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还在写作吗?还有什么新著问世?

   答:虽然还有一些东西想写,但身体不行,写不成了。我这一辈子是纯粹单干,一直没有任何助手和帮手。为核对一条小材料,查出处、翻书刊、跑图书馆等等,都得靠自己。现在力不从心,没法做了。

   问:你还想写些什么呢?

   答:题目还有好几个。例如写一本《新大同书》。这说来会被人笑骂,我居然还想重提作为儒家宗教性道德的大同理想。当然这不是作任何具体的设想或设计,而只是借用一下康有为的书名。我和康有为好像有缘,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论康有为的大同书》,1952年写成,1955年2月发表于《文史哲》,整整五十年了。最近翻了一下,发现基本论点–从判定《大同书》初稿年代到论断该书内容,虽曾遭人批评,至今仍然站得住,并与后来发现的资料吻合,说明我比那些批评者们正确,这使我很愉快。其实,后来我的文章论著,从美学到哲学,从思想史到“告别革命”,大都如此,都曾遭到各种狠厉攻击。一生如此,至老犹然;颇为感慨,却不伤心。反正现在快死了,更无所谓了。

   问:别发牢骚。只说说你打算如何写这本书吧,内容是什么?

   答:上面已讲,不会写了。原来是想在总结百年思想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的展望。这未来既指中国,也指世界。我似乎在无意识地重走康德晚年和马克思晚年的脚步。康德晚年写了实用人类学、永久和平论等著作,盼望人类远景。马克思晚年写了大量关于人类学的历史笔记。遗憾的是,我现在最多只能聊聊天,无法写笔记或论文了。

   问:好,就聊聊天。我想听听你们这一代,大半辈子生活在马克思主义统治下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看法和意见。但你原来的题目也太大,这如何谈?

   答: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987年发表),原来想可以“再谈”以下,但现在看来,基本上只是重复,因为我的看法并无改变。它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如何可能被接受,后来又如何变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哪些仍正确哪些有问题?第三,从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将会怎样?每一部分都需要写一本或几本大书。我怎么有此可能?只好望洋兴叹了。

   问:那我们非常简单地就这三方面谈谈,好吗?

   答:只能简单谈谈,但“简单”,就会出差错。而且因为没有充分论证,也就缺乏说服力。

   问:那就勉为其难吧。

   答:不过,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不是学术论著,甚至不是学术对话,而只是随意的通俗聊天。它有干脆、直接的好处,但一定粗糙和疏漏。

   问:且不管它,开始吧。首先马克思主义到底为什么会为中国人接受?

   答:这问题我已说过好几次。在《试谈》一文中更着重讲了。因此下面只是重复:第一,有客观的即当时社会现实的原因。康有为《大同书》第一章是“入世界,观众苦”,他列举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各类型的“苦”,其中特别是广大民众和妇女的严重苦难、压迫、贫困和无知。康有为描述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的悲惨世界。这个悲惨世界百年来没有找到出路,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政治革命)、五四运动(思想革命)统统失败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非常焦虑。对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展示出资本主义的丑恶,和俄国革命造成社会大变革所带来的希望,陈独秀由提倡思想文化革命作为“最后的觉悟”,一下子便转向了社会革命。这就是毛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通过列宁主义被中国人首先是极少数知识分子所热情接受、忠诚信仰并决心为之奋斗了。可见,首先是当时中国社会现实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各种主义的比较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最先选择的无政府主义),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认定“走俄国人的路”,认为马列切合当时中国社会变革,而且可以立即实行。正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主义而进入中国的,并不直接与马克思有关。从而马克思的许多基本著作、思想并未被中国人所仔细研读、了解和思考。而列宁主义则不但提供了为何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实践主体,即共产党的组织。这两点通过农民为实体的中国长期武装革命,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长期军事斗争的革命实践(战争)改造了列宁主义本身,更完全变更了马克思,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问:现实原因是第一因素。那么,其次呢?

   答:其次,就是传统思想的因素,这我在《试谈》文中也讲过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或前后进入中国的有许多现代思想,如尼采、柏格森、杜威、罗素、易卜生、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等等。为什么选来选去,从陈独秀、李大钊到抗战前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那么多的人最后选择了马列?而且,为何1949年后中国绝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包括第一流的教授、作家,如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汤用彤、金岳霖、冯友兰、陈垣、雷海宗、顾颉刚、朱光潜、宗白华、老舍、曹禺、傅雷,甚至沈从文、萧乾等等,其中不少人原来是反对马列反对共产党的,但都先后接受和信仰了马克思主义,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思想立场和学术主张,这就不仅是社会现实的原因了。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一般养尊处优,对社会苦难有的相当隔膜。他们也不像青年知识分子那么热情澎湃地要改造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为何对他们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呢?这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问:你讲的这许多人,大都有西方学历,饱读中西典籍,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真的“心悦诚服”吗?

   答:以前海外、港、台一直认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压力之下被迫如此,是假装接受而已。1949年后确有一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有形特别是无形的压力。但他们在思想上接受马克思,却绝大多数是真心诚意的。这不但因为在实践上,共产党的革命成功地把百年统治、欺侮中国的外国势力赶走,使绝大多数怀有浓厚民族情感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扬眉吐气,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理论上,也真心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学说有道理。马克思理论本身使他们感到比他们以前所学的和自己的思想要深刻、要高明。我经常举一个例子,金岳霖是著名的逻辑学家,在英国写过政治学的博士论文。但在1960年《哲学研究》上却发表了一篇《论所以》的数万字长文,详尽地论证形式逻辑有阶级性,“管内容”。这是个纯学术问题,并没人要他这么写,是他自己认为“想通了”而主动写的,而且作了细密的学术论证。当时我们读后都傻了,真是有点不可思议。他的学生周礼全也反对,连毛泽东也不赞同。但金认为这就是他所接受的马列真理:人间的一切事物包括形式逻辑都有阶级性。人家批评他,他还不接受。这个例子很有代表性,因为许多其他人,包括朱光潜、宗白华、冯友兰、顾颉刚、陈垣等……,等等,也都这样。朱光潜“文革”以后极为认真仔细解说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冯友兰1982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致辞时,坚持要提毛泽东思想,尽管他的共产党女儿也不赞成。贺麟、张岱年、容肇祖等人在文革后的八十年代都以八十高龄极力要求并被批准加入共产党。顾颉刚私人读书札记中到处提到阶级,“揭露”段玉裁是贪官,他赚足了钱才回乡作学问。陈垣在私人信件中说,“读毛泽东选集,思想为之大变,恍然悟前者皆非,今后当从头学起”,并一再劝友人“当法韶山”。包括宗白华这样非常洒脱的人,也用马克思主义批评别人的美学是“主观唯心论”,如此等等。这种事情太多,真不胜枚举。尽管他们当时了解和接受的马克思远非原貌,但他们那种对马克思主义真心信服的态度,却是严肃认真、忠诚老实的。他们当时的确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为何如此?正是这一问题非常值得研究。特别今天年轻人已愈来愈不了解实际情况,反而会想为什么这些人那么没骨气,一被压迫,便彻底投降了。

   问:但不也有不接受的如陈寅恪、熊十力、梁漱溟么?

   答:的确有个别例外,其中陈寅恪最为突出。人们说他目盲可能是重要原因。他没能亲眼目睹1949年革命胜利和五十年代初期,共产党扫荡千百年积存的污泥浊水,整个社会风气焕然一新,下层百姓彻底翻身,广大民众欢欣鼓舞的景象。共产党刚进城时,不仅秋毫无犯,纪律严明,根本不同于以前任何部队,而且的确平等待人,清除旧习,上下同心,令行禁止,与现在完全不同。所以目空一切的熊十力也上书毛泽东,赞扬辩证唯物论,认为符合周礼。自视甚高的梁漱溟,挨毛批判后仍然写收藏在家没人会看的歌颂大跃进的文稿(现已编入《全集》),即使在毛的形象已经动摇的八十年代,梁也仍然强调毛是“伟大人物”。所有这些,都并没人强迫他们这么做,他们也决不是为了任何个人利益而如此做。所以这才是问题所在。毛泽东和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政权和得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拥护,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不是将毛或中共丑化一番便能解释的。

   问:这说明什么问题?

   答:这说明他们之所以能接受马克思主义,除了现实因素,即上述共产党在战时和胜利初期的表现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因为这些人都能思想,都有思想,他们之接受马列,必需首先能打通他们的思想。所以我以为,正因为马列的一些思想学说与他们浸染其中的中国传统思想有可能讲通、协调的地方,在一定情境和条件下(即解放初年的社会环境,没有这外在条件也是不可能的)便突显出来,使他们较为容易地接受了马列,特别是接受了马克思。

   问:那么是些什么可讲通的地方呢?

   答:这说来话长。我以前也说过多次了。即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对现实的不满,总有一种对理想社会的怀想和追求,而且这个理想和追求就在这个世俗世界,而不是如别的宗教和文化那样,寄托在另一个灵魂世界上。儒家有“复三代之盛”“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最高人生目标,便是“济世救民”,为国家民族办事,和为最终实现这样一种理想世界而奋斗。这与马列所讲的为无产阶级为世界劳动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而奋斗,便容易联接讲通。而且,马克思对这理想社会有一整套非常“科学”的论证话语,即认为历史发展有普遍必然的“客观规律”,从而资本主义一定灭亡,共产主义即理想社会定能实现。这与中国传统承认与人事密切相关却有客观规律性的“天道”观念,也容易接轨。解放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首先正是通过“学习社会发展史”,即讲叙这种无可抗拒的“客观必然的历史规律”而大取实效的。当时人们认为共产党武器装备远不如国民党,由于体现了这种历史必然,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所以取得了胜利。而且,这一理论还能给予知识分子以一种高昂的人生理想、道德情操、奋斗精神和生活价值,具有伦理学的重大意义。相比于这个理想,相比于共产主义和广大人民的幸福和利益,其他的一切理论、学说,以及个人成就、事业甚至身心存在便远为渺小、“低级”、不足道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许许多多一向高傲自大的高级知识分子也终于低下头来,接受“思想改造”,进行自我批评的重要原因。高级知识分子、学者教授们尚且如此,更无论一般知识分子了。总的来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以一种崭新的认识论观点和伦理学理念。而它之所以可能,则与中国文化传统有某种心理上的连接。

第二,上面从思想层面说,与此紧相衔接,中国传统一直非常重视实际行动,即实践。不管是儒、墨、道、法,都讲求理论的实用性质和实践性能,不尚空谈,不重思辨,强调的是“以实事程实功”、“工夫即本体”,从修身处世到建功立业,无不如此。而马列讲的也恰恰正是“革命实践”,并且无论在理论上(马克思)或实践上(列宁),都有一套言之成理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措施。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容易接受马列和共产党组织领导的重要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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