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我们为读者还原了作者在原文中为了规避审查而所作的文字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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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个甘蔗跟我说,以前杭州西湖边上有着众多的古墓,在解放后被拆毁了,后来我上网搜了一下,果不其然,又是在太祖手上拆的,所以呢,今天摘录本文,给大家看看。。

由于本文里边敏感词过多,我做了不少处理,大家应该能看明白的。

文章摘自:《同舟共进》2013年第4期,作者:贺越明,原标题:西湖毁墓风波与胡桥木的一首词

叶永烈的著作《胡桥木——中共中央一支笔》(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是在作者1994年2月出版的《胡桥木》一书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该书第10章“病中吟”,专门记述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桥木自1961年8月起到杭州养病期间,以较多时间和精力吟诗作词并偶或介入新闻、出版、文化界事务的经历。其中,提到胡桥木于1965年1月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了16首词,还引用了个别词作叙述他的创作及修改经过,也说明这些作品获得毛泽东字斟句酌的修改,但其中没有引证《沁园春·杭州感事》的任何词句。然而,在叶著所引1964年12月2日胡桥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却涉及这首词的重要内容:

《沁园春》一首,在此曾给林乎加同志和陈冰同志看过,后来又把其中提出的意见同霍士廉、曾祥仁两同志说了,得到了他们的完全同意。省委决定对西湖风景区进行改造。《浙江日报》已登了十几篇读者来信,要求风景区也要破旧立新,彻底整顿,把苏小小墓等毒害群众的东西加以清理。这是你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在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高潮中总算有希望实现了(毛泽东此处批语: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所以在此顺便报告,并剪附今天的《浙江日报》一纸。此事待有具体结果后再行报告,以便能在北京和其他地方有所响应。

对于解读《沁园春˙杭州感事》,信上这些话所透露的信息非常重要。一、林乎加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陈冰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霍士廉时任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曾祥仁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而拥有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身份的胡桥木向前二位出示了该词,对后二位讲了该词的意涵,等于作了非正式的指示。二、以《浙江日报》刊登的读者来信为据,说明该词所表达的愿望与人民群众“破旧立新”的要求正相吻合。三、向毛泽东表示(亦是提醒)该词实际上反映的是毛“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亦即迁走西湖边上的古人坟墓,而现在终于有望实现。四、以杭州西湖风景区为先导,期望首都及其他地区也能采取类似的毁墓拆碑行动。由此可见,《沁园春·杭州感事》因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一首政治词,并获作者本人高度重视,正是把握胡桥木那个时期思想脉络的一个关键线索。叶著引用了传主同一时期的《六州歌头·国庆》《贺新郎·〈看千万不要忘记〉》,而没有提及《沁园春·杭州感事》的片言只语,与这首重要的词作擦身而过,使传主致毛泽东的那封信成了无本之木。

在这方面,丁晓平所著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桥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恰好构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该书第16章“诗化人生”的后半部分,涉及胡桥木在杭州养疴期间作诗填词的独特经历。书中概述道,1964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15周年,胡桥木写下了他的第一首古体词作《六州歌头·国庆》,接着又一口气写了《水调歌头·国庆夜记事》《贺新郎·〈看千万不要忘记〉》《沁园春·杭州感事》和《菩萨蛮·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原子弹爆炸》;11月又创作了《水龙吟》四首。为了让读者了解传主的诗词造诣,作者引录了其中两首,一首便是《沁园春·杭州感事》:

穆穆秋山,娓娓秋湖,荡荡秋江。正一年好景,莲舟采月,四方佳气,桂国飘香。雪裹棉铃,金翻稻浪,秋意偏于陇亩长。最堪喜,有射潮人健,不怕澜狂。

天堂,一向喧扬。笑古今、云泥怎比量。算繁华千载,长埋碧血,工农此际,初试锋芒。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羞污半面妆。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

此处引载与当时发表于报刊及以后收入《胡桥木诗词集》的文字完全相同,但该词有两处字句实系毛泽东斟酌改定,即由原稿中的“西子犹污”改为“西子羞污”;“谁与我,吼风奇剑,灭此生光”改为“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而且,毛还在该词原稿上写下一段很尖锐的批语:“杭州及别处,行近郊原,处处与鬼为邻,几百年犹难扫尽。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且与事实不合,故不宜加上那个说明。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应当承认,毛泽东的修改和批语,确实更明确地突出了该词题旨,也赋予了更多的现实政治意义。丁著在引录该词时,没有同时引用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也没有提及前述胡桥木就该词及其他事项致毛泽东的那封信,更没有介绍词作的背景及影响,恍如虚晃一枪,自然也就不会触及词作与杭州西湖迁墓拆碑事件的关系。因此,也使这部传记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

身后响起责难声

尽管《沁园春·杭州感事》的创作仅仅是胡桥木一生中并不怎么起眼的一节经历,是自他笔下流淌出来的大量文字中的沧海一粟,但却有着极为重要的内涵和影响。相比而言,在胡桥木同一时期的所有词作中,《沁园春·杭州感事》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最为密切,套用当时的政治术语,可以说是发挥了有力的战斗作用,而且也是他本人最为看重的作品。

如前所述,他不仅在给毛泽东的那封信上就该词对敦促当地领导决定下令迁墓等的作用及时禀告,而且在1964年12月5日将这些词作寄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时有一附函,称词作“多关时事……内杭州一首借指文化革命”,“国内至今庙坟如此之多,毒害群众,亦觉须加挞伐……杭州一呼,全国响应的日子,想亦不远”。可见,他有心把借助这首词作推动的西湖迁墓作为样板,推向全国各地。

胡桥木包括《沁园春·杭州感事》在内的16首词,均产生于文革前两年。以今时今日的目光审视,这些词作不能不带有早已逝去的那个时代的烙印,也显露出作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以及艺术美学观念的局限性。这是毫不足怪的。但是,如何看待其中《沁园春·杭州感事》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有关胡桥木的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

可以说,胡桥木的《沁园春·杭州感事》客观上导致了1964年底杭州西湖风景区的大规模毁墓拆碑事件。

作为当事人,胡桥木生前对这样的责难似有预见。1989年秋天,他出行上海时曾约谈著名藏书家、《文汇报》退休记者黄裳,话题甚广。黄裳在1998年12月27日撰写《胡桥木与西湖》一文回忆道,胡后来修书一封,除了表示把晤“快偿夙愿”之外,还对黄赠书六册“感慰无已”,并颇具深意地道出读后感:“赠书稍稍偷暇浏览一二,内中一九六四年西湖迁墓一事,鄙人实躬亲此役,有词为证,不悉详情,但与外传颇有出入。何以善其后,下月来沪,倘得再见,甚愿聆教。当然决定权属于浙江,提出一些较为可行的建议还是有好处的。”(《春回札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心有委屈拟辩白

胡桥木这番言辞何所感而发呢?原来,黄裳1979年6月6日写过一篇《苏曼殊及其他》,谈到杭州西湖风景区迁墓之事,表示“我早已知道曼殊和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等人的墓,早在1964年顷就已迁往龙井附近的吉庆山(即鸡笼山)麓了。时间已经过去了15年,中间还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些迁到新址的旧墓情况怎样了呢?”又提到“10多年前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大扫荡,那理由据说也就是这个,不过使用了极‘左’的思想方法,‘理论’也更为彻底。朋友告诉我,当时大声疾呼的是,西湖已经为古人、名人、死人、洋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所占领了,这可真已达到了极端严重、不可容忍的地步。为了彻底改变这种情况,就非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不可。今天我们所见的西湖,就是做过了大手术以后的样子”。他认为“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还有曼殊,他们得以葬身湖边,因为他们都是辛亥革命前后死去的革命者或同路人。还有更古的岳飞、于谦、张苍水以及林和靖,他们也各以其特殊的理由葬于西湖旁边,不幸其中有些正是所谓‘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不论怎样说吧,他们都曾经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采取不承认主义是不行的,那是只有阿Q才使得出来的妙计。像‘四人帮’那样的放手荡涤,企图达到‘眼不见为净’的目的,实践证明是不行了”。(《山川·历史·人物》,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不用说,黄裳的批评是严厉的,而且将1964年的那次迁墓与后来“”中更大规模也更彻底的平墓砸碑毁庙行动相提并论。显然,胡桥木从黄裳赠书中读到此文,所以坦承“鄙人实躬亲此役,有词为证”,又“不悉详情,但与外传颇有出入”,还提出了如何善后的问题,表示下次到沪见面“甚愿聆教”。这就是说,胡桥木在写信之前即知对该词引发西湖迁墓拆碑事件已有传言,但在其本人看来是与实情“有出入”的。

自1989年秋那次初晤后,胡桥木与黄裳还叙谈过一次。据黄裳《来燕榭书札》(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中“致杨苡”1989年10月30日信中说:“最近有一事,胡桥木来沪,约我见了一面,长谈。谈西湖,谈周作人,谈文汇报,没有什么大事。”这是第一次。1989年12月13日信中又说:“胡公回来后又见一次,送了我一本诗集。”这便是第二次。至于“与外传颇有出入”之处何在,以及“何以善其后”的话题,胡桥木在这次面晤时有没有谈过,黄裳此信未曾说及,也不见其他文字记载,因而留下了一个让人费心琢磨的悬案。

很明显,“与外传颇有出入”之句,表明胡桥木自认在这个事件上是有委屈且不能不有所申辩的。

那么,究竟“出入”何在呢?这就要追溯杭州西湖风景区迁墓拆碑事件的缘起。从时间上查考,早在1964年底胡桥木写出《沁园春·杭州感事》之前,即已有过迁墓的动因和行为。据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的陈修良女士晚年回忆,1955年,毛泽东已有拆除西湖边古人墓的念头。查《陈修良文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的有关忆述可知,“从这年11月至第二年1月间,毛泽东大部分时间住在杭州的刘庄,也就是今天的西湖国宾馆。有一次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一道凭栏远眺,看到孤山一带有许多名人坟冢,感慨道:‘西湖边的坟墓太多了,这些坟墓可以拆迁一下埋到郊区去,让死人也过集体生活不好吗?’然后江华闻言连连赞同,表示立即照办”。照办的结果,是1956年2月21日,西湖风景区开始拆迁古墓。

同一时期任中共浙江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兼省政府文化局局长的黄源先生有相同的回忆:“江华把本来在西湖边上、在杭州饭店前面草坪上的革命烈士秋瑾、徐锡麟的墓,一夜工夫搬掉了。”“江华怎么会干这件事呢?原来,毛主席来杭州,住在刘庄宾馆里,有一天讲起:‘我是和坟墓为邻的。’江华一听这句话,就下命令把西湖边上的坟墓都起了。”可是,“秋瑾、徐锡麟是烈士,孙中山都肯定的,民主党派一看把历史上的烈士搞掉了,怎么会没有意见?!”“民主党派马上打电报向周总理提出意见。宋云彬也是其中一个。后来周总理责成沙文汉当即恢复。其实,是江华直接通过杭州市委动手搬掉的,沙文汉根本不知道……周总理不知道底细,他只是从国务院的系统责成省长沙文汉当即恢复”。“后来沙文汉承担了这个责任,向国务院作了检讨,把搬走的坟墓作了恢复”。(《黄源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因为拆迁古墓的行动被民主党派一状告到国务院,经周恩来发话阻止,到3月1日中止,整个过程不过10天,后来又修复了其中12座名人墓。然而,这场风波只不过是暂时平息。

并非最早动议人

在1956年春天开始的“百家争鸣”热潮中,社会学家费孝通平生首次游览西湖风景区后,于7月2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为西湖鸣不平》一文,说他一路上“古迹可真看到不少:不妨屈指数一数,差不多有一打的坟。我回到旅馆,坐定了,似乎有所发明地向指引人发表了我的结论,西湖原来是个公墓,而且这个公墓还有一个规格,一律是土馒头,洋灰水泥或是三合土”,“这样一个内容丰富的西湖,为什么采取了这个公墓形式来表现呢?”“我们很难想象出一个没有林和靖、苏小小,甚至武松、岳王的西湖。这些是它的血肉。但是,恕我还是不能不用这两字转一下文气,除了埋葬了尸体之外,就没有其他形象来表示我们这些美人美事了么?难道我们人民的智慧里创造不出了其他和美人美事更联系得密切的生动形象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感情了么?这是我的不平处”。

据费孝通的一位学生多年后撰文称,《为西湖不平》刊出后招致不少人反对,但毛主席看了拍案叫绝,有一次接见费孝通时说,他在北戴河看了费的文章后,马上就想用飞机接费来一叙。实际上,虽然都不喜欢西湖边的那些古人坟墓,毛是从扫除封建残余的政治文化层面考虑的,而费的视角似乎在于环境美学,彼此的着眼点并不一致。但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把费孝通引为同道,可以窥知他对此耿耿于怀,是待有朝一日彻底予以解决的。8年后,胡桥木的词和信重提旧事,使毛泽东在批语中表明迁墓并不彻底并要拆庙的意见,正可为之佐证。

客观地说,西湖的毁墓拆碑,浙江省委是奉令执行,胡桥木无论如何算不上始作俑者。谈论这一事件把1964年作为横截面而不涉及1956年那一次,对胡桥木确实不太公允。当然,他的词作直接引发了第二次毁墓拆碑事件,则无可置疑也是难辞其咎的。对于这一历史事实,在他的传记中不仅无需回避也不必掩饰,还应当以尊重历史并对之负责的态度梳理清楚,给予公正而中肯的评断。

且不论水准高下,单就现实作用而言,《沁园春·杭州感事》是胡桥木的其他词作远远不能比拟的。正是这首词及其所提示的毛泽东对西湖边古墓太多极为不满的旧事,促使浙江省委的领导在1964年12月2日晚上,下令调集大批人力先在西湖孤山、西泠桥、白堤附近平毁古墓30座。次年1月中旬,又发动杭州市中心城区和近郊再度大规模清理坟墓、牌坊、佛像、华表、匾额等,到3月6日为期一个半月里,共计破拆牌坊55处、石刻7处,掘毁坟墓654座,包括28座迁葬。由此可见,《沁园春·杭州感事》的影响力确实不容小觑。

那么,胡桥木出于何种心态,要将《沁园春·杭州感事》告知或见示于浙江省委的几位领导,又专门向毛泽东报告相关情况呢?围绕着一首新填的旧体词,他的这些动作,无论怎样看待都不可谓小,显然有其政治上的考量。

“半个政治家”

胡桥木因患较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从1961年8月下旬开始向中央告假病休,到1964年底填词作诗时已有3年多。这期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发起批判了“单干风”、“翻案风”;全国范围逐渐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包括城乡“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和农村“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及后来的“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俗称“九评”的重要理论文章,同苏共中央展开大论战,争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传承地位;军队兴起大学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归纳总结出一系列学习方法;文艺舞台上提倡大写“十三年”的现代戏,“京剧革命”初露锋芒……所有这些,正在迅速地构成一种新的政治生态。胡桥木曾多年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对高层的思想分歧、路线斗争非常了解,对政治气候的变化自然也十分敏感。这时以新意填旧词并向工于诗词的毛泽东求教,不仅使他恢复了与毛泽东的联系,而且明确地表现出紧跟其战略步伐的意向。通过这首词作及其相关行动,包括给毛泽东的信函和此前对浙江省委领导的明示,胡桥木充分展示了继续追随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立场,也成功地显现他开始以实际行动参与文化战线的这场革命,等于曲折地表明他在思想上已经做好了从病榻回到工作岗位亦即政治舞台的准备。

不过,毛泽东却在此时重用了另一位政治秘书陈伯达,拔擢了层级较低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和关锋等人,而没有启用胡桥木这位曾经得心应手的秘书——这显然是有原因的。胡桥木在1956年9月底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后,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向他交办一些工作,有的毛泽东不知道,过了一段时间才听胡讲起,很感惊讶且不悦;有的是交办的领导人因时过境迁,觉得没有必要告知毛泽东,而胡过后却报告了,自然引来不满。前者,如陈云副主席在八届六中全会结束时建议不要把“跃进指标”的具体数字写进公报,三个多月后毛泽东严厉地批评胡桥木:“为什么不跟我说!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话你有什么权力不报告?”而后者,如文革副主席1961年5月得知胡桥木对毛泽东讲了庐山会议期间刘曾要胡起草反左文件一事,很不高兴地在会上批评了一通。这类事情于夹在中间的胡桥木,本来是左右为难,受批评又感委屈;而在毛那里,则会减少对他的信任,甚至担心胡的政治倾向和立场。

胡桥木的女儿胡木英回忆父亲,认为他就是对领袖、对党一片忠诚。“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父亲说了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时候,他也不好太反对,毕竟父亲只是个秘书……所以主席对父亲的评价很对,说他虽然正直、正派,但是不太懂政治。主席说‘你跟了我这么多年,还只能算是半个政治家’”。(见刘畅《“主席著作绝不是父亲代笔”》,载2011年9月8日《环球人物》杂志第158期)“不太懂政治”的胡桥木,此时只能被边缘化了。

同时,江青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酝酿、策划和启动,将从幕后走到台前,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她与胡桥木的关系并不融洽。建国初期,胡桥木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时,江 青是文艺处副处长,但胡桥木又是毛泽东的秘书,而江青却是毛泽东的夫人。处于这种微妙的关系之间,胡桥木却对江青坚持原则,公事公办,有可能得罪了她而不知觉。1966年7月,在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江 青厉声对胡桥木说:“你的诗词主席费心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工作。”“文革”开始后,胡桥木就遭受批斗、抄家,甚至一度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这在胡桥木来说,真有点“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况味。不过,也正因此,却使得他后来的人生结局远比那几个政治文人好得多。

经历“文革”之后,晚年的胡桥木也有自省和反思。他在1989年致黄裳的信中谈到对迁墓拆碑“何以善其后”的问题,并说“提出一些较为可行的建议还是有好处的”,正透露出他就昔年过失感到些许歉疚并希望有所弥补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