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余汝信:大醇小疵之《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1981年,陈伯达被官方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多年之后,陈伯达之子陈晓农出版《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内容选取父子二人谈话记录,由于陈伯达没有想到将来会公诸于世,因此披露大量高层内幕。文革史研究者余汝信撰文《大醇小疵之<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深度剖析《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陈伯达是毛泽东时代中共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亦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推动者。十年文革期间,陈是众所周知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一跃而成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之后的中共第五号人物,陶铸倒台后,更排名第四,地位显赫。惟在1970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突然被毛抛弃,毛以《我的一点意见》指称:”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此言一出,举国谔然!既然从来没有配合过,何以能成为第五号人物?

   陈伯达一生有过三次婚姻。二子陈晓农,为其第二任妻子余文菲所出。近日,由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在香港出版(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正如该书封底的简介所言,陈晓农”自幼与其父一起生活在中南海。从陈伯达被准许保外就医到去世的八年间,一直与作者朝夕相处。由于此时陈伯达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明知自己来日无多,心中的诸多冤屈和不平又无法与外人道,只有儿子可以无话不说。陈晓农又是一个有心人,往往将父子间的交谈引向对历史的回顾,且有意识地将陈伯达的谈话做了笔记。如今陈晓农参照这些笔记,仔细回忆了父亲的谈话,并搜集了相关的史料文献作为佐证,编纂了这部书。由于是父子交谈,陈伯达没有想到将来会公诸之世,故不必象当今大多数历史着作、传记和回忆录那样需要故意回避许多事与人。因此,本书的出版,对研究毛泽东和中国现代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这些话,应该说是中肯的。

   (一)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以下简称《陈》),大体上可分为陈氏早年经历至文革前夕和”‘文化大革命’的岁月”两大部分,两者在篇幅上的比例大致为六四开。前一部分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当为陈晓农对自己所经历的十五年中南海生活的描述,以及陈氏父子以其独到的视角对中共高层人物的一些观察。

   1.对高饶事件有自己看法

   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中共建国之初震动朝野的一件大事。从五十年代初事发至今,中共对此事件的官方说词基本没有变化。而据陈晓农说,对于高饶事件,陈伯达晚年有自己的独特看法。

   陈伯达称:”高饶事件是解放以后第一次党中央内部的斗争,这件事处理得并不好。因为高岗只是反对刘少奇同志个人,并不反对毛主席。这件事应该作为党内矛盾来处理,不应该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不应当把反对某一个领导同志当成反党。实际上这件事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从此以后动不动就把党内问题当作敌我问题来处理”。”把高饶的问题作为敌我问题来处理,其历史的效果是不好的。总之,这件事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当时如果把高饶的问题作为党内问题处理,就会比较妥当一些。”(《陈》页120-121)

   陈伯达又说:”高岗和刘志丹是陕北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对革命是有功劳的。高岗过去打过仗,但他文化不高,实际上只是个草包,不值得把他的问题搞得那样严重。高岗倒了以后,西北的一些同志是有意见的”。(《陈》页120)

   说高饶事件将党内矛盾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历史效果不好,无疑是对的,但陈说高岗”实际上只是个草包”,则恐怕还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人。高岗应该还是有能力的,只不过斗不过毛罢了。

   2.田家英受审查的主要原因

   文革风暴到来的前夕,田家英突然受审查并随之自杀身亡。据陈伯达说,田是陈推荐予毛的,中共建国后陈、田一起共事多年,后来关系不甚融洽。

   本书透露了田家英受审查的主要原因:”六十条的草案在广州会议上通过以后,没有几天,田家英跑来找我,本来他也参加了文件的讨论,可是这时却忽然对我说,六十条搞得不好,应该重新另起草一个文件。我一听就批评他:你这个人才糟糕呢,中央刚刚讨论通过了文件,你怎么就这样说话?我的批评很严厉,他听了很窘促。这就是他跟我发生矛盾的原因。他当时想转移话题,说广州离香港很近,我们要能去香港看看多好呀!我听了觉得很奇怪,问他为什么想去香港。他说他有个哥哥大概现在在香港。我于是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才说他有个哥哥过去曾在中央社工作过。我没有再说话,因为田家英是我推荐给毛主席的,我应对他的政治情况负责,他有这么重要的社会关系,过去却没有告诉我,我当然有意见。这次谈话虽然不愉快,但我觉得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就算了,后来也没有跟毛主席谈起过,回北京后,我有时候去琉璃厂旧书店买书,还是约上他一起去。直到有一次在北戴河,我去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知道田家英说你什么吗?我愣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毛主席把江青叫来,对江青说:你把田家英说陈伯达的话跟陈伯达说说。他有意见不跟我当面讲,要去跟江青讲,想通过江青影响毛主席,这就使关系难恢复了。但不管怎样,田家英毕竟是我推荐的,我也不好否定自己的推荐,所以我没有在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面前议论他。他后来受审查,我事前并不知道,是中央在会上宣布后才知道的。”(《陈》195-196)

   田家英文革前夕受审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央认为他隐瞒了海外的重要社会关系并与之有联系,以致泄露了党内的重大机密。这样的怀疑是否有事实根据,是否妥当,姑且勿论,惟田受审查,是毛泽东同意的,文革后对此事的处置经过多有不实之词,指责为陈伯达、王力、戚本禹所为,有违事实,有欠公平。

   3.与杨尚昆一直合不来

   陈伯达忆及早年在苏联的岁月时,谈到与杨尚昆等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关系:”我在苏联时,一直是受王明一派打击的。回国以后,他们中间有些人转变了态度。1931到32年,陈原道和殷鉴同我一起被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的时候,他们两人对我很好,诚恳向我表示了歉意。1937年我到延安以后,张闻天也对我很好,对我很关照。但是,杨尚昆却与我一直合不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刚解放时,我主持党校的工作。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我向他要办校的经费,他就不肯给,说没有钱。等到我离开党校,杨献珍主持党校,向他要钱时,就很容易要到了。还有,解放初毛主席要我搬到中南海住,当时中南海房子不好找,刘少奇同志说他就要搬到新盖的房子去,他现在的房子可以让给我住。我去跟杨尚昆说了少奇同志的意见,他却说:’那个房子你不能住!’我只好另找别的地方。可后来,杨尚昆自己去住进了刘少奇原来的房子。总之,别人不能住,他自己却可以住。”(《陈》页20-21)

   大概是受了父亲对杨尚昆看法的影响,陈晓农笔下对杨也多有批评。如谈及中南海生活一段,陈晓农借中南海西楼厨师的口说”在这儿吃饭的几家,数杨尚昆家的饭不好做,他们老爱吃西餐大菜!”又称:”杨尚昆爱吃的西餐大菜,我们家从未吃过。杨尚昆及其夫人李伯钊年轻在苏联居住多年。他们爱吃的是俄式大菜。李伯钊的衣着也保持着苏联人的习惯样式,冬天穿一件裙式大衣,腿上只穿着厚袜子而不穿裤子,在中南海里显得很特殊”。(《陈》页231)

   陈晓农还有意识地提及杨受毛”严厉批评”的一件事:”1958年大跃进期间,各地大兴土木,中南海在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的管辖下,也曾准备大拆大盖。当时 ,陈伯达闻讯后很生气,曾在家里和刘叔宴商议,如果中南海大兴土木,就搬出中南海,并告诉我们兄妹准备搬家。不久,杨尚昆趁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时候,擅自决定把居仁堂(解放后曾作为中央军委的办公处)拆掉了。毛泽东回北京后,一次散步走到居仁堂原址,发现居仁堂不见了,很是生气,严厉批评了杨尚昆,终于制止了杨尚昆在中南海大兴土木的计划”。(《陈》页221)

   4.陈伯达与陆定一:谁比谁更左

   以陈伯达在文革中表现而言,一般认为他是中共党内激进的极左派。但陈不同意此说。他认为,党内比他左的人,所在多有,如陆定一。

   在谈及1962年广州会议周恩来、陈毅曾说要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而后却无疾而终的具体原因时,陈伯达说:”那时周恩来同志提出这个问题,认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再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他提的很好。开始毛主席也没有表示不赞成,但是中央有些人不赞成,主要是陆定一明确表示反对。陆定一说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就是不能摘。他和周恩来争论的很厉害,僵持不下。陆定一当时是中宣部长,主管这方面的事情,中央尊重他的意见,就把这件事放到一边去了”。(《陈》页225-226)

   陈晓农就陆定一此事写道:”胡乔木说过:’历史是不能删改的’。陆定一率先反对周恩来、陈毅为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是一件事关中共中央政策走向的重要历史事实。其后,毛泽东从犹豫不决转变为完全接受了陆定一的观点,并对陆定一的观点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共中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而陆定一本人,也因促成这一政策中的作用,于1964年为加强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兼任文化部长,取代被认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茅盾同志。这种状况为期不长,1965年,发生了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骂林彪全家的事件,陆定一受此事株连,被中共中央决定立案调查,随后被撤销了所有的职务”(《陈》页228)

   不管陈晓农的论断是否正确,以上一段史实上却有一些时间上的误差。陆定一担任文化部长的准确时间是1965年1月,被立案审查是在1966年5月,两者时间上都比陈晓农所言向后推移一年。

   5.陈伯达与薄一波:谁是叛徒

   1970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后,陈伯达被指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在口述回忆中,陈伯达对这一连串罪名一一加以驳斥。

   有关”叛徒”的罪名,陈晓农写道:”当代中国的政治要人薄一波在近年所写的回忆录说,他在出狱到达延安之后,曾经向刘少奇揭发了陈伯达’叛变出狱’的问题,可刘少奇却回答说:’他(指陈伯达)当个秘书还可以吧’。

   “按照薄一波的回忆录,刘少奇成了包庇陈伯达的包庇犯。因为刘少奇不仅不将陈伯达开除出党,反而认为他可以担当中央主席毛泽东的秘书。人所共知,中央主席的秘书是一个直接接触党的核心机密的重要职务。中共对于叛徒一向有极严格的纪律处置。……刘少奇既然接到了薄一波的揭发,却不按照党的纪律规定开除陈伯达的党籍,还要安排他当毛泽东的秘书,而薄一波作为中共七大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对于陈伯达当选七大的候补中央委员(随后递补为中央委员),也不采取组织措施加以阻拦,这岂不都是咄咄怪事?薄一波还说他在延安见到陈伯达以后,陈伯达很尴尬。可是据陈伯达本人生前所讲,薄一波当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听陈伯达讲课,对陈表现得格外亲热。建国初期,他们两人同往天津搞调查时,同住一所房子,彼此亲密无间。而且还有不只一人亲眼见过薄一波在1965年专程到陈伯达家中,与陈伯达亲切交谈。更何况薄一波曾与陈伯达同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朝为官’十余年,经常同堂议事,对这些情况,薄一波又该如何解释呢?”(《陈》页32-33)

文革中有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文革后得以平反。以陈晓农的说法,事实上薄一波等当年是在中共中央同意”履行一个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的前提条件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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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5日, 7:17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