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什麼辦報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10日

因為報道「香港電視」事件用力過猛,《明報》就要換掉總編輯嗎?這種簡單到荒謬的理論,大概也只有部份非常單純的香港人才會相信。在他們看來,我們肚臍眼上的小事全都重要得不得了,所有在此發生的變故全是北京頂層的計劃,所有在此鬧出來的醜事也全是「國際笑話」。所以港視牌照這等香港人人關注的大新聞,自然也會驚動極高層為港設計的整體佈局,導致一份大報總編的下台。

在我看來,直到目前為止,最接近真相的猜測可能就是甘詒的博客文章〈明報撤換劉進圖的真相〉;它把這個動作解讀成《明報》大老闆張曉卿為了之前太過吹捧薄熙來的贖罪之舉。就算不是真的「真相」,這篇文章的思路也是對的。

這條思路之所以正確,只是因為它捉住了今日華人資本跨域投資的基本格局。

我們不妨先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一個生財有道的資本家為什麼想要投資報紙?是因為他熱愛新聞事業?是因為他對一個自己從小看到大的報紙有感情?還是因為經營報紙的利潤相當可觀呢?我們都曉得媒體不是個容易的生意,尤其報紙等傳統媒體更呈日薄西山之勢,往往只能勉力維持。一個精明的資本家不可能不知道這點。所以除了少數真把它當成生意經營,又或者真的相信某種新聞價值又對這行特別有感情的異類之外,現在大部份報紙老闆都是為了其他理由才來插手這一行的。

主要的理由就是以媒體換取影響力,尤其是政治影響力。例如張曉卿,即便壟斷了整個馬來西亞的華文報刊市場,其獲利也完全比不過他那龐大的伐木造紙事業。然而他還是熱衷辦報,因為媒體是種好工具。特別是在馬來西亞這種威權國家,既能在有限的範圍內嚇阻各種政治力量的脅迫,也能反過來向權力輸誠示好。只要基本事業做得夠大,再昂貴的媒體經營成本也還是很值得花的一筆公關費。(槓桿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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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 跨境買賣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11日

政治上的影響力乃是資本家經濟利益的保護傘,舉世皆然。特別是在像馬來西亞這種長年一黨獨大的威權國家之內,官商關係特別緊密,市場上無處不見官僚的有形之手,做買賣的人很難不看權力的臉色。在這種情況底下,掌握一家媒體就是掌握了一道進可攻退可守的政治槓桿,有時候可以放狗出去造勢咬人,有時候又能收回來乖乖搖尾。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神州遍地商機,這種原限一地之內的槓桿作用便有了更精巧更有趣的變化,因為所有身在外頭的華商也都心懷故土,很想參與祖國的建設發展了。比諸香港、台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官商勾結程度不一,但又各自精彩的地方;大陸的特點是你既要面對一個更加需要仰仗政治鼻息的營商環境,又不能像你在原居地那樣自主辦報來獲得保護。那該怎麼辦才好呢?

答案就是回去你原來的地方做媒體,在香港搞好人心回歸的工程,在台灣替祖國的統一大業鋪墊,在海外則協助打造中國文化的軟實力。於是便有了生意在內地做,媒體在境外開的特殊局面。於是也便有了香港本地商人熱衷媒體生意,台灣商人把老報變成仙貝的現象。

同樣是幹這等買賣,眼光手段也有高下之分。有些人真能掌握槓桿原理,懂得以新聞自由和獨立辦報來武裝自己,手下要紀念六四便由他們紀念,手下要揭露內地貪腐黑幕便由他們揭露,正好可以加重砝碼,提高自己的統戰價值和談判本錢。等而下之者,尤其是隔絕了幾十年之後忽見上大人就腿軟的部份台商,則往往獻媚到過頭的地步,連自己在台灣的報紙也不讓多發批評大陸時局的文章,徒然喪失媒體市場上的公信力,也減少了槓桿可以發揮的效果。(槓桿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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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 還債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12日

張曉卿雄霸了新加坡之外整個東南亞華文報刊市場,再加上香港的《明報》、《明報周刊》與《亞洲週刊》,本來就有很高的議價能力,可以好好玩一把跨境媒體/資本運作的槓桿遊戲。此所以這麼多年以來,《亞洲週刊》可以在處理香港事務取態保守的同時,對大陸政局卻又保持了一個改革派的角色;另一方面,《明報》中國組則繼續勇進,部份報紙也還守住了一種類似於民主黨的溫和民主派路線。

今天很多人都罵《明報》陰陽怪氣,曾有梁粉之嫌,但是一般香港人可能不曉得,即便是這麼「陰陽怪氣」,《明報》也還是不許入境的敏感刊物。對上大人而言,它根本還不夠「陰陽怪氣」。在一個跨境資本媒體玩家的手下,它能保住起碼的報格,固然是靠報紙自身的傳統與員工集體的努力,但恐怕更是大老闆的自律──反正他有點本錢放手讓下屬編輯自主。不過,當老闆和他身邊的人在內地涉入到更深更凶險的政治牌局時,犯錯的代價可能就是這點本錢了。

甘詒的分析很有道理,薄熙來一事或許便是導致張曉卿鬆動槓桿在香港的這一頭,使它更往上頭傾斜的真正原因。要知道,當年第一個發明「重慶模式」這個概念來吹捧薄熙來政績的就是《亞洲週刊》。那已經是2009年的事了,時隔四年,薄琅璫下獄,曾經為「重慶模式」敲邊鼓的人全都識相消聲,今天終於輪到用《明報》來還債的時候了。

我認識劉進圖很多年了,也知道有不少人批評他個人的政治意見;可是我必須說,他始終是一個信守專業新聞倫理的人。所以去年在爆出「唐宮」事件變相幫了梁振英一把之後,《明報》才能掉轉槍頭揭發梁振英的住宅僭建。像他這樣子的報人,在當前個節骨眼上自然得挪位讓賢,大老闆才能如臂使指地改變《明報》,加入新一輪的整頓香港傳媒大計。所謂的「港視事件」,就算不是今天拿出來轉移視線的煙霧彈,至少也是壓跨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香港人也好,台灣人也好,馬來西亞的華人也好,都必須明白在如今這麼多跨境資本運作底下,任何一件導致自身環境變化的事件,背後的遠因其實可能都不在自己這塊地方,而在遠方高層的種種交易和角力之中。(槓桿三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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