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王年一: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文化大革命”由来的探讨

   “文化大革命”是左倾路线错误。这个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地果敢地纠正了。南斯拉夫《政治报》就此事在1980年3月2日报道中说:”党公开地和诚恳地承认过去犯了错误,从而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先例。”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对这个错误要负主要责任。

   历史有它的延续性,”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痛定思痛,冷静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很有意义。有前因才有后果。研究前因就是探求经验教训。经验教训非常丰富,而又最为切近。

   “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成就应该充分肯定。建设社会主义,毕竟没有经验,失误难免。不必苛求和指责,无须叹息和悲伤。有了经验教训,我们对伟大前程更具信心。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党史研究和教学中。似乎程度不同地有过功过一概归于一人的历史唯心主义偏向。要以此为鉴,我们的探讨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忠实于事实,正确对待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应该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承认认识是一个过程,具体地分析。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应该否定的东西。

   一

   过去有过一种”权威”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是长期斗争的结果,这话对吗?

   1968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一文,用长长的文字,历数全国解放以后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然后说: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刘少奇及其一伙党内的走资派,都曾经代表了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从右的方面或以形’左’实右的形式,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过’拼死的斗争’。”这显然不合事实。”拼死的斗争”云云,纯属子虚乌有。九大政治报告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这也明显地违反事实。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并不存在。这类说法,用”左”的观点重新编造历史,甚至颠倒是非。它想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十分自然和完全合理,不得不乞灵于对历史的伪造,却导致否定”十七年”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荒谬结论。

   历史真是无情,”十七年”毕竟任何人都否定不了,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始终没有能够对”文化大革命”的由来作出合乎历史和逻辑的说明。

   “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党在各条战线上都有成就。八大以后到1966年上半年,成绩也是主要的,虽然艰难,还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着。也确有消极面,主要是由微而著地存在”左”的错误。八大以后,”左”倾错误几乎持续不断。党内没有什么”拼死的斗争”,没有什么”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党内确有斗争,有它特别的表现形式,并不尖锐,也不激烈,”文化大革命”倒是过去党内对错误思想斗争不够的结果,是我党的弊端特别是”左”倾错误和个人专断发展的结果。许多错误及时纠正了,指导思想上的”左”却在发展,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情形,由此有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内乱。

   恩格斯深刻地指出;”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只是结果,它的原因在前十年中。要弄清原因,需要揭开历史的帷幕,而且不得不侧重回顾消极的方面–这在当时常常不是主流。

   二

   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全党工作着重点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来。党和毛泽东对这个伟大的战略转变是既积极又认真的。

   在历史的转变关头,面临着复杂的情况。国际上发生了波匈事件,出现了世界性的反共逆流。国内矛盾突出。195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中说:”在最近半年中,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这为建国以来所未有。

   这时展开了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应该说,这是毛泽东的重大失误,党中央和全党在当时、在以后很长时间内并无异议。党”敏锐”地看出形势严峻,坚定地捍卫社会主义,对敌情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不期然而然地混淆了敌我。

   这是左倾错误的开端,后果十分严重,突出的是左倾思想的滋长。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其荦荦大者似有如下数端:第一,修改了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此事肇端于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经柯庆施《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广泛宣传,为八大二次会议所确认。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刘少奇所作《中共中央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特别说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表明,国内主要矛盾依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毫不奇怪的。既然当时全党都认为反右派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样我们在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上又转回去了。第二,提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最初专指反右派斗争,不久扩而大之。作为总路线的基本点,它写进了上述刘少奇的报告。它是阶级斗争左倾理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当时认为,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也就是长期的,把资产阶级的影响和资产阶级的存在混为一谈了。又,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并提,把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了。第三,毛泽东提出了”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上述刘少奇的报告指出: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和知识分子也列为剥削阶级,显然是以政治思想状况为标准来划分阶级的。报告发表后,知识分子对”两个剥削阶级”之说议论纷纷,康生在一次讲话中说:”其实少奇同志是从政治思想范畴谈的,不是从经济范畴上说的。”(《康生1959年底对归国留苏学生讲十年历史》)

   这些为毛泽东所提出,为八大二次会议所批准,曾经为全党所同意的说法,是左倾理论的部分基础。

   三

   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转回去了,在实际工作上并没有很快就完全转回去。党中央从八届三中全会起,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理论和实践不那么完全一致。胡耀邦说,八大以后到1965年底,以什么为纲的问题没有解决。这个说法准确地反映了实际情况。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左倾错误的发生,可以以毛泽东批判反冒进作为起点。八届三中全会批判了反冒进。从八届三个全会到人大二次会议,引人注目地多次批判反冒进,以南宁会议上的批判最为严厉,都是毛泽东批判的。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地建设方针》,开始把批判捅到社会上。批判反冒进,是为了发动”大跃进”,结果来了个大冒进。

   批判反冒进是批错了。何以发生这个错误?从根本上说,由于右派或非右派的某些言论。(如”好大喜功”之类)的刺激,又不加分析地”对着干”,原先就有的急躁冒进的情绪滋长了。”右派”进攻时有人批评了1956年的冒进。就认为反冒进给了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影响。1956年主流是好的,认为反冒进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好像支流问题不应该认真解决似的,当时还反问道:究竟是多快好省好还是少慢差费好?究竟是促进好还是促退好?问题提出的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有一种超时空的抽象道德观念,就是一概地多好、快好、大好、公好,如此等等。结论是:”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以后永远不许提反冒进的口号。由此可见,批判反冒进从形而上学片面性滑向唯心主义。

   反冒进是中央政治局接受周恩来、陈云的建议决定的,为八大和八届二中全会所同意,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曾送中央常委审定.反冒进的效果也是好的。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反冒进。中央尊重毛泽东,不但接受了他的意见,而且把批判反冒进写进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周恩来、陈云无端地受到严重的责难,八大决议中规定的”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的方针被置诸脑后,经济建设上的某些”左”的思想由此合法化,这些固然不是小事;更严重的问题是在八大后开了个中央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头。事后来看(事情总是后来看得清楚些),影响很大。

   大致从这时起,毛泽东同中央集体的关系开始不正常。有个人不谨慎的问题,但不是”骄傲”之说所可囊括。有”坐轿子”的问题,但也不是此说所可穷尽。原因是复杂的。人们历来认为毛泽东是伟大人物.是党的人格化,是真理的化身,维护毛泽东就是维护党的事业,就是忠于人民。这样就有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从1943年3月起,毛泽东就握有最后决定权;那时在组织上作了决定,相沿成习。此后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毛泽东的威望越来越高。我们极少或者根本没有科学地说明在何种情况下领袖才能正确地发挥作用,极少或者根本没有科学地说明领袖和党的关系,比如过去很少宣传”领袖是复数的概念”。这也难怪,因为当时在现实中不存在什么问题。一旦毛泽东不够谨慎(人有这样的缺点毫不足怪),就难于纠正。经过反”右派”,对待毛泽东本人意见的态度,就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主要针对国际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倾向,说过要区分”两种个人崇拜”、”两种反个人崇拜”的话,其客观效果是从此不许反个人崇拜(毛泽东的理由是总要崇拜真理,其实崇拜真理和崇拜个人并不是一回事)。

   毛泽东反对反个人崇拜的主张,又得到了有力的支持。诸如刘少奇于1959年9月9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过:”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地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的、小平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没有个人的威信,没有若干个人的威信,党的、无产阶级的威信就不能建立起来。”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段话。观点错误,效果不好。除此,党内上层确有”抬轿子”的,人数不多,动机不一,作用极坏。

   在这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反对个人崇拜十分困难。彭德怀曾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两次提出不要再唱《东方红》,曲高和寡,后来反而还受到奚落。个人决定大事的事就不止一次地发生,手续上却一般都经过集体。请注意:这种名为集体决定实为个人决定的奇特现象,是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自然不能完全归咎于个人。既然经过集体讨论决定,个人当然更有理由坚持。如果个人意见不妥,那就只好不妥了。除非由他本人出来纠正。如果说集体没有或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是问题的症结,那么没有防微杜渐就更是教训所在了。照应上文,批判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以为只是偶然现象。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不出来说公道概是失策了。那时如果多数抵制错误,还是抵制得了的,可是没有抵制。养痈遗患,此之谓也。

   四

   如何正确认识”大跃进”?如何正确认识以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为标志的全局性错误?

第一,对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我们没有经验,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多少成功经验可资借鉴。过去忙于革命和建设,理论准备不足。这是很重要的历史事实,是我们犯错误的客观原因。毛泽东后来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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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22日, 1:17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