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有人說,印刷傳媒已為網上傳媒取代了,《明報》換總編輯是私人機構的內部人事調動,何勞關注?我相信,網上傳媒是資訊服務,追趕當下,報章還須是今日的輿論,明天的歷史,網上傳媒多麼發達,也不能取代有公信力報章的地位。

有人說,《明報》還有公信力麼?還是知識分子的報章麼?查良鏞的《明報》的神話不是早已打破了麼?我認為,《明報》在它的悠長歷史之中,在重要的時刻擔當了重要的角色,從來都不是因為它完美無缺,動機純潔,理想至上;查先生的《明報》從來都是動機複雜而機關重重的,如果《明報》發揮了任何正面的作用,那是因為在種種骯髒的政治交易、處事手法中,正面的力量仍能突圍而出,負起使命。這股力量,來自香港人的期盼,來自不甘心放棄原則理想的一代又一代的新聞工作者,也來自中港關係之間仍然存在的現實。

有人說,今次《明報》撤換劉進圖,不是事出港視發牌的重手報道,而是緣於張曉卿誤泊薄熙來的碼頭,如今要用《明報》全面歸順來贖罪。這個說法的真確性暫且不論,但即使是真的,也不是新事物,仍然沒有改變局勢的基本元素,就是《明報》的價值,仍是在中港政治上,老闆手中的一個籌碼。

政治與商業利益的考慮

查良鏞年代,也有人說,當年《明報》高調反對大丫灣建核電廠,是誤信消息,下錯了注。《明報》反對文革的立場,贏得了香港人的認同,但查良鏞北上見鄧小平之後,堅信中國及香港的繁榮穩定,最佳保證不是在於推翻共產黨,而是在於支持中共的溫和開放路線。最大的敵人是極左派,所以作為應對的策略,《明報》的「正確路線」就是以輿論為溫和派護航。理論上這是無可厚非,但執行起來,就往往以避免造成極左派攻擊溫和派的藉口為理由,壓抑批評北京的「過激」言論或「負面」消息的報道。「顧全大局」的理念,令《明報》在有爭議的事件上再三採取知識分子難以認同的立場。

查良鏞的政治地位與《明報》在香港及海外華人社會之中的影響力分不開,他的政治目標因而左右《明報》的編輯政策與立場也是顯而易見。如果關於撤換劉進圖的「真相」是張曉卿的政治需要,那也跟查良鏞時代並無二致。

基於商業利益的考慮也是同一邏輯。《明報》創刊的年代,報社一般專業辦報,從銷售量及廣告入息獲取利潤。那個年代,經典問題:「誰來監察傳媒」的經典答案是:公眾,因為失去了公信力,這份報紙銷量就會下跌,就經營不下去了。這個答案早已過時,因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報業集團業務已要多元化了,隨着大陸開放,中國投資的利潤目標遠遠高出辦報收入,報章幾乎淪為附庸,報道內容以配合商業利益為上,起碼也要避免傷害商業利益,中國新聞的「正確路線」也就不再是勇往直「言」。為大舉中國投資而調整編輯方針這個因素,也不是新的。

出賣靈魂得不到富貴榮華

如果一份報章為了政治目的和經濟利益,必須嚴控編輯方針不出軌的話,照說總編輯的人選便十分簡單:找一名靠得住遵從上頭旨意,鎮得住編輯員工的人便是。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這樣的總編輯,不會是辦好一張有分量的報紙的人選。現在與過去,這種例子比比皆是。忽然某某報不好看了,原因就是換了個專責自我審查的總編輯。我眼見《明報》也不乏這樣的時代。出賣靈魂得來的不是世間的富貴榮華,而是讀者的唾棄,辦下去有什麼意思?根本不能達到原先的目標:沒有分量的報紙,是沒有價值的政治籌碼。

老闆利益需要有分量的報章

《明報》尤其是。以往的查良鏞,今天的張曉卿,甚至曇花一現的于品海,都是政治上、公共事業上有抱負有雄心的人,看中《明報》都是為了這個原因。聘用一名唯命是從的庸碌之輩,辦一份神不像神、鬼不像鬼的《明報》有什麼好處?將《明報》辦成一張「喉舌報」又有什麼好處?官方喉舌報多得很,何必增多一張?如果嫌《明報》太不識時務,乾脆結束了豈不更省事?

所以,大衛對哥利亞,大衛仍是會贏的,只要大衛意志堅定,懂得看準哥利亞也有弱點。因為《明報》老闆的利益,只有辦一份有分量的報章才能達到,而員工的士氣與素質是關鍵,總編輯是否才德服眾,是否處事公正,有足夠的個人專業修養地位令老闆不得不重視,則是能否吸引有質素的員工作出最大的貢獻的關鍵。

港人會懷念今天的《明報》

《明報》新舊員工聯署要求公司交代,要挽救的不是劉進圖「老總」的職位,而是《明報》的公信力。公司高層不否認打算在大馬調人來當總編輯,及調回北美總裁輔政。這些舉措若成真,《明報》很快便再沉淪為一份人所鄙視的「喉舌報」,對公司對老闆無益,對《明報》、對香港的傳媒力量有害,呼籲其三思,實在在理不過。

忠言逆耳,不聽又如何?我相信,《明報》會又一次進入黑暗時期。香港人會感受到黑暗的壓迫,會更加懷念今天已絕不完美的《明報》,因為再不完美的《明報》,仍是無可替代,它好比一管港人治港、言論自由的寒暑表,儘管我們抱怨寒暑表告訴我們天陰有雨,沒有了寒暑表,只會令我們對壞天氣毫無預兆的侵襲更加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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