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天琳 (中文大學國是學會主席)

四十多年已經過去了。現在的宋彬彬,是一個成功的美籍華人科學家,一個慈眉善目的老人,花白的短髮,端正的眼鏡更襯托出她文質彬彬的教養。大概香港人很少知道誰是宋彬彬,誰又是宋要武,但是,說起四十多年前那一場延續十年的動亂和紅衛兵,應該無人不曉。前不久,她,前全國紅衛兵領袖公開發表聲明,為自己在文革初期的行為懺悔,並特別為卞仲耕──她當時的中學校長道歉。

筆者第一次接觸「卞仲耕」這個名字,是在一本叫做「文革受難者」的書裡。黑色的封面讓它像一副沉重的靈柩而不是一本書,成千上百個名字在這個黑色的陵園裡整齊的沉睡著。不過,標示他們的不是一個個鮮明的十字架,而是一塊塊在潮水落下後仍遲遲不能露出水面的石頭。卞仲耕校長就是這些石頭中的一塊。特別的是,關於她的章節特別長,並且被置於本書的最前頁。不僅僅因為她那特別的姓氏在字母表上處於前列的位置,更因為她的死亡經歷特別驚悚,被害方法特別殘忍,情節特別匪夷所思,是一部堪比「魔女凱莉」的校園恐怖片──她是被自己的學生活活打死的。而中學生紅衛兵,宋彬彬就是其中一個參與者。

近年來,有好幾位當年的施暴者公開為曾經的罪行道歉或表示悔意,每一次都引起了國內社會輿論的極大關注。民眾大多數對這種遲來的懺悔還是抱持著肯定的態度。縱觀這些道歉者,筆者發現許多人的履歷有些驚人的一致性:學生,積極的造反者,家庭背景根正苗紅,在文革初期呼風喚雨,提起鞭子打人,放下鞭子抄家;可是造反的風將他們送上青雲,旋即又將他們推下穀底:文革中後期徹底失勢,被下放農村,勞動改造甚至是牢獄之災,八十年代之後生活才有改善。不難推測,自身承受的苦難讓他們對於別人的苦難有了一部分的理解,理解了別人的苦難後讓他們有了一陣良心的不安,良心的不安加上年齡的增長讓他們終於憶起當年的往事。但是,但是羞恥之心讓他們決不能說出全部的事實。看看宋彬彬、劉進,他們的懊悔之心是真的,你聽聽他們說了什麼:「沒有保護好校領導」「沒有及時阻止其他同學的毆打」「很懊悔當時自己的不作為」……千真萬確啊!敢於懺悔者尚如此,不道歉者應如何?

只有遇難者的面目才模糊不清。關於宋劉之流如何懊悔,如何自責,如何有勇氣,相關報導已經夠多了,對於他們的嘴臉,筆者一向是十分厭惡的,這裡不再浪費筆墨。我更想談一談關於那些遇難者。 卞老師有三個子女。她的丈夫比她看起來年輕。她長得有點胖胖的,笑起來很和藹。可惜的是,世人最多知道打她的宋彬彬,不會再記得她了──與官方不同調的書不會被允許出版,所有的資料,是來自英美教授和博士生的晦澀的中國現代史研究論文,還有在港臺出版的繁體字書,不僅資料來源未必準確,通常以豎排排版,二者都不是為一般的中國民眾所準備的,而他們才是最需要瞭解這一段歷史的人。宋彬彬曾經對一篇指出她毆打老師的研究生論文表示抗議:相當可笑啊,這又有誰會看到呢?

距今兩千多年前的齊國,史官尚能直書「崔杼殺其君」;今天的人們,卻連當時到底誰毆打了誰也搞不清楚。南京大屠殺的最後一個倖存者即使逝去,那段血淚史還是會赤裸裸地供後人涕零;如今,沾了血的手在幕後不出,謊言在台前流竄。不要因為這些懺詞而欣慰,我們距離光明和正義,還有很長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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