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道歉,近来不断引起万众瞩目,尽管迟到了30多年,但有总比没有强。

罪己,原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连皇帝都不例外,但在当代,却变得无比稀罕起来,遍及各省的大饥荒、大量人的非正常死亡、“冤狱遍中国、冤案堆如山”,从来都不曾见到有人公开道歉,而且还在史书中常年将人祸转嫁为天灾。因此,不管是什么人,如今只要是公开忏悔和道歉,我们都应该向他们的勇气致敬。

当听到看到别人在忏悔在道歉时,作为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我们是做热心观众还是当个局外的评判者呢?这也让我想起了我的过去。

我出生于1957年,1966年正在读小学。我就读的那所学校叫北京府学胡同小学,有一批教师先后被揪斗,校长姓吴,被剃成阴阳头;王立人老师,我哥哥的班主任,被戴上军统特务的帽子;还有一位教体育的老师,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我的班主任孙纹绣,举止温文尔雅,对待我们永远充满了慈爱,没想到连她也被批判,因为她的父亲是孙良诚。在学校里,被批斗次数最多也是最残酷的是田静一老师,大约快50岁了,以前她从未教过我,但我却在学校礼堂参加过多次批斗她的大会。每次在台上,她都被高年级同学按着头,反拧着胳臂,“坐喷气式”,一斗就是两三个小时。她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加房东,她的邻居还专门赶到学校登台控诉她,说她进行阶级报复,和一家工人邻居吵架,让邻居家的媳妇流了产。我们这些小学生听到田老师的“罪行”后,无不义愤填膺。我还被班级选为代表,上台批判田老师。那次批判会,我脚穿翻毛皮鞋,说到激愤处,猛一跺脚,吓得田老师向后一闪,以为我会踹她。近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一跺脚,我至今难忘,深深自责。

贫寒之家出身的祖母,因为嫁给了我的祖父,1950年就被定为地主成份。1966年,红卫兵将“勒令”贴到了我家门口,她每天被迫站在北京铁一号大门口,与几十个老弱病残的所谓“地富反坏右”一起受批斗,浑身沾满路人的吐沫,还有人不停地向他们身上扔石头,常常被砸得头破血流,最后又被一起遣送原籍劳动改造。临行那天,祖母被剃成阴阳头,不得不在头上裹着条头巾,正好我放学回家,在路上遇见她背着包袱往外走,她一见我就大声喊我的小名,而我却远远躲着她,不敢上前。没想到这一喊,竟成永诀,她回到上海嘉定娄塘老家后不久,尸体就漂浮在池塘里。当时公安局来电称“畏罪自杀”,可上世纪80年代我去嘉定,当地检察院却告诉我有可能是他杀,真相一直难辨。一想起她临行前的凄惨目光,我就悔恨不已。

我的母亲曾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1966年也在劫难逃,先被关押,后又送水泥厂劳动。1969年在下放江西的前夕,军代表和我母亲的一个学生忽然来到我家,召集我们全家开会。那个女学生个头很高,其父是军级干部,所以披件军大衣,趾高气昂。她高声要求我们帮助母亲找出问题,认清历史,端正态度。幸亏我那时没有犯傻,最终也没有站出来揭发批判自己的母亲,否则会悔恨一生。而我家邻居的孩子,只比我大一岁,其父在一所大学任党委副书记,一天,红卫兵将他的父亲揪来游斗。他的父亲低着头,戴着纸糊的高帽,边走边敲锣,喊“我是黑帮”;而他,则牵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就套在他父亲的脖子上,嘴不断里高呼:我要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划清界限!此情此景,恐怕我终身不忘。

在我居住的那个大院里还有一家,父母分为两派,姐妹二人各随一派,天天家里争吵不休,互相揭发批判,都自称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另有一家兄妹,其父将其母的日记贴到院子里,其母又反过来揭发其父,他们夹在中间,受尽人们的羞辱。

1971年,我回到北京后,在165中学上学,这是一所百年老校,拥有一批留美留日和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老师,所以,历史问题也就成为很多教师不得不承受的“污点”。我刚进学校时,一位老太太天天戴着大口罩在扫厕所,别人都说她是日本特务,等到我读高一时,她重新走上讲台,这才知道她是数学老师刘淑训,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刘老师回到讲堂以后还遗留着“特嫌”尾巴,同学们因此不把她放在眼里,尽管她的教学水平很高,所有的难题在她那里无不豁然开朗,可惜,全班没有几人听讲,多数人都在那里聊天、打闹,她只得哀求:“求求你们啦,听我说啊!”

文革自始自终都是晚辈揭发长辈,学生批斗老师,经过10多年的斗争洗礼,敬老、尊师、百行孝为先,所有的传统道德终于被悉数扫荡一净。

别看我只是个学生、未成年人,但批判这个批判那个的事情却没少干,从批判刘少奇到林彪,从批判孔老二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从批判老师到同学,整整批了10多年。物理老师唐润和上个世纪6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因为他没有历史问题,所以敢于维护课堂纪律,被人称作“唐大炮”。在学习黄帅、学习张铁生、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日子里,我们都被要求贴出大字报批判老师,我就违心地写了一张《令人发指的教育》,文中直指唐老师。这张大字报,是我在中学的一个污点。我还写过批判同学的发言稿、黑板报,批判他们有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他们阶级斗争意识不强。有位沈振山同学,因为穿了一双皮鞋,并且擦得锃亮,就被我在黑板报上点了名。中学毕业后我去农村插队,其实,那时根本不能称之为毕业,考试形同虚设、听不听课无所谓,很多人连人民日报也念不下来,许多人连一封家书都不知如何写,于是,在农村,写批判稿这样的任务又落在了我的头上。我写了不少,批判同村的插队青年,批判邓小平,并被送到县里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班,在学习班可以挣满分,还可以吃肉和白面馒头。

10多年,那个时代究竟有多少人是干干净净的,我不知道。但据我的经历,我敢断言,我们既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只是程度不同、责任不同罢了。其实,何止是文革,历次政治运动,哪次不是人人过关?哪回不是个个沾了一身的污泥浊水?

妓院出来的人,还有干净的吗?文革结束,当举国都在声讨四人帮,将一切罪行统统归结为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时,一位长辈忽然冒出了这样一句话。多少年过去了,言犹在耳。

的确,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我们同样也需要忏悔和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