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个税在“劫富济贫”吗？

作者：信力建 

按照国际惯例，个税是起到调节收入差距作用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作用就在于对高端收入的人征税来调节收入差距，也因此，这个税种常常被形象的比喻为“劫富济贫”。然而，中国的个税能担负起这个职责么？

先看其绝对份额。个税征收是从1981年正式开征的，当时的起征额是月收入800元。这个额度在当年不算低，达到这一薪水阶层的人也不多，所以，当时个税收入只有500万元。此时个税倒还多少有点“劫富济贫”的味道。然而，这一标准一执行就执行了近三十年，直到2008年3月份，个税才调节到按2000元/月的起征标准算。 2011年9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调整为3500元/月。然而，即使按这最新标准：每月收入3500元，能算是“富”吗？不妨先来看看这30年来的通货膨胀情况。先看看具体数据：1978年大米为0.12元每斤，现在为3元每斤，上涨了25倍。大白菜当年0.02元每斤，现在为0.6元每斤，上涨了30倍。培养一名大学生，1978年从小学到大学学费为140元，现在从小学到大学要150000元，上涨了1071倍。房价，当年100平每月扣房租1.2元，现在100平每月房贷平均2500元，上涨了2083倍。有人统计了1978年的单品价格，包括食品、医疗、衣服、交通、烟酒和居住等6大类，然后和今天的价格相比，估算出78年的51元的购买力，大概与现在北京3000元相当。31年贬值了58倍，换算成通货膨胀率的话高达每年14%!在这种情形下，相应的个税起征额度才涨了不到5倍，连通货膨胀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如此个税征收，究竟是在“劫富”，还是在“劫贫”？还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这种个税征收的荒唐：在个税征收标准还未调整的2008年，许多地方的最低工资标准都超过了个税征收起点的800元：比如浙江省当时的最低工资标准为960元/月、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为960元/月、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为860元/月、江苏省最低工资标准为850元/月、天津市最低工资标准为820元/月。这种个税征收起点居然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个税征收，究竟是在“劫富”还是“劫贫”？这种荒唐的事情，世界上恐怕都难以找出第二家！

当然，这还只是从个税的绝对量上看，如果我们从税源上看，其无法担负劫富济贫任务这一点也很清楚。我国个税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来自工薪阶层。与其说是“个人所得税”不如说是工薪收入税更为贴切。所有人都在讲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可是贫富差距是在工薪阶层产生的吗？个税显然管不了权力衍生的黑色收入、灰色收入，赤裸裸的腐败、相对隐蔽的“职务便利”、大型垄断国企的“超级福利”，哪一样可以在个税中被调节？而这些横财、歪财、偏财才是人们普遍反感的“贫富差距”的祸本。在正常的工薪阶层中，充其量只是金领、白领、蓝领的收入层次差异。无论你身处哪一个收入层次，同样要面对住房、医疗、教育的新三座大山，同样被沉重的经济负担压得难以喘息。显然，中国的个税制度本身就是个怪网——吞鲸之鱼可漏，小虾小蟹却被竭泽而渔。所以，从税源上讲谈不上“劫富”，充其量是“劫中”，即截取了中等工薪阶层的部分收入。这有什么合理性可言呢？

再看看美国是怎么做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里根政府上台之初，就进行了雷厉风行的减税计划。1981年把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降低了25%，由原来的最低税率14%和最高70%，分别降为11%和50%的14级超额累进税率；资本所得税的税率由28%降为20%。1986年税改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降低和简化个人所得税，把最低税率为11%和最高50%的14级超额累进税率改为15%、25%、34%的三档税率；降低和简化公司所得税，由最高税率为46%、最低15%的5 级超额累进税率，逐步改为15%、18%、25%、34%的4级超额累进税率；资本利得税由20%降为17%，等等。减税会导致暂时的收入下降，但着眼长远，它却有利于把经济总量的“蛋糕”做大，从而增加收入。虽然里根实行“经济复兴计划”后的第二年出现了经济衰退，由此引发了国内巨大震动，但到了1983年，减税的效应得到了充分释放，储蓄、投资率增长，高利率又吸引了大量国外投资，加之国际能源价格回落，从而促使美国经济逐渐走出“滞胀”困境，因此开始了持续多年的增长。

谈完了中国个税征收在“劫富”上的徒有其名，再来看看其在“济贫”上是不是有所作为。在发达的福利国家，个税收入可以占到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反过来政府的福利支出又占了政府支出的大头。不论这种制度的得失如何，至少在财政收支的比例上可以对个人所得税的“劫富济贫”作用有一个明确的交代。而2010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总额为4800亿元，仅占财政收入的6%。就算这部分税收全部用在社会福利保障上，谈何“济贫”作用？从微观讲，五口之家中，有农村户籍而无福利的祖父母、无职业的媳妇与未成年的孩子，仅一名成年男子月收入五千元，那么这个家庭在上海或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真算是相当贫穷拮据。买房买车都是浮云，满足高昂的教育支出见肘捉襟，生大病更是想都不敢想的噩梦。而这么个五千元收入者，却是被“劫”的对象，而非被“济”的范围。还有比这个更荒唐的吗？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根本谈不上劫富，更谈不上济贫。长期宣传“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分配作用，是利用社会大众对“贫富差距加大”的焦虑情绪模糊了贫富问题、分配问题的真正焦点。

实际上，今天中国的贫富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国富民贫。上世纪末至今，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以每年20%以上的强劲势头增长，远超GDP增速。2010年达到83080亿元，比上年增加21.3%，2011年前两个月财政收入增长竟达36%。与之同步的另一喜讯是，全国国有企业2010年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其中化工、电力、有色、交通等行业利润增长超过一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70%的就业岗位是非公经济创造的，换而言之，那两块超级增长的财富只和百分之三十的“国”字头人士有关。而劳动报酬在GDP的比例则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官方统计2007年仅占39.7%，远低于欧美国家的50%以上，甚至低于韩国的44%。而个人所得税针的主要税源，即工薪收入，亦在GDP中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徘徊于区区12%，到2009年这一比例已经到了可怜的8%。由此可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是，社会财富向权力上层的“国字头”迅速集中，所谓“国富民贫”本质上就是“官富民贫”。那么，大刀砍向民间的个人工薪收入的“个人所得税”与缩小贫富差距的目标是南辕北辙的。另外，中国当前的财富分配服从的是权力规则。与权力越接近，则分享社会财富的份额上升越快，获得财富的能力越强。权力等级即财富等级的情况下，首先获益的当然是直接掌握公共资源的权力者，官员贪腐的数额屡创新高、而巨贪的职级越来越低。县级财政层面出现亿元级的巨贪巨腐屡见不鲜，其中的意味耐人寻味。其次获益的是和权力紧密相关的国有垄断巨头——这些企业内的工薪族的处境比其他行业要好很多，但是真正可以夸富的，也只有少数掌握资源、靠拢权力核心的“高端人士”、“圈内人”。试看前一段中石化广东分公司的“天价酒事件”，鲁广余们实质上享受到的权力财富岂是常人能比？而大型垄断国企中，鲁广余们到底有多少呢？“天价酒”喝到他们的肚子里，这个所得怎么税呢？权势阶层的横财、外财是权力衍生物，税无可税。个人所得税能够调整这种分配差距吗？对刘志军们，甚至对鲁广余们，那点儿薪水算什么？大概一毛钱工资都不发，他们也不舍得辞职的。那么，个税又能调节什么？

说到底，这4800亿“个人所得税”只不过是针对工薪收入的一种特别税，这个税种根本不可能覆盖大量真正意义的“高收入”。其功能既不能劫富，也不能济贫，而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掠夺。而这个税只占政府财政收入6%的低比例，掠夺性质的高痛苦指数，以及针对特定人群的狭窄税源，其性质完全不是国际通行的真正意义的个人所得税，而和已经废止的农业税相近！也就是说，这种性质的个人所得税不是什么调整问题，更不是调整起征点的问题，而是一个存废问题。

还值得一提的是，工薪阶层除了个税征收这把道躲不过去外，还有其它支出——比如三险一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有人算过，即使月入一万的白领，在缴纳所得税加上三险一金后，最后拿到手的只有6000多块。而与此同时，当全国民企外企的员工就个税起征点到底是2500、3000还是3500争论的不可开交，为再往上点引首翘盼时，公务员们表示毫无压力。因为民企外企的员工，除了工资要纳税，包括奖金、补贴都要纳税，这个公务员是不用纳税的。民企外企的员工要缴纳三险一金的费用，而公务员是不用的。当公务员包括其他体制内的工资，相对奖金的比例更低时，他们等于顺利地避税了。而仅以其中的福利性补贴类项目为例，多数政府机关至少设有七、八项福利性补贴，而一些体制内单位的福利性补贴甚至会多达十几、二十几项。 在同一单位，公务员和临时工，同工不同酬这也是现实，一切取决于你的身份。

个税征收正在撕裂中国社会，也为这个社会的稳定埋下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