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6年5月中国大地上刮起“文化大革命”的飓风，中央文革小组住进钓鱼台后，这里就不再是往昔那座平静安谧、妩媚可爱的园林了。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于1966年5月初住进钓鱼台的时候，大都住在15号楼。初时未设办公室，只有从中央联络部调来的矫玉山一人作秘书，忙得几乎24小时不停地连轴转。6月末又从马列研究院调来王广宇作秘书，仍然忙得难有喘息的工夫。其后陆续又调进来一些人，开始形成办公室。后来，调来的工作人员逐渐多起来，15号楼难以容纳了，7月初将办公室搬往11号楼。
7月中旬，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前，办公室又从11号楼搬到16号楼。中央文革小组陆续占用了这座国宾馆的7座楼房。17号楼的小礼堂和大会议室也经常为中央文革小组使用。
◇ 最无政府、最无章法的地方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内部关系也是矛盾重重，充满错综复杂的争斗。作为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它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无政府、最无章法的地方。
陈伯达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并无实权，凡事都得看江青眼色。江青依仗“第一夫人”的名分，经常在各种场合声称“我代表毛主席”，处处挟持陈伯达。每逢小组开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如果江青还没有来，陈伯达就和大家等着。江青到了，陈伯达马上宣布“开会”，接着就是江青哇啦哇啦，讲个没完。如果陈伯达和她有了分歧，江青就叫会议停下来，拉着陈伯达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在会议室等着。直等陈伯达被“打通”了回来，会议才能继续进行。
在这个小组里，好多事情都不成体统。例如最得江青宠信的小组成员戚本禹，上窜下跳，全无章法。江青要整什么人，到田家英处抄家，诬陷邓拓为“叛徒”，在报刊上批判刘少奇，在群众中散布“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煽动中央办公厅造反派在中南海围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并去抄家，带领造反派在中南海门外安营扎寨“揪刘少奇”，在外交部门口聚众寻衅揪斗陈毅，都叫戚本禹去打头阵。江青在小组里要整什么人，也是戚本禹先放炮。他为江青立了“功”：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中，诬陷邓拓是“叛徒”，5月16日各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第二天晚上邓拓就含恨离开人间……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刘志坚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又是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在一次会议上，刘志坚反映1966年11月8日军队院校学员冲击国防部大楼的情况时，坐在旁边的小组成员戚本禹竟然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拍着桌子漫骂刘志坚“胡说八道”。刘志坚据理驳斥，说：“我讲的都是事实，你们不信可到现场去调查。”戚本禹继续纠缠，无理取闹，江青不但不制止戚本禹如此粗暴地打断别人发言，反而指责刘志坚，说：你是老家伙，为什么跟年轻人吵！他是我们“中央文革”的造反派，他可以造你的反！由于江青的怂恿，戚本禹越发得意忘形，直至发展到异常狂妄的程度。
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意见和争论。由陈伯达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过程中，刘志坚和王任重等就提出过一些重要的不同意见，但都没有被采纳。如在《决定》第四条“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中说：“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刘志坚在讨论中曾经建议删去“不要怕出乱子”、“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那一段话。他认为这是毛泽东过去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话，现在引用，搞得不好，“造反派”就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拿当年贫苦农民对待恶霸地主的办法，来对待他们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陈伯达还是坚持要写上。陈伯达说：要革命就不能怕乱，毛主席的话没有过时，“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文质彬彬。因此，刘志坚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这个《十六条》的草稿原来有二十三条，经陶铸、王任重、张平化等人参与修改为十五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小组讨论这个文件草稿时，刘志坚基于“部队无论如何不能乱”的思想，提出要对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作出某些特殊规定，做些必要的限制，以利于部队稳定。这个意见多次遭到江青、陈伯达一伙的反对，刘志坚据理力争，坚持加上这一条，又得到周恩来、陶铸和老帅们的支持，后经全会通过，在文件中加上一条（作为这个文件的第十五条）：“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这个文件也由原来的十五条变成十六条。
◇ 排斥陶铸、王任重、刘志坚
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如像坚持党的领导还是取消党的的领导（“踢开党委闹革命”）、稳定军队还是搞乱军队、对干部“打倒一切”还是区别对待，以及在工作组存废问题、炮轰刘邓或是保刘邓等等问题上，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和斗争。概括起来，就是“要乱”和“怕乱”两种意见的斗争。
江青依仗权势，要求周围的人都得唯她的意志是从，凡是她不喜欢的人，认为可疑的人，或是在她看来不驯服的人，都要加以排斥，进行迫害。可是，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讲话时，居然厚着脸皮说：“我们小组是比较民主的，有时候还可以吵架。”初时小组确曾偶然有过“吵架”，实际上凡曾和她“吵过架”的同志，无不遭到她的残酷迫害。1966年年底，江青伙同林彪刮起“一月夺权”风暴之前，接连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打倒”，赶出中央文革，唆使造反派对他们揪斗，进行残酷迫害。
兼任北京市“文革”顾问的王任重抵制江青一伙的极“左”做法，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经常受到江青和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的指责，江青指责他：架子大，个人搞一摊子，干什么事都不与文革小组其他人商量。对他的言行时时找茬儿，对他的工作处处掣肘。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江青抓住北京市印发西城区红卫兵《紧急呼吁书》一事，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会议上连续对王任重进行批判，诬蔑他是什么“背着中央文革搞阴谋活动”。1966年12月16日在工人体育馆举行“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江青对王任重突然袭击，当众诬陷他是“保守组织”的“后台”。江青事先不让通知王任重参加，在会上讲话时点了王任重和周荣鑫、雍文涛的名（还逼周、雍二人“站出来让大家看看”），事后又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判王任重，并突然宣布要王任重回湖北去，把他赶出“中央文革”，同时还唆使北京“三司司令”蒯大富派人去湖北揪斗王任重。
陶铸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又兼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初来北京工作时，江青原曾妄图拉拢他反对邓小平。但是陶铸按照党的原则办事，没有这么做。1966年11月29日，江青召开科委系统万人大会，主管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和陶铸事先都不知道。陶铸到会时说了一句“怎么事先也不通告一下？”江青就厉声说：“你发火就要造你的反，要打倒你！”
1967年1月4日，江青伙同陈伯达，背着周恩来和陶铸本人，当众煽动造反派“打倒”陶铸。这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时候（当时王任重在广州治病），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都在会上公开点陶铸的名，硬说他是王任重的“黑后台”。
江青说：“王任重的后台是谁？是陶铸！你们哪，先不要去广州，先在北京，先揪陶铸！他是你们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为了挽救他，我不遗余力，我对他很耐心，费了很大的劲去帮助他，可他就是不肯改悔！他是刘邓路线的新的代表人物！”
陈伯达说：“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是同他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例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很多情况，王任重是有后台老板的，一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揭得很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江青又说：“他独断专行，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我跟他吵了多次架，每次我都几乎昏过去！他镇压我，他还镇压中央文革！”
康生诬陷陶铸说：“他是叛徒！希望同学们把材料收集起来，整理出来，有材料摆出来了，你们就胜利了。”从此陶铸遭到残酷迫害，1969年11月30日终被迫害致死。
就在江青一伙同陈伯达宣布“打倒”陶铸的同一天，他们又当众宣布“打倒”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
刘志坚作为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始终坚持“军队不能乱”的思想，尽力抵制江青一伙的极“左”做法，因此经常受到江青一伙的指责攻击。他根据部队实际情况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以及其他老帅的意见，主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工作期间起草的许多文件、发给部队的电报，都被江青、陈伯达扣压，还常批评他“压制革命”、“镇压群众”。
1966年10月1日，部队二医大“红纵”一派的头头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给群众限制太多。林彪就令全军文革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全军文革小组只得起草一个《关于军事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文件的草稿基本上坚持党的领导，并尽可能在具体做法上作了一些保留。林彪叫把文件草稿送到中央文革小组审改。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看了，对草稿十分不满，立即大删大改。张春桥把改了的稿本交给刘志坚的时候，还说“一个字也不准再改动”。刘志坚为此同张春桥争吵起来。刘志坚说：“取消党的政治领导，这在我军是史无前例的。”张春桥诡辩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导。”当时争论激烈，却毫无结果，这个文件还是经过毛泽东同意下发了。《紧急指示》下达后，给军队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北京相继发生了多起冲击军事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等人的指示，主持起草了一份《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禁止冲击军事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行动。林彪把这个通知转送给中央文革小组，又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扣压不发。
一个人只要被江青盯上了，她就会处处找茬陷害，别想再有片刻安静。中央文革小组住进钓鱼台后，刘志坚和谢镗忠还住在家里。在全国学生大串联开始后，刘志坚原来的住处日夜有大批红卫兵上门，弄得无法休息。又因中央文革小组经常开会到深夜，他就在王任重住的钓鱼台二号楼住了一段时间。后因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住在西山，刘志坚是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叶帅要他搬到西山去住，以便及时商量处理军队“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各种事情。刘志坚11月间就搬到西山去住，这就更加引起江青对他的怀疑和忌恨。刘志坚说：“1966年12月12日，即在康生1967年1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把我抛出交给学生揪斗以前23天，江青就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开始点我的名。在一次会上她说：‘你与王任重同住一栋楼（指钓鱼台二号楼），他搞阴谋活动，你为什么不揭发？’还无中生有地说：‘就是因为你有小辫子给抓在王任重的手里。’‘一提出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就不行了’等等。12月14日，江青还勒令我写出书面检查。当我写出书面检讨交给她时，江青瞧了一下就说：‘你那个检讨根本不行，是隔靴搔痒，没有说到问题的本质上。’所以从12月10日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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