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 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

这一期《新世纪》周刊,下面这篇报道最吸引我注意,请注意思考结尾引述的斯科特教授建议。我们应尽早将掠夺中国高教资源的教育部改为国民基础教育委员会,争取在人口老龄化高峰阶段将9年义务教育扩展为12年义务教育,前提是民间自由教育与官办教育和官督民办教育形成充分自由的竞争格局。
这一期“黑马安邦”,是重磅的……。读者应首先读我写的标签(关键词),然后再读下面的报道。
财新《新世纪》 记者 蓝方
 

  17岁的吴君(化名)终于说服了父亲。2014新年将至之际,他计划彻底告别学校去宁波打工。

  在秦岭深处一所县级职业教育中心,他将成为原有41个学生的“数控班”中第33个辍学的学生。

  吴君在此只上了近六个月的课,此外以实习的名义在南方打了三个月的工。“学校里根本学不到想学的东西。”他对财新记者说。与其在课堂上终日睡觉无所事事、在工厂里做学生工被克扣工资,吴君更愿意早日去大城市打拼。

  这并非个案。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发起,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参加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测算,全国至少220万中职学生在一年级辍学。2114万中职学生平均辍学率10.7%。西部61%的学生在中职毕业前离开学校。

  “学生的行为选择最说明问题:他们都看到了,上中职很无奈。” REAP项目主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Scott Rozelle说。所谓中职,指的是面向初中毕业生提供的高中阶段职业技能教育,具体由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成人中专和技工学校四类学校提供。

  这是中国的教育政策制定者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从2000年开始,中国普通劳动力工资上涨迅速,许多工厂陆续外迁。随着产业升级、经济转型,中国需要大量职业技术人才,加大职业教育的思路由此逐渐成型。

  为了激励更多的学生选择职业教育,中国在2006年着手建立职业教育的补贴制度。2009年,中职学校开始对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免学费;到2012年,优惠政策已扩大到所有农村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此外,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生每年还有1500元的助学金补贴。2012年,中国对中职学生的补助就投入了285亿元,比2006年增长了34.68倍。

  中职教育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2009年,教育部的中职招生指标首次超过普高。当年的官方统计中,中职学生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数的比重达到扩招以来的最高点,超过普高达到51%。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的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职院校每年的招生数量在700万-800万间,其中80%是农村的学生。对城市中无法考学的流动儿童,各地也将职业教育作为他们的出路。免费的中职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作对教育公平的弥补,对农村、流动家庭的“馈赠”。

  政府大规模投入却随着学生大量流失而打了水漂。REAP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学生辍学的原因:入学一年后,中职学生的基本学习能力大幅度退步;相较同等水平的普高学生,中职学生所谓的专业技能也无实质性的优势。当调研员们问到还没有辍学的孩子为什么不走,他们的回答都是:我的父母不答应。

  “中国的中职学校,成了一个高中阶段的托儿所。”Scott说,“没有多少学生满意。”

误人子弟

  “我相信,在北上广、江浙,会有一些不坏的中职学校。但在内地,尤其在中西部,合格的中职学校少之又少。”Scott说。REAP团队从2011年开始研究中国的中职教育对人力资本发展的影响。走访了上百所中职院校后,Scott对中国中职教育的印象是:良莠不齐。

  首先是招生的混乱。多数学校两季招生,且常因招不满学生推迟开学,不少学校秋季学期要到10月底才能开课。

  其次是课程的开设缺乏科学的依据和规则。Scott介绍,REAP本来抽样了300所中职学校的计算机专业,但11月开学时调研,只有250所学校真正开课。第二学年再回访,只有180所学校还在继续教——其他70所学校的计算机专业则因学生流失、人数不够而撤并。“中国教育系统搞各种各样的评估,从小学、初中、普高到大学,都有教学评估。”Scott说,“惟独职业高中,没有规范的评估。”

  其三是实习的混乱。“就看当地的工厂,谁需要工人,临时把学生弄到工厂里,实习两三个月。”REAP项目组一成员认为这无助于提高学生的技能。

  如此混乱的职业教育,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本?REAP的研究由此从两个维度开展:一是考察学生的职业技能究竟有无提升。中等职业教育的首要职能,就是帮助年轻人获得市场需要的中等职业技能;二是考察学生的基本能力,如在数学、阅读、科学认知方面的能力。Scott认为,一个快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要劳动者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而这都是以语文、数学这样的课程培养的基本素养为基础。

  项目组随机抽取陕西、浙江两省超过1万名的计算机专业中职学生及学习了计算机课程的普高学生,在高一年级开始和结束的两个时间点,对他们进行数学和计算机技能方面的标准化测试。对比两次数据,又对缺席的学生进行个案追踪,确定最终的辍学率等数据。

  REAP最后发现,在数学能力上,中职学生的分数不仅被普高学生拉开差距,而且和自己入学时相比都在退步。而学习了一年计算机专业的中职学生,和平常一周仅开一两节计算机课程的普高学生相比,计算机的技能并没有明显优势,甚至进步的速度还显得更慢。

  “学不到东西,学生当然就辍学。”Scott说。研究显示,与同等水平的普通高中相比,职业学校的辍学率高出了4个百分点,低收入家庭和学困学生的辍学率明显更高。在高一一年,中职学校的学生流失率达到了10.7%,内陆贫困地区更高达22%。

  “中国在这样的中职教育上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就是大浪费。”Scott说。

数百亿元补贴虚掷

  这显然不是教育部门期望的结果。

  “中职教育对农村家庭是最实际的选择。”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的一位负责人介绍,根据教育部的测算,农村学生若选读中职,三年的花费是1.5万-2万元,但若选择普高、考大学,家庭平均支出5.5万-6万元。与大学生就业难形成对比,中职就业率在95%以上,学生能学到技能、找到一份好工作,给家庭带来收益。“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比普通高中投入更多。目的就是帮助农村学生掌握技能,更好就业。”

  这一思路背后是无奈的现实。中国竞争性的高中教育体系下,中西部的农村地区本来优质教育资源有限。农村学生接受的基础教育质量低下,考不上好的高中,与一流大学更是无缘。REAP的另一项研究显示,贫穷农村地区的高考录取率只有15%到20%。

  随着大学扩招,大学生就业问题年年成为热点。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称,农村家庭出身的普通本科毕业生失业率高达30.5%,成为就业最困难的群体。“知识改变命运”,在中国农村正被颠覆。

  面对农村学生对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渴求,中国的策略并非加强和扩大农村普通高中,而是在调整教育结构,把一半学生向职业教育分流。由上至下,很多地方把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学生比大体相当”作为一项考核指标。

  由此带来争抢生源的招生乱象。长期研究职业教育的湖南省教科院研究员欧阳河说,各学校普遍把招生任务摊派给教职员工,完不成任务的教师甚至不能续聘,招一个学生发劳务费400-1000元。许多初中不堪其扰,甚至规定,“捡破烂的和中职学校招生的不准入内”。

  “现在不仅给老师摊派任务,还给学生回扣。”吉林一所省级重点中职学校的老师更为无奈,“学校都免费了,要倒给学生钱。哪个给钱多,学生去哪个。”为了保证本地“普职比”达标,很多县只许学生报考本县的职教中心,反而让市级、省级的学校招生更难。

  与此同时,为了招进来的学生不流失,各学校也想尽办法。REAP成员、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耀疆介绍,部分学校的做法是克扣学费。学生在开学时照常交学费,一学年结束、交了第二年学费后,学校再把上一年的学费退给学生。国家所发的1500元助学金补贴,打在学生实名的银行卡里,而这张卡也由班主任集中管理。REAP团队在河南调研的103所学校,部分学生的资助卡都扣在班主任手里。

  即便如此,西部大多数地区“普职比”仍远达不到1:1。在陕西某县,普高学生8000多人,职高学生仅1500多人。该县教育局副局长感叹,“差得太远了。”

  上级教育管理者对此并非不知情。西部某省一退休的教育厅官员告诉财新记者,在“普职比”“大体相当”的要求下,上报的数据处处作假。“但要应付上面,我们也只能要错的数据。”他举例,一些职教中心招生困难,都是高考复读生在校内上课,学校既能出租教室,又能借此虚报招生数,“报上来500人,真的学生只有200人”。至于多领的补贴去了哪儿,“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今年5月,两起职业院校套领补贴的事件先后被曝光。其中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以分散办学为名,虚假编造学籍,违规套取国家助学金1892.25万元。

  2012年8月,湖北省纪委通报,2007年至2010年,湖北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工作人员,对虚构的中职学生学籍未严格审查,致湖北应用技术学校骗取国家助学专项资金73.764万元,湖北现代科技学校骗取263.55万元。

  虚报学生人数、编造虚假中职学生档案以套取学费补贴和国家助学金,在中职教育领域相当普遍,甚至已成“公开的秘密”。

职教学校太多了

  “最要命的问题是,发展中职这个方向就是错的。”在Scott看来,下一步的讨论不仅是如何提高中职教学质量,更重要的是要放弃扩大中职教育的思路,加大农村地区的普通高中投入。

  背后的道理并不复杂。“教育是为了未来。”Scott解释,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变革时期。产业人才的培养,需要更有远见,“要看到2030年的中国需要的是什么。”Scott认为,对劳动者而言,他需要的不是当前这些即将被淘汰的产业所要求的技能,需要的是一个学习的工具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他们需要学习怎么去学习。”

  对于“大学生过剩”的说法,Scott也坚决反对。Scott认为,中国舆论对大学生就业难的理解有偏差。“每年7月毕业,有一些学生没有就业,但到了第二年5月再看呢?学生刚毕业时,工资当然低,他没有经验,完全可能比不上一个有经验的农民工。但是五年后再看他的成长呢?”

  Scott认为,企业真正需要的人才,应该是企业自己培养。“学生有了学习能力,企业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培训,有什么是学不会的?”

  浙江一真空器皿制造企业的人事负责人对财新记者说:“中职学生毕业后招进来,一开始肯定不能用。”他介绍,新员工进厂后,有2-3个月的培训期,以老员工带徒弟的方式进行大量实操训练。至于学生们在学校里的所学,他认为有用的还是学生的基本素养。

  “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到了做大调整的时候了。”欧阳河介绍,中国中职、高职规模都很大,中职“教能过剩”的问题已经凸显。在他看来,中国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过程中,应适时减少中职规模,维持高职的现有规模。

  而中国目前有1.2663万所中职院校、88万名专职教师和119万名教职工。“绝不可能说不办就不办,说减少规模就能减少规模。”一位中职学校校长说。

  在业界看来,更现实的路径,还是如何有效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们在学校学有所得。

  与公办中职院校生源流失形成鲜明对比,一些民营技能培训机构颇受追捧。

  “我们真正把工厂搬进了学校。”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负责招生的吴主任介绍,不同于公立学校第三年才集中把学生送到校外实习的模式,蓝翔校园内建有多种形式的“工厂”,“上课和上岗一样,就在机器跟前学”。

  为了保障教学质量,学校更是花重金开发课本,开设不同学制、等级的课程,建立严格的质量监管体系。教师的考核激励,则与学生的就业情况、专业考核等直接挂钩。

  当然,蓝翔技校的收费也是出名的高。吴主任介绍,普通专业平均而言,一年的学费在1万元以上。即便如此,学校每学期招生都在2万人左右,规模还在不断扩大。

  北京现代职业学校合作办学办公室主任武舒军认为,民营学校有强烈的生存压力,对市场行业变化极为敏感,在专业、课程、学制等方面也更有灵活性。“公立学校不是他们的对手。”他最大的希望是,政府能给学校更多些自主权。

  “中国现在就是需要灵活的职业教育。”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介绍,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就是这种模式。“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需求,到各种社会机构里去学自己觉得有用的东西。”

  欧阳河说,中国的职业教育必须要去行政化,让市场决定需要多少、需要什么样的职业教育学校。“将办学自主权还给学校,教学自主权还给教师,学习自主权还给学生,职业教育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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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6日, 5:07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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