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夏继波: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同江青关系之对比与辨析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在谈到林彪和江青时说”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因而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被定位为”互相利用、互相勾结”。叶剑英后来则说”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中央文革小组是文革前期领导文革运动最重要的机构,江青是此机构的灵魂人物,全军文革小组则是指导军队文革的重要机构,通过考察周林二人对这两个不同机构的态度(包括对待江青的态度),笔者对上述说法持断然否定态度。由于江青的特殊地位,中共高层包括周恩来等人对江青无不礼让三分。有些人无视当时的历史状况,有意区分林彪与周恩来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似乎周恩来一直是坚决抵制,而林彪则是曲意逢迎。更有人撰文称林彪在文革中对江青进行了”集中吹捧”。然而历史的真实却是,林彪和周恩来对待江青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林彪对于江青虽然有客气,有吹捧过,更多的却是对江青的”不客气”,特别对于江青”染指”军队的行动断然加以抵制;周恩来的表现可以说连”不卑不亢”都算不上,个别时候甚至还丧失了人格。可是如果从政治家是否合格来说,周恩来远比林彪合格;在把握中央最高层政治上,周恩来表现得也更为出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如何处理和江青的关系,部分的决定了周恩来和林彪的政治命运。

   一.林彪对于全军文革小组的态度与周恩来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的对比

   (一)林彪和全军文革小组

   1.全军文革小组整人

   军队院校造反派的兴起实际上是文革运动中地方造反运动的延伸,也是毛泽东、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大力支持下的必然产物。《五一六通知》下发仅仅九天,5月25日中央军委批发了总政起草的《关于执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通知》,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其功能为保持军队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系,并负责指导全军文化革命事宜。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一时间成为指导军队文化革命运动的特殊机构。但是军队文化革命小组对军队干部不是保护而是纵容、支持造反派冲击、迫害,从而引起军内高级将领们的怨恨,主要参与整人者有全军文革小组的谢镗忠、李曼村等人。

   日后随着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刘志坚的倒台,中央军委又成立了全军文革小组,1967年1月11日徐向前元帅被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任命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12日全军文革小组正式成立,江青为顾问。

   徐向前被任命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之后,即向江青汇报军队的文革情况,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军队的造反派没有发挥作用。于是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立即建议:调几个造反派来帮助军队机关搞文革。各路造反派到了北京之后,徐向前在全军文革小组欢迎各造反派头目的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我们执行江青同志指示,请大家来帮助机关搞文化大革命。”

   实际上,当时军内院校造反派组织已经十分猖狂。以海军院校的造反派为例。李作鹏说:”海军院校的所谓造反派,大批涌进海军大院与机关造反派合成一股,冲击领导机关,其主要矛头又是对准李、王、张。于是,今天这个院校把我揪去批斗,明天那个院校把我揪去批斗。有几次围攻批斗我的时间长达几十个小时,有时是通宵达旦,有时是从早到晚,造反派不让我吃饭、不让喝水、不让抽烟,甚至不让上厕所。”

   在新的全军文革领导下,全军文革局面果然”大开”。全军院校从乱到彻底垮掉;省军区以上机关,除总参之外,均乱起来,甚至作战部队也有部分开始乱。总后机关成为全军大乱的典型,测绘学院造反派杀进叶剑英的住处。

   1月19日下午,上任伊始的徐向前直接打电话给给正在西山”躲反”的邱会作。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下令邱回总后接受造反派的批判。邱会作刚回总后就被造反派抓走批斗,在批斗大会上邱会作遭到残酷的毒打,全身多处伤残,几乎丧命。林彪闻讯后大怒,聂荣臻甚至建议直接派军队抢人,必要时可以动武。林彪手书”立刻放了邱会作”,陈伯达也签了名。当时”动用部队抢人”作为第二方案准备实施。叶群24日晚手持林彪的命令到总后救出邱会作,叶群说:”我奉毛主席、林总、周总理、陈伯达组长、叶帅之命来抢救你”。邱会作随即被转移到军委西山驻地,沿途重兵戒备,防止造反派抢人。面对邱会作惨遭造反派的毒打,险些丧命,军队的老干部们表示了强烈的愤怒,聂荣臻甚至说:”老是说什么要照顾影响,如果早依我说的,派两个营冲进去,把人抢出来就少挨这么多打了。我看对造反派坏头子不杀几个不行!”刘伯承第二天也来看望邱会作,刘帅说:”这是个啥子文化大革命哟!明明是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整好人。毛主席、林总察觉到了问题,派人去救你,是对你个人的关心,也是对全体老干部的关心。你受了伤、挨了打,换取的是更多的人不挨打,不被斗。这与你过去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受伤是一样的,是你的贡献。”林彪直接下令救走邱会作,迫使造反派在武斗军队老干部一事上有所收敛,否则其他人也难免遭此厄运。邱会作受了难,但是却保护了更多的人。林彪下令救出邱会作实际上就是对徐向前与江青合流迫害军队干部的强烈批评。此后,徐向前再也无法下令将军队干部交造反派批斗了。

   徐向前在会见北京军区几个革命组织时大发雄威:”你们认为斗杨勇、廖汉生到时候没有?(答:没有。)没到,什么时候到?(徐副主席很气愤站起来)你们认为阻力是什么?(答:爪牙没抓出来。)你们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你们这样搞会把打击面扩大,杨勇、廖汉生这样的活老虎毛没拔一根。……我劝你们把廖汉生斗斗,杨勇是个什么东西,斗斗去。……要狠造杨勇、廖汉生的反,这个反不造,你们要扩大,就会扩大到你自己头上,如都搞成杨勇、廖汉生的爪牙、走狗,这就不得了啊!要集中火力。一个是对杨勇、廖汉生要斗垮、斗臭、烧焦……放着活老虎一毛不拔,还到处去找,究竟有多少老虎?要打多少老虎?”

   全军文革小组是中央文革安插在军队中的一个楔子,是江青利用来在军队中造反夺权的重要工具。江青是全军文革小组的顾问,有了全军文革,江青就有机会和能力插手军队事宜,搬弄是非,制造矛盾,乱中夺权,并由此进一步染指军权,江青等文革极左派成为搞乱军队的幕后操盘手。这不能不引起林彪的高度警惕。

   2.全军文革小组的寿终正寝

   “二月逆流”后,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请假检讨,不再参与全军文革事宜。徐向前虽然不再管全军文革小组的事,但仍然还是挂名组长,直到9月16日才郑重其事地向毛泽东递了辞呈。徐向前在辞呈中承认”在萧华问题揭露后,全军文革小组的工作陷于瘫痪。”毛泽东的批示是:”我意不宜免除,请考虑酌定。”林彪批示:”我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不要免除为妥。”

   为何全军文革小组此时”陷于瘫痪”?这实际上是林彪的主意,也是林彪的”拖”字诀。全军文革小组以前有江青等人的支持,在批斗、打倒军队老干部一事上出了大力,结果引发众怒,成为众矢之的。邱会作回忆说:”我记得在全军干部会议后,我们军委机关几位领导和大军区的司令员黄永胜、陈锡联、韩先楚等人去林彪那里看他。我们议论说,全军文革比当年中央苏区时的肃反委员会还坏,想要整哪个就整那个,置人于死地。林彪在旁边没听清楚,问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向他解释,林彪明白了,说:’对老干部要保护嘛!有人对李天焕保了,为什么不保邱会作呀?我很同意保李天焕,他是个好同志,但是不能不保邱会作呀?还不是那个原因!'”这里林彪所说的原因是指李天焕是原四方面军的干部,而邱会作是一方面军的干部。林彪实际上在批评徐向前。此时的徐向前离开全军文革小组,而萧华因”五一三事件”靠边站了,全军文革小组群龙无首,莫知所以。中央文革有事时总要找全军文革小组,而林彪却吩咐手下:”他们叫你们去开会说事,你们别理睬,想办法推掉。”林彪认为,全军文革有没有是小事,但有了江青在它背后就是大事了。江青是全军文革的顾问,有全军文革,她在军队里就有职务,没全军文革,她就没职位。林彪不让江青插手军队,不能明着说,就只好不要全军文革,不给江青可乘之机,哪怕是牺牲军队里什么人,也在所不惜。  林彪认为,收回军队文革领导权不难,但是一旦江青插手,反而使得问题复杂化,不如”拖”在那里,让全军文革小组不明不白地挂在那里,不支持、不理睬,直到变相地让其寿终正寝了。

   1968年3月黄永胜出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时,林彪说了一番内心的话:”去年,全军文革垮了,江青几次提议要恢复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的文化革命,并在军队内部找他们的代理人。中央军委常委的工作一时也难以恢复起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谁来管事。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指中央文革)不喜欢;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用办事组来管大事,这是最靠得住的办法。”吴法宪也回忆说:”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

   这也是后来林彪同意江青之提议成立”四人小组(即看守小组)”处理军中事务的主要原因之一。再后来,由于军委办事组的成立,”全军文革小组”也就无疾而终了。

   (二)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其成员名单是在周恩来参加、邓小平主持的,在1966年4月9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草拟的,后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28日发出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立。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伊始,并没有人给以太多重视,且在中央文革小组许多成员观念中,它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参谋秘书班子,甚至是归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但是后来经过毛泽东和江青的诸多运作,中央文革小组最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其成员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成员以及人所共知的中央首长(中央文革小组主要骨干力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历史的变迁中,周恩来的作用始终被官方漠视甚至不承认。周恩来和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前期、中期基本上是同盟关系,虽然也有分歧,但是这种分歧却被官方演绎成是纯粹的”斗争”关系,并进而把这种所谓的”斗争”夸大为长期持久、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这种看法显然不是历史的真实。实际上,在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把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抬到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可以说是居功甚伟。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绝不能简单地”概念化”。

   1.树立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

   1966年7月9日,风尘仆仆回到国内的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宴会,庆祝”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刘少奇等一干中央要员在宴会前会见了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宴会开始前,周恩来特意打电话给穆欣:要陈伯达参加会见,并叫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出席宴会,新华社将趁此机会公开报道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事。周恩来不仅费尽心机创造机会把中央文革小组这个牌子打出去,还顺从毛泽东的旨意在树立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上不遗余力。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毛泽东着军装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军队干部喜气洋洋,因为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三位元帅进了政治局。江青发脾气,说”野心家无计可施了,想把主席和中央文革隔开来。军队要独立,这是新的分裂主义。”周恩来知道了,赶紧让邱会作给中央文革的人做军装,而且怕邱搞错(因为邱以为是为陶铸、陈伯达),特意叮嘱是给江青,而且是要做男式的。邱会作说,周恩来在做军装上,周恩来把中央文革的人想在中央其他领导人之前。

周恩来在1966年9月19日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和院党委等人时就指出:”部的名称太大,过去文化部那么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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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18日, 6:16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