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我们今天该如何当“国师”?

当代水墨画“权势人物” by 秃头倔人

当代水墨画“权势人物” by 秃头倔人

北京饭局上,经常会碰到某个研究人员突然声音低沉地来一句:最近又上了一个“贴子”,海里很重视。霎那间,房间针落有声,连满桌的鸡鸭鱼肉都停了下来,肃然起敬,饭友们都意识到:遇到“国师”了!

当这位“国师”用依然尖细却响彻房间的嗓音神秘兮兮地介绍完“贴子”的内容后,我才发现他们不是在为领导出谋划策,而是在“谋财害命”:这些“贴子”要就是转弯抹角解读领导意思,毫无新意,白白浪费纳税人的钱财;要就是提出倒行逆施、逆历史潮流的政策建议,领导人不采用还好,一旦采用,白白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与历史地位。

难怪,“智囊”与“国师”在中国一夜之间沦为贬义词。这实在是不应该的。我长期从事智库工作,深知智库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多年来也一直呼吁官方放宽民间成立智库的政策。当习总在十八大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要建立智库时,我是很开心也很支持的。

不过在中国当前的政治与社会生态下成立民间“智库”又谈何容易?独立智库注册有困难,资金也经常青黄不接,更要命的是往往被各级政府认为“不怀好意”,给官员们添乱。因此,要落实习总说的成立智库,执政当局首先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各级政府要跟上新一届领导人的执政理念,转变陈旧落后的观念。

当然,知识分子也要转变对“智囊”与“国师”的偏见。从事政策建言、民间代言、智库研究工作以及关心社会现状的“公知”、网络意见领袖若能通过自己掌握的知识、专业领域的研究与独特的观察,对政策决策者产生良性的影响,对十几亿人的生活有所帮助,对国家有所贡献,肯定是值得鼓励的。

更何况,“国师”也是分门别类的,不能一概而论。下面,我依照“国师”与“国君”、国家的关系简单讲一下三者之间的区别。

第一类“国师”是吮痈舐痔型,按网上形象的说法就是“舔菊”。这类人靠揣摩“国君”的意思假装“出谋划策”,其实是领导想听什么他们就说什么,极尽肉麻吹捧之能事。他们每弄一“贴子”上去,就是为了让领导说:“哦,原来你们人民也这样想啊”。

这类“舔菊”者其实对“国君”没有真的爱戴,更对国家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自己。一旦“国君”在他们的忽悠下走上绝路,众叛亲离,这些所谓的“国师”往往最先叛变成为“带路党”、落井下石,手段是相当的毒辣。

我有一个理论,估计风月场中的老手才能完全理解,那就是很多人“舔菊”,其实是为了“爆菊”。舔得人家欲仙欲死时,突然插进去。想一下利比亚的卡扎菲吧,你真以为最后插他肛门活活弄死他的是普通群众?不是的,有相当部分是当初的“舔菊”者也。

第二类“国师”是真正为“国君”好的“屈原型”。他们当然也会为了让“国君”心情愉快而做一些迎合、苟且之事,但绝对不会溜须拍马到不顾原则,不顾“国君”的安危与社稷天下。在认为自己的建议才对“国君”本人以及江山有好处时,这类“国师”会直言不讳,甚至忤逆“国君”,慷慨陈词、大义凛然,搞急了甚至会跳河自杀以明志向与表忠心。他们的勇气来自于“我是为你好”的内心精神境界。这种人是“国君”真正的朋友与智囊。

我读历史时常常抚卷长叹:唉,这位“国君”身边难道没有一个真心希望他好并直言相劝的“宠臣”?一个人再了不起,也会犯错误啊,这时,只要身边有一位真心不希望他犯错的“国师”勇敢地站出来,国君就很有可能改弦易辙了,历史也就改变了——我们读历史时,不再再对“国君”的时代摇头,对他臭骂不齿,而是崇敬加向往。当然,一个人当了“国君”,其自负与自信自然不止一个,而是两个、三个啊,听不进“逆耳忠言”也是常事。

第三类“国师”则是一心为了国家而为“国君”献计献策者。严格上说,同这类相比,前面两类只能称为“国君之师”,只有这类才是为国家前途与民族利益,而不是为某个“国君”和执政党团服务的。西方很多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智库”就扮演了这种“国师”的角色,虽然都有政治色彩,但他们不会死死为某位总统或党派服务,更多的时候,为了国家前途,他们甚至会做出反对总统的报告与建议。

当然,在人类历史漫长的“朕即国家”的时代,很难区分第二与第三类“国师”。中国历代王朝中出现很多可歌可泣、冒死相谏的“忠臣”,很多真被“国君”当场处死,或者活活折磨死。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还真是为了王朝能够千秋万代地统治下去,帮助“国君”成就万世功名。

但在“国家”与“国君”根本无法分开的年代,你咸吃萝卜淡操心,人家“国君”都不关心自己国家的前途,关你鸟事?从这个角度说,我总是心理很阴暗地认为,促成中国改朝换代、推动历史进步的是奸臣,以及上面说的第一类“国师”,而不是忠臣与第三类“国师”。但历史毕竟已经走出了“朕即国家”的黑暗时代,不管任何人或任何政党叫嚣自己可以千秋万代地占据一个国家,都不过是一个黄粱美梦、一个笑话而已。

在现代文明社会,同样需要“国师”,那是真正的“国师”——国家和民族之师,大多标榜中立的智库与独立的知识分子勉强可以归类于这类“国师”之列。这类“国师”要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气概,当“国君”顺应民意与历史潮流时,站在他一边,跳上窜下,出谋划策;当“国君”倒行逆施、与民为敌时,坚定站在他的对立面,保护民众与国家不受国君”的侵害。有这样的“国师”乃国家之福。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在理论上三种“国师”虽有天壤之别,但在现实社会与实际操作层面,尤其是在地球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社会最复杂的中国,泾渭并不一定那么分明。那些想做点事的“国师”“智囊”们,只要心怀着对国家与民族的爱,认清历史大趋势,心底无私天地宽,可以选择不同的路,扮演不同的角色。人在做,天在看,国家与民族不会放过对任何一位“国师”的评判与审判的。

杨恒均2014.1.5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墙外新闻实时更新 欢迎订阅数字时代


2014年1月6日, 3:41 上午
编辑: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