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44年新疆三区革命的爆发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1933年盛世才主新后,他的亲苏与反苏、苏联的对新政策、美国在新疆势力的扩张、国民政府的因应使新疆成为了各方势力角逐的舞台,二战的爆发及其发展则更使这个舞台变得纷繁复杂。由于不甘心失去新疆利益,以及不愿意看到国民政府、美国挺进新疆,苏联成功地利用新疆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促成了三区革命的爆发。

   【关 键 词】盛世才/国际关系/伊斯兰教/民族主义/三区革命/新疆

   三区革命是新疆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仅深刻改变了当时新疆的政治生态,而且对其后新疆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三区革命的爆发原因,学者们也做了许多论述和探讨,总体说来,形成了三种主要的观点:(1)苏联主使;①(2)盛世才及国民党的反动统治;②(3)伊斯兰教和突厥民族主义的传播。③笔者认为,此三说都指出了部分原因,但过多地把目光投射在了苏联和新疆本身。事实上,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缘环境,研究这一时期的新疆问题不能仅局限在新疆地方和苏联,更要考量其后的国际背景。同时,历史事件的发生是一个延续性的过程,在它以最终的面貌呈现出来之前,往往会经历长期的积累演化。若要探究三区革命的爆发原因,就有必要回溯到盛世才主新时期,从苏联势力全面深入新疆开始,观察各方因素对新疆时局的作用过程。因此,本文试探讨1933~1944年的这十一二年间,国际时局——尤其是后来二战的局势变化是如何影响中苏美新三国四方的政治决策,进而影响这期间的新疆局势,又是如何演变为少数民族的反抗,最终导致了1944年的新疆危局。

   一

   杨增新主新时,苏联通过直接与新疆当局订立条约取得了一定特权。1933年“四·一二”政变后,在苏联的襄助下,盛世才击败张培元和马仲英,取得了新省军政大权。作为交换,盛世才给予苏联贷款、派驻顾问等各项权利,新疆对外(包括对南京政府)交涉及重大事件、重要官员任免都必须告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兼全权代表,省政府一切重要政策的实施不仅要报备总领事,还需相关各厅局顾问的同意才能执行。④同时,新疆以苏联为模板进行了改革,自此,苏联势力全面深入新疆军政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国民政府则在黄慕松和罗文干先后宣慰新疆失败后,无奈地承认了盛世才的地位,对苏联在新疆的存在也无能为力。

   抗战爆发后,大量苏联援华物资经由新疆运往关内。藉此机会,苏联也加强了对新疆的控制。1938年1月,盛世才以哈密一带局势不稳,物资缺少安全保障为由,请求苏联援助。这正中苏联下怀,6月,苏联红军一团(即红八团)⑤进驻哈密,锁住了甘肃入新交通的咽喉。实际上,苏联出兵哈密不仅是为了保护运输线,更与国际形势密不可分。进入1938年后,抗战逐渐趋向长期化,为了获得稳定的后方,国内有人重提西北开发,而此计划的实施势必导致中央政府对新疆产生影响,这是盛世才和苏联都不愿看到的;同时,日本势力不断西进,对外蒙古、西伯利亚和新疆均构成威胁,因此,红八团的进驻主要是为了维护苏联自身在新利益。事实上,以军事力量支援盛世才和保障自身利益是其时苏联的惯常手段,红八团也并非盛世才时期第一支进入新疆的苏联红军。1933年12月至次年1月,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尽力支持乌鲁木齐当局与马仲英及其他回族部队作战,以使新疆不会被变成反苏活动的基地”⑥,伪装成归化军的两支苏联红军从伊犁和塔城先后进入新疆。1934年4月,又有毛兰诺夫骑兵团在喀什协助省军作战。张培元自戕和马仲英流亡苏联后,前两支红军撤回国内,毛兰诺夫团则留驻乌恰,成为苏联红军长驻新疆的开始。1937年9月至10月,为帮助盛世才剿灭马虎山和麻木提,康斯坦丁诺夫又率军一团入新,配合毛兰诺夫团平定了叛乱。嗣后,康团撤回苏联,毛团则以边防大队名义驻扎南疆。⑦此后,1940年11月,通过《锡矿协定》,苏联又获得了新疆省境内的筑路权和矿产开采权等多项利权。⑧而国民政府因为担心在新疆问题上向苏联施压会导致苏联减少甚至取消援助,不得不暂时保持沉默。⑨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缺乏准备的苏联损失惨重,无法再给予盛世才有力援助,但却未打算放弃在新疆的权益和对新疆事务的干预,这引起了盛世才的不满和疑惧,⑩苏联的失利也使他怀疑苏联的实力,于是考虑另寻出路。1941年,盛世才以打击反苏分子为借口,在新疆制造了“陈、武阴谋暴动案”(11),清洗异己。同时,以打击托派为名暗中清除苏联在新势力。苏联主持建立的边务处(12)首当其冲,“边务处的人员除焦文儒、张成儒、李文杰、康昇等四人外,其余以武佐军为首先后全部被逮捕入狱……总电台主任许祖德(留苏学生)也遭逮捕死在狱中。”(13)此后,1942年3月19日,盛世才的四弟盛世骐突然身亡,死因不明,这给盛世才提供了契机,他声称盛世骐的死是“延安与莫斯科共同指挥的”政治阴谋,“最终目的是推翻现政府,并且建立一个与重庆完全无关的新政府。”(14)于是,他逮捕了包括毛泽民、陈潭秋在内的在新中共党员与其他各界人士五百余人,苏联军事顾问拉托夫等亦因此被调回。(15)盛与苏关系的破裂开始明朗化,而这种变化与盛世才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接触颇有关系。

   二

   早在1941年冬,盛世才就已与国民政府密通款曲,“迄三十一年(1942)中央大员前后来迪化者有梁寒操、沈鸿烈、何竞武、毛邦初、朱绍良。尤其是朱绍良曾先后来迪化五次。”(16)5月,盛世才派张元夫和五弟盛世骥为代表前往重庆,与蒋会谈。7月1日,朱绍良、翁文灏等携蒋介石致盛世才的亲笔信飞抵迪化谈判。7日,经过之前的联络和劝说,盛世才最终上书蒋介石,为自己过去联苏联共的行为进行了辩白,并表示“今后绝对不能再与此类假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合作,誓以至诚,拥护钧座与国民党之领导,效忠党国”(17)。对新疆内附,蒋介石极为振奋,在7月1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若不有此五年来之对倭血战,则今日之新疆决不能使盛世才忏悔归诚,于此可证明公理与正义必能战胜一切矣!”(18)苏联的态度自是截然相反,只是中苏同为反法西斯盟国,又值斯大林格勒战云密布,暂时无法武力报复,只能先以外交手段干预。6月27日,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捷卡诺卓夫曾到访新疆。按盛世才自述,捷卡诺卓夫此行即在于对其做最后的拉拢尝试。在双方的四次会谈中,捷卡诺卓夫宣称,他的到访是盛氏修复与苏联关系的最后机会,并且所有背叛党和马列主义的人都不要指望不受惩罚,因此盛世才必须审慎地决定新疆与苏关系。(19)由于盛世才不为所动,7月9日,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会谈时,潘友新即将莫洛托夫致盛世才函的复本呈交给蒋,函中列举了盛世才过去亲苏的种种行为。潘友新同时称,盛世才过去对国民政府的作为,与今日对苏联的态度,均系错误,其中可能有敌对势力背景。(20)对此,蒋和唐纵均认为,这是苏联在无法阻止盛世才的情况下所采取的离间策略,希望以此动摇国民政府对盛世才的信任。(21)

   苏联之所以担心新疆内附,除了担心在新疆拥有的利益外,更与其将新疆视作卫护西西伯利亚及中亚地区的屏障有关。1941年4月13日,由于苏联无视中国的抗议,与日本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并中断了对华援助,中苏邦交受到重创,而同时,中美联系却越发紧密。1941年4月16日,罗斯福宣布立即给予中国援助:“已核准以若干现有之军火转让中国,现已可供给中国,此外,政府将命令制造商定造新军火,供给中国。”(22)25日,又向中国提供了五千万美元平准基金借款,1942年3月,美军中将史迪威出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同月,美国同意给予中国五亿美元财政援助,6月,中美签署抵抗侵略互助协定。(23)因此,国民党西进新疆后,美国有可能随之而来。尽管在反法西战争中,美苏并肩作战,但基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考量,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天然鸿沟,苏联对美国始终深具戒心。(24)

   对苏联而言,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由于新疆矿藏丰富,地处欧亚枢纽,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美国对新疆地区的兴趣确是与日俱增。1942年9月,罗斯福特别代表威尔基以新疆作为其访华的一站。10月26日,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局的庄莱德(Drumright)在备忘录中写到,尽管美国目前在新疆没有侨民和财产,但由于中亚面临轴心国的威胁,美国应考虑派员在那里观察轴心国的动向,并考察中亚的地理、交通、政治、军事以及经济。(25)同月,美国战略情报局派海军中校梅乐斯(Miles)为驻华代表,梅乐斯则提出希望在拉萨、迪化设立工作站。(26)对美国的想法,早就受到谋求在新疆以美英势力制衡苏联的国民政府的欢迎。(27)对中国的意图,美国人心知肚明,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表示:由于苏联在迪化有领事馆,所以中国人认为美国领事官员在那里的派驻会是一个不错的政治战略。(28)鉴于新疆的重要性,美国很快接受了中国的建议。1943年4月1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柯乐博(Clubb)就任美国驻迪化领事馆首任领事,(29)这标志着美国对新疆的兴趣转化为行动。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加紧了对盛氏的笼络和对新疆的控制。1943年7月12日,何应钦向蒋介石递交了《收复新疆主权方略》,提出:“为巩固西北边防之目的,应乘此中苏同盟之时机,收复新省主权。”(30)16日,蒋介石召见潘友新,告之:“凡有关新疆省之事,深盼能由贵国中央政府直接与敝国中央政府洽商协议,不可再与新疆省当局迳行交涉。”(31)8月29日,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全权代表,在朱绍良等人的陪同下,赴迪化宣慰。(32)对宋美龄的来新,盛世才表示这是对他的重视与信任,因此他将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33)9月8日,吴泽湘出任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主持新疆外交,新疆设在苏联的五领馆(34)也被收归中央。11月28日,盛世才被任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至此,在形式上新疆的内政外交都已归属国民政府。

   盛世才允准国民党中央党政人员在新活动,是以维持他“新疆王”地位为前提的,因此,虽然他曾勉强答应中央军入新,但又多方加以限制。(35)同时,盛也担心驻哈密的红八团会威胁他的统治,所以1942年10月5日,他向苏联新任驻迪化总领事普式赓递交一份备忘录,要求除外交人员外,所有苏联人须在三个月内离开新疆。据盛世才的回忆,对此,苏联起初并不打算接受。但在强硬的交涉后,11月14日,普式赓转达了莫斯科的最后决定:所有苏俄顾问、专家、军事人员等,都将在限期内回国。(36)

   三

   苏联从新疆撤出军队和顾问,并非打算彻底退出新疆,只不过是迫于国际时局,才有所隐忍。1942年7月至1943年初,由于西线战事紧张,苏联不愿多生事端,更关键的是,苏联担心日本进攻西伯利亚,导致腹背受敌,所以需要维持与中国的关系,目的是使中国继续拖住日本。(37)

在苏联而言,新疆有着巨大的地缘价值和战略意义,因此不欲他人染指,对盛世才的政治转向、国民政府以及美国的进入,自然大感不满。(38)1943年5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必须采取措施,以使盛世才失去在新疆的权势”,代之以“忠于苏联的新疆土著居民代表组成的政府来掌管省内政权”(39)。所以,尽管除外交事务外,苏联在新疆的公开活动基本销声匿迹,但事实上,苏联从未停止对新疆的谋划,尤其是对德作战有所改观后,苏联在新苏边界制造了一系列事端。据驻新特派员公署的统计,自1942年12月底至1943年10月,新苏边界共发生了记录在案的各类事件64起,其中伊犁区27起,塔城区6起,阿山区16起,三地合计49起,占总数的77%,而伊、塔、阿三区正是后来“三区革命”的中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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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域研究》2013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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