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 | 洋学生的中国梦

哥德堡少年李哲为功夫来中国,但他说,如果学巴西柔术,也未必去巴西;为留学生预备的高考,使韩国女孩尹惠营如愿步入了一流大学;因为中国,美国人吴耐圣在故乡染上了思乡病,他想念川菜的辣、京菜的浓酱,也想念旅途中遇见的姑娘;同样是美国人的马千里,则指望将创业项目做到业内第一,而中国是最好的创业地。在中国显得更重要的时代,外国学生们各怀心事地到来。

P635243452849737547

记者_孙炯 实习记者_蒋晨悦 上海报道 摄影_孙炯

在上海体育学院,李哲跟随武术队的彭傲枫做武术动作。

1

16岁时,哥德堡少年李哲就决心赴少林。在瑞典的第二大城,能买到影碟《英雄》或者《卧虎藏龙》,也有河南师父办武馆。少林和尚在海外教授武功,北欧的站点即是哥德堡。

但李哲执意来中国。高二时,他攒够钱,与5个瑞典人一块儿到中国,上了嵩山。在少林寺,他见着和尚练气功,“是非常神秘的东西”。而和尚播放梵乐,点燃盘香,这些气味与观感都令他着迷。

在瑞典社会安定,每个人读完高中,再念大学,而后工作,住别墅,一般的家庭会养两只狗。“我很害怕,一切都是固定好的。”李哲说。

“中国却竞争激烈,除了家人,没人照顾你。”他确信瑞典才是社会主义,不工作也能拿救济,每月的最低收入是14000元人民币。

这些对底层人有帮助,对年轻人来说,则少了动力。

李哲的姐姐去非洲做志愿者,而李哲到中国不是这角色,他来找自己的方向。他在嵩山上习武功,练基本动作,踢腿、扫腿、跳,学侧空翻。“那时觉得硬、重、痛是好的。”李哲说,和尚们示意他,不会那动作,就在石头上做一千次。他痛且累,但他想,那才是有效的。

李哲身高184厘米,在少林寺四个月后,体重下降至72公斤,他才意识到,训练的方法不科学。他离开少林去边上的“小龙武院”,不久也告别那里。他做总结:第一很辛苦,付出与进步也不匹配,况且,山上没有女孩。

再寻找去处,上海体育学院接纳了他。“这是个转向,对我的人生很重要。”李哲说,“来中国的原因和继续待着的原因不一样了。”

原本他不学中文,到上海以后,他在体院练武,也去复旦大学念文化课,甚至申请到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奖学金。复旦的本科留学生,、韩国人多,而瑞典人只有李哲,他利用了这种独一无二。

他跳脱出体院自有盘算,“体院不太有名,对前途不利”,以及“武术是我的一个特色,不是我的专业”。

上海外语频道发掘他,打算播一档“太极”节目。“,懂中文,会武术,广电背景,在上海只有我一个。”

2009年,朋友找李哲去拍《叶问》电视剧,演打菲律宾拳的美国人,他也去哈尔滨客串抗日剧,演反派。“在中国我想做得好,付出了努力,中国人会说我棒。”他说,“而瑞典人不理解,你何必这么累。”

李哲接受了在中国才有梦的说法,毕竟,“中国的电视里那么多梦想秀”。他来回比较瑞典与中国,祖国过于安逸,而中国遍布新奇。“在瑞典,成功是幸福,而中国的成就感来自赚更多钱。”

同伴对上海的女孩介绍他:“李哲有一台昂贵的相机,他拍戏赚很多钱。”建筑公司也请他去参加谈判,每天支付1000元。他坐在长桌边,演不懂中文的西方人。而后,乙方告诉甲方:“这是我们的设计师。”

“不懂中文,对方觉得我国际范儿,是厉害角色;懂中文,他们认为我是留学生。”李哲说,这过程却与做小偷没两样。

获奖学金后,复旦大学免除他四年学杂费,每月再补贴1400元,李哲便觉得中国政府了不起。“美国在四处战争,表现硬实力;而中国优待留学生,展示了软实力。”

提及另一位瑞典留学生应斯文,他不客气地评价“很二”。2011年6月,应斯文号召网民在上海外滩参与“快闪集会”,被驱逐出境,罪名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

“他有点过了,”李哲说,“不了解中国文化?还是要试探下?”但李承认,瑞典人习惯批评政府,瑞典的媒体就因为莫言没批判政府而批评莫。

“我不觉得中国有这么恶劣,”他停顿一会儿,“我感觉离不开中国了。”

2

在中国学习7年后,尹惠营选择回祖国,即便出生于韩国京畿道的她明白,“在狭小的国度,只能展开有限的生活”。

2006年,初中毕业的尹惠营即思考未来,“在韩国高考压力大,高三一整年要熬夜,牺牲掉爱好,只为进入最好的大学,为此自杀的人也有”。

尹的舅舅是基督教牧师,他提出到中国去时,韩国上下正流行学汉语。对韩国人来说,之前的中国是陌生国家,后来它发展了,新闻都播报它成长快。

“这样的情势下,我不要承受高考压力,要自由地学习。”尹惠营说,在舅舅促成下,她跟随留学团队,到苏州国际外语学校学习。

中国教育部曾公布2011年全国来华留学生情况,韩国留学生的数量居首,有62442人,其次是美国与日本。

留学一年半后,苏州学校归属了部队,尹惠营转学至上海实验学校,后来再转去北京十五中。现在想来,留学团队也存有问题,韩国人聚一起,不使用微信,不使用 QQ,用韩国本土的聊天软件 KakaoTalk,“跟中国人交流的机会少,失去了留学的意义”。

在韩国,依尹惠营的资质,很难入读顶尖大学,而中国为留学生预备的高考,给予了她步入一流大学的机会。北大与清华是在华韩企最认可的学校,录取留学生的分数也高一截,尹惠营没挤入第一梯队,但考取了人大的市场营销专业与复旦的广播电视新闻专业。

她儿时的梦想是做电视导演,“广电专业与我的梦有关。”她说。而考量学校的知名度外,她也自知要提升能力,“韩国企业在华招聘,看中受聘者的汉语水平以及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了解程度。”

CJ 集团曾在中国推出一种牛肉酱料,失败了,他们没了解中国人更爱鸡肉。相较中国的朝鲜族学生,韩国留学生在上述方面上都弱势。

尹惠营强调,回韩国是为了婚嫁,并且“父母朋友都在那边”。这背后也有现实困难,“留学潮时,在韩国学习不好、有问题的学生逃避性地来中国,他们认为会前途会光明,现在变了,人民币汇率升高,留下的成本都是问题。”她说。

另一方面,中国收紧了签证政策,外国人需要有2年工作经历,才可能获签证。

3

美国人亚伯是ATLAS中国求职平台的创立者,他和200多个在中国求职的外国青年交谈过。向他求助的人多数在25岁上下,踏出校门不久,只有些许经验。他们从中国的高校毕业,或者在本国修读中文相关的专业,正站在求职路口,疑惑自己对中文的投资能否收取回报。

亚伯看到的最大问题,不是语言、文化或签证,而是“不清楚自己的职业该怎么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速快,许多公司在这里经营得好,“但要怎样把好的宏观面,转化成自己的就业与发展机会呢?”

亚伯给他们实际建议: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或者去中资企业找机会,去中国的二三线城市找机会。

吴耐圣像是亚伯建议的力行者。2004年,他自美国大学毕业,学过一年中文,他为自己规划了轨迹:将中国作为跳板,再凭借中文能力与中国履历,回到美国的就业市场脱颖而出。

最初,吴耐圣在地图上选中贵州的铜仁,“所有提供英语教员职位的城市里,铜仁看起来最小,最不可能有外国人,这是它吸引我的原因。”

当抵达贵阳时,铜仁学校的负责人却告诉他:“那职位不招人了。”吴耐圣在火车上结识的朋友,父亲是本地警官,那警官列出一份贵阳有可能招聘外籍员工的学校名单,吴开始逐一登门。一周后,他遇见了至今仍感念的老板,获得了一份工,去遵义市的大洋外国语学校。

这座因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召开遵义会议而闻名小城,与吴的家乡规模相似。2004年,除去两三名国际志愿者,在遵义只有他一个外国人。当地人还不习惯老外在街上走,但中文继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后,已进入到美国小学、初中的教学大纲。

吴耐圣在遵义搭一部出租车,素未谋面的司机也对他的住址了如指掌,小城的司机间,已经互通了关于他的信息。

他住在风貌朴素的老城,并在这里接触到中国当代史——通过造访遵义会议的会址、老战场,甚至走了一段长征路。他自觉开始理解,为什么与美国不同的政体能够在中国运作。“邓小平说过,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他说,“我想政府也是一样,最终的目的是为国民创造一个更好的国家。”

但他没想过久留,反而,对家人的思念日益滋长。两年后,吴耐圣着手联系在美国的工作,然后买好机票。

他的告别旅行走到成都时,遇到了同样独身的姑娘,他们结伴而行,顺长江坐轮船到上海分别。

吴耐圣回到他毕业的大学工作,但问题是,10个月里,他在故乡染上了思乡病。他去当地的中餐馆,食物却“吃起来可怕”。他想念川菜的辣、京菜的浓酱,乃至吃饭时呼朋唤友的社交生活,他也想念旅途中遇见的姑娘。

“那,我就回来了。”他语调轻快地说当年的决定。他联系了贵州的老东家并重获工作,一年前的旅伴则变作女友。“第二次回归意义非凡,我觉得我回家了。”

吴耐圣留在了中国。2009年,他离开生活了四年的遵义,去往女友的家乡南京。“我从未想过,自己只能做一名教师。”他遇上外国人群体普遍的瓶颈,他们很容易在英语教育行业站稳脚跟,再要寻求突破时,却举步维艰。

上海的朋友告诉他,可以申请奖学金,名校的硕士文凭才能帮助他应聘。2012年,吴耐圣申请进入南京大学修读城市规划和建筑的研究生学位,他看好中国的房地产业,寄望这个学位能带来机会。

在中国,通常一个年轻的外国人从事教员或翻译工作,而吴耐圣试图扭转:“我能贡献是设计能力,而非英语。”

4

理想高远的还有马千里,他与中国合伙人邵翰一起打理大学录取咨询平台Chasefuture。2011年时,邵翰是成功的博客博主,他的博客介绍转学出国经历,而马千里在芝加哥大学领导一个NGO,搭起导师关系网,辅导高中生如何申请进入大学。两人在剑桥商学院的咖啡厅碰面,邵提问:“美国有多少只网球?”马千里当时答:“美国有50万家庭打网球,每家两盒球,所以是三百万。”这是咨询行业里考察思维与逻辑的题目。

随后两人惺惺相惜,开始计划跨越大洋的套利模式,指导中国的学生去申请西方大学。马千里懂市场,熟悉美国大学的招生模式,而邵翰在中国有人脉,也有营销想法。

马千里的家乡是美国西雅图,在西市所属的华盛顿州,40%的经济建立在贸易上,贸易的主要对象是中国与加拿大。也因为此,“思考中国”伴随着他的成长。幼年时,马千里在太平洋游泳,他见到一艘大船,父亲说,那是来自中国的船。

在中学参加辩论,许多议题也事关中国,“中国在变得强大,美国人对此好奇”。

直到2009年夏天,马千里才去了北京。待在北京的三个星期,他意识到有巨大机会。“那么多中国最聪明的学生,希望去美国和英国学习,”他说,“我看到了这点,这个想法一直在那里,直到遇到了邵翰。”

在剑桥相识的晚上,邵翰就用Photoshop画了海报,上边是三个人像,分别指向了达特茅斯、哈佛、以及剑桥这样名声赫赫的学府,而说明写道:“世界顶级学校的学长学姐,来指导你的留学申请。”这张海报被上传至中国的人人网,当晚,他们就有了第一笔收入,50美元。

马千里说,中国是最好的创业地点,因为有最大、最具竞争力的市场。他们也去了解印度、俄国、土耳其这些新兴国家,但事业“还是要从中国开始”。

听从了邵翰的建议,合伙的公司落户在上海。马千里是公司唯一能把自行车架上楼的人,保安禁止中国人这样做,但对老外妥协了。

另一些优待包括优先获得孵化机会,迁入政府扶持的创业园区。“这说明中国想要大力引进来自远方的外国企业家,以激发创新。”马千里说着体面的话,“但是,我们现在取得的成就,与我来自西雅图没什么大关系。”

在美国,人们可以搬去五十个州中的任意地方,去追逐梦想。马千里知道,中国人有户籍限制,也知道中国的家庭只能有一个孩子。“这些与美国很不同。”他说,“但我看到一部分的经济自由,已经在中国创造了巨大财富。”

他还有一种实用的哲学:一点点的不平等是可以被接受的,只要机会仍均等。他记得,J.F.肯尼迪曾说,上涨的潮水能托起所有的船只。“现在,我亲眼见了这番场景,就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