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朗钧:林彪为什么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上)

四、 “不设国家主席就是不给林彪留位子”

“九大”党章上已经写明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国家主席位置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排位仅仅低于党的主席,与林彪享有的二号首长位置的身份非常匹配。出任国家主席这个位置对林彪而言名正言顺,简直是再适合不过了。身体虽然不好,但接接国书、吃吃国宴这些事对林彪来说风光体面,又不操劳,还是做得来的。

但是,事态的发展证明,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相比,毛泽东所谓的“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来当”只是一句纯粹的虚拟语句,真实的意图就是“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就愣是要将这个非林莫属的位置取缔掉。杯葛林彪的用意显而易见。

中国共产党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它的常设机关。虽然宪法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从逻辑上讲,在不设国家主席的情况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实际上就是国家的最高首长。毛泽东会允许林彪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吗?好像不可能。因为朱德老元帅已经占据了这个只有像他这样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出任的位置。即使朱德不能出任此职位,还有一位“一大”代表、原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可被毛泽东当做障碍物用来横亘在林彪的面前。

国务院总理是政府的最高权利职位。在不设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林彪有可能担任这个职务吗?无论是身体状况还是办事能力,这个日理万机的职位都是林彪无法胜任的。国务院总理之位非周恩来莫属。由于林彪在党内的排行老二,位居周恩来之前,所以,新一届政府中,林彪不便像第三届人大周恩来组阁时那样,屈居周恩来之下,只出任副总理并兼任国防部长。因为这样的人事安排,对于林彪而言实在是不大成体统。为了维护“接班人”和“副帅”的尊严,林彪唯一的出路就是从新一届政府组阁人员名单中消失。如此一来,不但原有的副总理的位子要让出来,连国防部长的头衔也被顺理成章地剥夺了。

于是,留给林彪的位置就只剩下政协主席这个位置了。毛泽东在世时,曾出任第一届政协主席,后来让位给周恩来,自己只做名誉主席,而政协主席的位置则一直由与民主党派有着良好关系的周恩来总理兼任。林彪在民主人士面前没有毛周那样的威望,这个位子是否能坐得上去也很难说。最重要的是,林彪本人可能根本就不稀罕这个周恩来坐上去就显得堂而皇之,而他林彪坐上去就会显得腻腻歪歪的座位。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毛泽东似乎并没有想让新的政协会议与四届人大同步召开的打算。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28]]。

无论毛泽东出于何种考虑,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一经提出并一再被坚持,显而易见的一个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摆在了林彪、林彪家族和林彪“团伙”的面前:“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

据吴法宪揭发,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叶群。多少年后,吴法宪翻供,说受审查时,迫于压力,“说了违心的话”[[29]]。林案中疑点多多,许多问题确实需要重新认定。但是,“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这个问题提得朴实而直白,一语道破了毛泽东的用心。“死党”在“九一三事件”三十年后仍然不敢承认当年曾有过这样一个直白的提问,可见“反党政治纲领”的罪名确实压垮了他们的人格,扭曲了他们的心智,使他们丧失了用常人的叙事逻辑去正常叙述历史的本能。

奇怪的是,林彪拥趸居然也不约而同地跑出来考证“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这句话不是叶群或吴法宪说的,是汪东兴说的。此等考证与其说是执着,不如说是荒唐。不管是谁说的,林彪拥趸没有勇气说承认“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

只有邱会作似乎显得比较坦诚。他在回忆录中专辟一小节,标题就是“不设国家主席目的就是不给林彪留位子”[[30]]——这就是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建议的实质。

如果认真考察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政府机构人员的使用情况,人们不难发现一个现象:凡是单纯在政治上表现极“左”的人士,很难在毛泽东布局的政府机构人选中获得他们所期望得到的位置。毛泽东深知要正常运转一个有八亿人口的大国的国家机构,还是要依靠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纪登奎、华国锋这类在外交、经济、工业、农业等领域有着相对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四届人大召开时,江青、姚文元均未在政府机构任职;周恩来死后,毛泽东宁肯让憨厚的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的职位,也没有让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如愿,似乎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林彪自1958年进入中共高层后,完全是以一个空头政治家的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其班底人物吴、李、邱之流多则都是政治委员出身。林彪鼓吹“突出政治要落实到思想革命化上”[[31]]的政治口号除了可以帮助毛泽东强化极左的政治路线以外,对于国家的实际运作并无任何实际意义。刘少奇已经打倒,文化革命即将结束。将林彪及其“死党”排除在四届人大的政府机构之外应该是一个较为理智的人事安排。

当然,对林彪及其班底的理国治国能力的质疑还不是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就是不给林彪留位子”的主要原因。政治上对林彪不信任是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建议的最重要原因。

确实如邱会作所说,毛泽东坚决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就是在彰显“不给林彪留位子”的鲜明用意。毛泽东就是要通过杯葛林彪,将毛林关系不再“亲密”的信息传达到全党、全军、全国,以至全世界。为达此目的,从1970年3月开始,直至8月的庐山会议,在短短的五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先后六次在正式场合明确宣布反对设国家主席。

五、林彪的“八月抗争”

林彪的“四一一试探”换来的是极其明确的“不设国家主席”的表达和毛泽东的苏州的“荐张”之行。“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就由林彪同志来做”的虚拟说法也从此不再出现。按理说,林彪应该从此罢手,任凭毛泽东作为,以不变应万变才是上策。但是林彪在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违背了自己一向鼓吹的“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主张,从一开始的“不理解的不执行”一直发展到“理解了的也不执行”,非但不执行,而且要实施丁凯文所谓的“八月抗争”了。

林彪在明了了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真实意图后,仍然不放弃“设国家主席”的念头。不愿罢手的林彪只能动用自己的威信去影响和左右同是政治局委员的黄吴叶李邱,决心和毛泽东一试高低。

5月中旬,林彪继续对吴法宪说,他主张设国家主席。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32]][[33]]

8月初,叶群对吴法宪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该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 [[34]]。

庐山会议前夕,林彪得知吴法宪和张张春桥发生争吵后,让叶群夸奖了吴法宪,并要其坚持两条,“以毛泽东思想为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坚持设国家主席”[[35]]。

林彪下定决心要在庐山会议上点火,把“设国家主席”这锅夹生饭放到庐山的大火上去烧煮,即使得不到一锅白米饭,烧成黑炭也在所不惜。

有关资料显示,林彪曾为是否发起“八月抗争”举棋不定。林彪最终选择对毛泽东实施抗争的决定与他和陈伯达的凌晨密谈有关。正是林陈的凌晨密谈让林彪在隐忍和抗争之间选择了后者。

庐山会议的开幕式上,林彪率先发言。在历时两个小时的讲话中,林彪诡异地只字不提“设国家主席”这五个字。林彪知道如果继续公开坚持“设国家主席”,将会被指责为对抗最高指示。但是,林彪却在讲话中用“元首”的概念替代“国家主席”的概念,变相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林彪还发明个一个政治词语“无产阶级专政元首”[[36]]。

在提交全会讨论的四届人大宪法草案中也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这个词语。即:“毛泽东主席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

稍许懂得一点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元首”(德语:Führer)本意是领袖或指路人。在纳粹德国时期“元首”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号。由于纳粹德国时期大幅度使用的缘故,二战至今,若在政治学或历史学领域,一经提及“Führer”一词,通常是指希特勒。

“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的提法从法理上讲也有问题。

姑且不论“专政”一词原有的临时性涵义以及与“”行为的并行关系。单就本意而言,无论“无产阶级专政”被赋予多少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仍然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专政。而“国家元首”是全民的代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领袖”的提法看似很革命,但是却将“国家元首”的代表性从“全民”缩小到了“阶级”。

“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的提法充满国家社会主义的气息。这个字词如何能出现在宪法草案中是一件很值得考证的事情。也许是法西斯意识形态对林彪及其“死党”思想的影响的不自觉的流露;也许和吴法宪、李作鹏的文化、历史、理论常识的缺失有关。

张春桥是修改宪法小组的成员,“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一词是否来自张春桥?

1975年1月,张春桥在四届人大上做《修改宪法报告》。之后,新宪法被人大会议通过。原草案中带有“林彪痕迹”的“总纲第二条”,即“毛泽东主席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林彪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全国的副统帅”被整段地从宪法草案中删除了。此删除举动似可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一词的发明专利权不属于张春桥。

“林彪痕迹”从宪法中被彻底清除了。但是,毛泽东却同意把带有“张春桥痕迹”文字写入宪法第十二条,即“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37]]”。经过和林彪集团的斗争,张春桥终于把自己的“痕迹”留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部宪法中,成为他的政治遗产凭后人指点和评说。

林彪发表关于拥护毛泽东做““无产阶级专政元首”的讲话的第二天早上,吴、李、邱三人来到林彪别墅。叶群开始给他们布置任务。叶群强调了三点:第一、要在各组表态拥护林彪讲话,要宣读“马恩列斯毛论天才的语录”;第二、要坚持“设国家主席”,要用眼泪表示自己的无产阶级感情。第三、发言中不要点张春桥和康生的名字,更不可摸“11楼”(江青)的“屁股”[[38]]。

于是,吴叶李邱四人和陈伯达一起出动,吴法宪在西南组,李作鹏和叶群在东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陈伯达在华北组各自按照林彪的口径发言了。他们在发言时是否留下眼泪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他们的发言确实起到了淆混水的作用。

由于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和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建议都只是在政治局的范围内进行过讨论。所以普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对此争议一无所知。因此,在吴、叶、李、邱和陈伯达(还有汪东兴)的煽动下,各大区讨论小组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纷纷表态,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节,并支持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有的大组的中央委员甚至联名签名要求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林彪逼毛泽东就范,在宪法草案中保留“国家主席”章节的目的似乎要实现了。

 

但是,毛泽东是不会任林彪摆布的。毛泽东终止了林彪导演的闹剧,并说:“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39]]。对毛这句话的理解以前往往停留在字面上,而隐藏的内涵却被忽略了。

从1969年4月到1970年8月,在短短的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内,在仅有的两次中央会议上,林彪一暗一明、两次寻衅毛泽东,不食后果不合逻辑。

林彪的死亡结局固然和毛泽东杯葛林彪的预谋有关。但是,毛泽东在1970年3月间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时候,到底想如何安排林彪的归宿?杯葛林彪是不是就一定意味着要将林彪彻底置于死地,即使是废黜了林彪的“接班人”的身份。但是,林彪的庐山作为,将毛林关系推入水火不容的冰炭之地。到了“九一三”之时,毛林关系已成死结,剩下的问题就只有你死我活了。

六、林氏犬儒主义者的一例病案

林彪自1958年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起,就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了一种“个人崇拜”模式引领下的林氏犬儒主义。林氏犬儒主义的特征就是知善而不善善,知恶而不恶恶。林彪提倡放弃人之所以为人的思考本能,要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像猪狗一样没有思维地苟活在这个世界上。

林式犬儒主义继承了传统犬儒主义的不知羞耻和玩世不恭。而与传统犬儒主义的区别则在于林式犬儒主义宣扬的道德原则不是缘于对权利的蔑视而是对权利的依附和追捧。

林氏犬儒主义的本质是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无视。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将林氏犬儒主义的罔顾廉耻和是非无辩展现的淋漓尽致。由于全国出现持续三年的大饥荒,饿死饥民上千万,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研讨对策。这个大会被后人称之为“变局”之会。刘少奇在大会上承认造成饥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的“人祸”说表明他的人性未泯。为了维护毛泽东,林彪却睁着眼睛说瞎话,把连续三年的大灾荒说成是因为有人“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而毛的思想“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林彪作为中共常委,必定了解全国范围内出现的饿死人和人吃人的严酷情况。但是,林彪的良知和他的政治地位是成反比的。在无法否认饿死人的现象已经在全国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林彪竟然用“交学费”这种提法将“三面红旗”带来的巨大灾难一笔勾消。林彪的“交学费”论引起很多基层县级干部的反感,河南省鲁山县县委书记杨国殿当时就认为“林彪在那里讲得天花乱坠,不实事求是啊”。针对林彪的“交学费”论,当时在基层工作的一位县级干部就在大会上发言予以坚决的反驳。据七千人大会简报记载,这位县级干部明确指出:“拿人命作学费总是不好的。”[[40]]

在整个“林彪事件”中,林彪确有被毛泽东挤压和欺凌的一面。林彪的冤屈不在于他违抗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因而受到报复和打压。林彪的冤屈在于他帮毛泽东干了那么多坏事却最终像狗一样被毛泽东遗弃了,而在即将被遗弃的时候,林彪表示了一下不很高兴的心情,但仍然不被允许。

林氏犬儒主义原本是林彪可以用来安生立命的生活方式。如果林彪本人是一个彻底的、纯粹的林氏犬儒主义者,当毛泽东提议不设国家主席的时候,当毛泽东苏州“荐张”的时候,林彪就应该识相,立即表态赞同毛泽东的建议;并强烈要求立即废除“九大”党章上与自己“接班人”身份有关的全部文字,或者干脆建议把张春桥接自己班的条款也写入党章,用装疯卖傻、做小伏低、一怂到底的姿态化解眼前的危机。林彪悲剧的出现在于他竟然是一个有限的林氏犬儒主义者,其内心深处居然还残存着一点正常人固有的羞耻感。林彪只是号召全国人民要放弃思考,象一条狗一样存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他自己却要像人一样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正如邱会作所说,当毛泽东“要让林彪从他的胯下爬过去,林就是不从”[[41]]。在事关自身名、权、利存亡之际,林彪选择背叛林氏犬儒主义的准则。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以及在“九一三事件”中选择背离林氏犬儒主义的准则与毛泽东以死相拼并不是如林彪拥趸所说,要“以一死而拯救万民,但求苍生得太平”[[42]],林彪在政治上的急剧衰亡以及悲惨的死亡结局仅与林彪的古怪性格有关。

应该如何描述林彪做人做事之不识时务、之不识好歹、之不知变通呢?似用“硁硁”二字形容最为贴切。孔子说,硁硁然小人哉。“硁硁”(读音kēngkēng),释为“一副浅薄且固执的样子”。译成英语即“shallow and stubborn”。林彪就是一个做人不论善恶、不分黑白;做事不讲规矩、不计后果,害人害己均无所顾忌的硁硁不贰之人,英文唤作“jerk”。林彪的硁鄙秉性在他的一生中有过三次突出的展现:

一次是在1948年。林彪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效法奴隶社会的阿莱西亚战役[[43]],在长春发动可耻的饿殍之战。林彪下令武装阻拦城中饥民逃离长春城,四野围城半年,致使城中和城乡交界处十数万百姓被活活饿死。

再一次就是1971年的“九一三”之夜。当256专机在山海关机场仓皇起飞的时候,林彪是否想过,黄、吴、李、邱这些人将会因自己的出逃落得罢官撤职、监禁判刑的下场吗?林彪是否想过数万四野旧部及亲属将因自己的出逃落得家破人亡、求救无门的境地吗?他想都没想,一溜烟就飞走了。

1970年庐山会议上,林彪不自量力地以揪斗张春桥为名,要对毛泽东行“清君侧”也是一次硁硁之举。

古人曰,彼之硁硁,何足师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

林彪坚决要“设国家主席”、庐山“八月抗争”失败和“九一三”死亡结局是其硁执性格与林氏犬儒主义的生存法则发生碰撞的必然结果。林彪的精神世界是分裂的,他的人格也是分裂的。“林彪事件”不仅是中共党史的研究课题,也是极权社会中极端人物精神分裂、人格分裂的一例病案,可供后人分析和研究之用。

结束语

林彪策动的、被毛泽东视为“八月逆流”[[44]]的“八月抗争”失败了。但是,“林彪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句话还是从“九大”党章中被顺利地移植到新宪法草案中,并在庐山全会上得到通过。毛泽东甚至向林彪承诺“两年以后交班”[[45]]。于是,林彪对自己未卜的前程再次产生幻觉。庐山会议闭幕那天,林彪见到了一身晦气的陈伯达,林彪得意洋洋地对陈伯达说:“他(指毛泽东)放出来的魔鬼,未必还能再收得回去!”

林彪认定自己“接班人”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如同“一千零一夜”神话中那个从渔夫拾到的瓶子里钻出来的魔鬼。林彪的自喻确实很形象,只是关于终局的判断过于自信了。

二十年后,陈伯达这样评说:“林彪到底还是估计错了!毛泽东既然能放得出来,就一定能再收得回去。这是林彪所绝对没有估计到的。”[[46]]

毛林交恶犹如魔道相争。孰魔孰道,观摩者清。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高十尺,魔高万丈!这就是林彪的宿命。

终稿于2013年12月28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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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975年1月召开四届人大时,并没有同步召开第五届政治协商会议。

[[29]]《吴法宪回忆录 下卷》,第788页。

[[30]]《邱会作回忆录 下卷》,第150页。

[[31]]1966年春天,为了落实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解放军报连续发表社论论述“突出政治要落实到思想革命化上”。

[[32]]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92页。

[[33]]《吴法宪回忆录 下卷》,第777页。

[[34]]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93页。

[[35]]《吴法宪回忆录 下卷》,第783页。

[[36]]王年一 何蜀《“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

[[37]]1975年1月13-17日北京召开。《红旗》杂志1975年第四期发表张春桥的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对宪法第十二条规定:“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进行理论解释。

[[38]]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上册》,明镜出版社,第45页。

[[39]]李文卿:《近看许世友1967-198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第200页。

[[40]]张素华《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第168-169页。

[[41]]《邱会作回忆录 下卷》,第236卷。

[[42]]王年一《林彪不惜一死粉碎文革》。

[[43]]阿莱西亚之战发生于公元前52年的9月。凯撒指挥的罗马共和国军团攻打阿维尔尼人的阿莱西亚城。凯撒最大的军事成就,至今为止被看作是围攻战和包围的典范之一。凯撒不允许阿莱西亚城的居民逃离,用饿殍战术赢得战役的胜利。

[[44]]王年一何蜀、陈昭《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45]]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300页。

[[46]]师东兵《陈伯达访谈录》,百度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