明社会的治国者不会采取必要的策略,避免与野蛮力量做简单的角力,相反却将主要力量放在这种强力角逐上,等于是以自己的弱项同野蛮力量的强项进行竞争,那么文明被野蛮击败的悲剧后果就难以避免了。国共内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年国民党被称为“弱势独裁”,蒋介石被认为“民主无量,独裁无胆”。显然,弱势独裁、民主无量比起民主有量当然是落后,但比强势独裁和极权却更接近文明;独裁无胆比独裁有胆也更显文明。国民党的真正悲剧就在这里:它既没能真正实现民主宪政,把国家带入现代文明之中,甚至无力解决一系列严重的政治腐败、经济困顿等问题,从而无力做到使国家具备对于种种反文明的极端主义力量的强大免疫力。同时,它又根本学不会共产党那种高度极权的军国主义组织和治理模式以及毫无底线的斗争策略,所以在同共产党的军事角力中自然没有战斗力。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当局却又幻想以军事手段来解决共产党问题,而不愿以妥协换取时间来解决自身问题、促进国家的文明进步,这就等于是以自己的弱项同共产党的强项来竞争,加上不利的外部国际环境,其最终的失败就不可避免。

野蛮战胜文明只有一途,那就是暴力。在和平的状态下,或者说排除了暴力,野蛮是永远不可能征服文明的。而文明征服野蛮却不是依靠暴力,而是依靠人性的本能倾向,依靠民心。因此,只要排斥了一切暴力和强制,只要确保各群体之间、各民族之间在和平的、自由的状态下交往,那么,野蛮绝无可能战胜文明。虽然很多野蛮力量在依靠暴力征服了文明之后也虚伪地声称自己是顺应民心,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但实际上其所谓“民心”无不是完全靠暴力强制手段制造出来的,根本不是真实的民心。真实的民心只有在和平的、不受强制的、自由开放的状态中才能体现出来。

秦晖先生的“昂纳克寓言”,表达的就是对当代全球化背景下野蛮战胜文明的一种担忧。昂纳克寓言实际说的就是低人权国家由于其劳动力成本被强制压到最低,所以在国际竞争中具有优势,将高人权国家的同行排挤出市场。发达国家如果要保持竞争优势,就不得不向低人权国家看齐,也搞血汗工厂,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无异于是被低人权国家给“和平演变”了。于是,劣币驱逐良币或者说野蛮战胜文明的现象就会在世界范围上演。这个寓言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频频遭遇贸易摩擦和人权争端的原因所在。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并不完全出于道义激情或是对中国人的关心,同时更是出于对其自身商业利益的考量。这在无意中恰恰验证了马克思的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西方的劳动者要想维护自身的权利不受资本的侵害,就必须同时维护中国之类落后国家的劳动者的同等权利,否则,在全球化的时代,落后国家劳动者权利受害的最终后果也会损害发达国家的劳动者的权利。

然而,野蛮真的可以不需要通过战争之类暴力手段而仅仅通过国际经济贸易的途径不战而胜征服文明吗?理论上的分析以及现实的情形都表明,昂纳克寓言最终不过是杞人忧天,低人权国家的这种所谓竞争“优势”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根本不可能使这种国家能够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真正取得优势地位,主导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与方向,更不可能真的实现对发达文明国家的“和平演变”,最终的结局依然是这种低人权国家自身的经济社会陷入严重危机。在与低人权国家的经济竞争中,发达国家的经济虽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牵连,但绝不会出现严重危机,更不可能被“和平演变”、被野蛮战胜而不得不向低人权标准看齐。

第一,正如任何一种奴役经济(即依靠强制奴役劳动为主的经济,如奴隶制经济、监狱或集中营经济、毛时代的经济)都不可能真正带来长久持续的繁荣一样,建立在剥夺劳动者权益基础上的经济也注定是不会真正繁荣的。低人权国家的经济发展是畸形的,不可持续的,其表面的繁荣只是虚火,绝不表明这个国家真正的富裕与强大。由于劳动者以及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受到专制权力的压制甚至剥夺,社会财富分布严重失衡,巨大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国民并未从经济发展中分享到相应的份额。因此,这个国家必然会出现内需严重不足、国内市场萎缩的情况,经济发展缺乏后劲,是不可持续的,只能依赖政府投资和出口拉动。依赖政府投资、公款消费来维持经济发展,无异于饮鸩止渴;依赖出口来保持发展也同样是充满风险的。

第二,低人权国家的经济不可能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因为低人权的状况必然使劳动者的素质难以提高,无法造就高素质的劳动力人口。强制维持的低廉劳动力成本也使得企业缺乏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而且低人权国家对自由的思想市场的压制和禁锢必然严重损害整个社会的创造力。这种国家很难造就和留住高端人才,国内高端人才纷纷流向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个国家的某些国内一流大学实际上是为发达国家培养人才、培养高级白领。由于这种状况,在国际市场分工中,低人权国家注定了只能在低端产业依靠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保持一定的市场份额,而很难、甚至不可能在高科技、创新性领域具备任何竞争力。所以昂纳克寓言只能对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低素质劳动力造成冲击,最极端的结局不过就是将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给淘汰掉,或者这类产业转移到低人权国家去,而根本不可能撼动发达国家在高端产业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最终的竞争结果就是在低人权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国际分工,即前者完全成为全世界低端产业、低端产品的生产国,后者则汇聚和垄断全世界最高端的产业、最先进的高新科技、最发达的高智力行业尤其是精神文化行业。从长远看,前者将吸纳和汇聚全世界的低素质劳动力(近年来大量黑人、南亚东南亚劳动力开始进入中国),后者则汇聚全世界的高端人才。前者只能做世界经济发展的手足,后者则成为指挥手足如何运动的大脑和驱动手足运动的心脏。前者不仅牺牲劳动者的权益,还牺牲国民的福利,牺牲资源、环境、国民健康,为后者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物美价廉的低级产品,从中赚取微薄的利润;后者仅凭在高端产业的优势地位,就可以尽情享受前者提供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同时由于本国不再生产那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低端产品,不再发展有害劳动者身心健康的高强度劳动的产业,就可以保有蓝天白云、洁净的空气洁净的水,享受健康和悠闲。最后,前者成为低人权、低福利而且环境不宜人居的地方,后者则成为人人向往的乐土。

一方面是本国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包含着巨大的结构性危机,另一方面是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永远居于低端地位,没有竞争力,这样的低人权国家谈何能耐去“和平演变”发达国家!在现实中我们已经看到,低人权国家不仅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占据低端位置,而且在政治上、文化上,也同样得不到国际社会普遍的尊重。国际社会对这种国家的看法,或是视之为浅薄的暴发户,如同我们过去嘲笑某些个体户“穷得只剩下钱”,因而是满脸的不屑;或是视之为一种新的威胁,所谓“中国威胁论”,当然,威胁论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客观上都是过于“抬举”这种低人权国家的实力,不禁让这种国家的国民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最要命的是,低人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始终缺乏道义力量,只能依靠烧钱摆谱来自我炫耀,靠金钱来结交酒肉朋友,因而很难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好感和信任。在其血汗产品走向世界遍布全球各个角落的同时,其在国际上的朋友却越来越少,对其国民入境的免签国之少,与其产品在世界上的份额简直成反比。在以牺牲本国资源、环境和民众福祉、健康为代价为发达国家提供物美价廉产品的同时,却不断地遭受后者的百般指责甚至刁难,包括贸易摩擦、知识产权纠纷甚至人权问题发难等等。当然,这些纠纷未必都是发达国家有理,后者对前者的指责与刁难也的确有诸多“得了便宜还卖乖”之嫌,但这种局面的出现却正表明,所谓的“低人权竞争优势”根本就是一种自慰,一种国际性的卖春而已,就如同出卖了青春和肉体还被买家看不起一样。

一句话:只要不诉诸强制和暴力,通过正常的交流交往和竞争,野蛮绝无可能战胜文明。■

2014年1月13日~17日周五 11:18

2014年1月21日, 11:17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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