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斯大林在二战以后于东欧施行所谓联合政府一举,让近乎百年以后的人们依然争执不已;关于他的正面意义——据说,斯大林本来确实要施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因为历史政治原因而未果;他的负面意义——据说,斯大林成立国际情报局后实施一党独裁于东欧,使得原先东欧各国短暂实行的多党合作,成为类似CCP备受谴责的、苏-东之“民主先声”。于是,认清这个联合政府观念,成为人们了解东、西方CP的一个契入点。在此观察之中,引发关于CP是不是可以改正自己,改革自己可能性之争论,乃至出现对于中、苏两国历史上关于联合政府的历史评估;导入西方世界,美、欧各国关于在苏联、尤其在中国,于二战以后,引入这个斯大林观念的争议。马歇尔在西欧施行马歇尔计划,压制西方CP,争夺反CP政府地位。东欧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政府,流亡政府(纳粹期间)和王权政府(秉承历史),虽然无法和戴高乐,邱吉尔和罗斯福-杜鲁门政府比较反法西斯功绩,但是,他们的作用,就是继续东欧原来的民主-专制(非极权)政治,而努力摆脱被维也纳西边主宰为变象附庸地位的肖邦式哀歌国家。而在中国,马歇尔主义究竟如何估价,成为老话题,新含义:这个马歇尔和那个马歇尔,究竟有何区别?何以有这样的区别?其历史与现实意义如何估计?……是的,重庆谈判以后,在CCP配合下,马歇尔在中国施行抑制蒋介石政权,制止反CP围剿(东北国民党军队对于林彪残部的行将歼灭战……),施行斯大林主义之联合政府;与此之前,史迪威在四十年代初叶,便成立乐观其成(CP前途)之延安肯定论组合……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回顾斯大林联合政府乃至毛联合政府的观察迹象及其动因。

   直到这个联合政府说,越过几十年争议和悲剧结局,导致21世纪CP中改革派人士引出“民主社会主义”说,从而接续这个联合政府的某种改革合法论和CP重生论(据说它可以和GMD一样获得新生呢!)。于是,这个民主社会主义又导致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与其之关系研讨—— 一个是,西方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以来长入资本主义中之社会主义阶段论,导致他们的CP并和于西方议会政体,而事实上认可和参与了西方宪政主义政治;另外一个是——期待CCP长入改革之后之多党政治前途、而实行自身未来合法化,如台湾GMD与之“联合政府”(-国民党结构)。这样两种估计中,历史上中-东(欧)联合政府的彻底失败和毛主义“民主先声”的彻底幻灭,似乎并未作为政治定论划入历史论,现在,中国人仍旧对其幻象与梦,似乎期待着一个新时代联合政府出世,来一番和解共处的幻象再造,以至于处在完了、未了,悲观、乐观之游戏中,无法自拔,无法自醒;按此逻辑,迄今为止,中国民众依然由此分裂成为拥护和质疑这个政府形式之两派(抑或,包含犹疑派之第三种意见。)

   然而,苏、东解体以后,西方之东方(东欧)施行的后CP政治,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因为,只有在没有CP主导的政体之中,才有回到西方普世价值和民主多党框架中的所谓联合政府之可能,之现实;也就是说,实行几百年来美国四年“颠覆一次政府”之驴-象之争,之实。抑或,实行西方历史上无数次谁也不会消灭谁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圣俗斗争(王权-教权),乃至本族异族之争(如英国之诺曼人和昂格鲁-撒克逊人)……——实现西方历史现实之永久的那种对于政府权利/力的多党治衡——而这种治衡,绝对不是因为他们原来要施行CP主导的民主,而是回归历史,回归自古代历史,近代历史和现代历史上的,本来就是自由的那种国体和政体中去。也就是,回归西方由自治主义发展成为(正面)帝国主义之自由道路;(并由此带来民族独立——多半是民主毁弃和专制独裁后殖民主义乃至后民族独立之“民族民主”——或言,实行由此及彼的伟大演变,如印度,南非,印尼,,等等。)

   这个历史回溯,不是回到CP和斯大林的政府形式;不管是独裁,还是“联合”;而是回到西方自伯里克力和梭伦开始的,后来为基督教继续的,再后来被中世纪自治秉承的,在集权主义(中央政府形式)中几乎完成的,由民主政体最后实现的那种自由——并且当然包括打击和毁灭极权主义之祸端于意大利德国和苏联——因为这里重复指出的集权主义和极权主义之严格的,本质的和巨大的区别,也是人们如何估价联合政府绝对和相对之角度:绝对角度是,从理论和历史而言,自打卢梭和伯拉图极权主义被西方人摒弃以后,他们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业已变得十分准确和清楚;而相对角度则是完全相反,他们的政客,知识人(一部分)和资本家对于中国问题和CP问题仍旧怀抱着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既不会演绎,也不会归纳,一叶障目,戴盆望天。这种历史虚无主和西式忘却主义,使得CP可以与其共享一种G-2或者G-N实用主义——也就是价值菲薄论和利益强调论之无主义实践;而中国自打20世纪初叶,他们和我们的知识分子,就在这个无主义,无价值,乃至无道无德的所谓问题轨迹和历史轨迹中打转;而中国问题首先是解决主义问题,价值问题和政治问题,而不是施行这些问题无法和模糊解决之社会革命和策略操作——这个策略操作的最大分母就是斯大林-毛的联合政府。

   马歇尔们实施这个计划书和路线图的西欧态度,甚至中欧的态度,和对于东欧和中国,完全两样。于是,他们对于左翼的包容政治和对于斯大林和毛的包容,并界一体,内置不分,造成极端混淆和最大混乱——与之对比是,他们对于西欧CP的态度,对于CP修正主义的态度,对于多列士和陶里亚的的态度,乃至对于铁托的态度,则显得比较准确和比较得体。他们也不会让CP修正主义完全代替西方政治,而在法国或者英国,施行与CP轮流执政这类幻型;因为这不是CP模型和民主模型的轮流执政;而是民主模型摒弃之之单独的和单独模型中的多党轮流执政。也就是说,他们的主流政治在勘正了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后,才可以接纳修正主义之各国CP。这一做法与其在历史上对于庶民和平民的包容政治,包容改革和革命如出一辙。远在中世纪,在佛罗伦撒,在米兰,在威尼斯……这类自治中,早有解决阶级分野之道,而不是试行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那种阶级斗争,那种阶级妥协乃至那种非阶级宪政——正好说明CP联合政府的任何虚假遗产,都不是人类政治遗产中值得珍重,需要继承和费力思索的事务。不,不管是毛的联合政府,斯大林的联合政府,甚至马歇尔的联合政府(未完成式),都是中西政治历史和政体探索中一段黑色幽默。这种幽默带来的死亡,是为此付出千万人生命代价的无价值试验。所以,我们初步探索这段历史,也是为了证明一个无价值努力的悲哀。

   二

   反法西斯战争是一个历史悖论。其中如何估价斯大林的作用和历史地位,是为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在此课题上,如何估价他的反法西斯历史与政治地位,是为其中之要——随后,就是他于东欧组建,抑或,同意暂时组建联合政府究该如何评价。换言之,如果没有他的反法西斯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他组建东欧联合政府的现状,就会依然面临“十四国干预”之。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我们看到,虽然斯大林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早就板上钉钉地予以确认,但是,在确认和不确认之间,如何估计斯大林主义和希特勒纳粹,遂成为区隔这个问题的间性讨论。我们简单来说。首先,斯大林打败了希特勒。这是一个难点。每每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总有东、西方双方政客走上红场以事庆祝,相继给予斯大林事实上的认可。不管人们如何估计朱可夫或者其他人的功勋,但是,取代斯大林是不可能的事情。二,这样,斯大林就被钉在了半是、半非的历史功绩柱和历史耻辱柱之间呈撕裂之态。三,纳粹主义形成是西方世界的事情,而斯大林主义形成,是不是只是西方的事情?而毛的形成呢?所以,在此框架里,政体的考究和意识形态的解析,成为主流政治研究的必须(就像哈耶克和阿伦特可以预估斯大林,但是,却无法细解文革和后文革CP资本论那样,使得事情的预估逻辑呈现阙如和空白——毛,是不是要搞资本主义极权?——苏联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现在的“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其间,如何估价呢?——中国极权主义起源于资本过剩,还是无资本,无无产阶级?——而两个极权主义,苏联和中国,难道可以用哈耶克-阿伦特资本主义演变论取而代之?……)。

   四,所以,斯大林主义是一件棘手的功过评价事宜——就像人们评价纳粹,却很难得出德国功过论一样;因为德国模式中纳粹组合的诞生,给魏玛民主带来了危机和毁灭——当然不能说因此就毁灭民主和魏玛(共和国);但是,民主在此出现了什么失误呢?选举希特勒,就是施本格勒权钱预估的“西方之衰落”吗?——希特勒资本主义和东方之后来的中国之,又是如何一种关系呢?其间美欧之间资本主义中,是资本大于价值抑或相反?相反的力量如何呈现和保障之?五,所以,这个问题延伸到中国。毛主义作为一种奇怪现象,纳括了毛成为阶级斗争神话,民族解放神话,极权神话领袖乃及西方战略盟友诸多头衔。给毛一个否定,就是要否定所有和他关系与共的那些东、西方政治人物呵护的神话——比如,戴高乐给予之的神话;苏加诺给予之的神话;斯大林给予之的神话……诸如此类。

   放弃这些分析而枉顾毛与西方同构的系统分析,同样是批毛和捧毛者共同阙如的分析方式和内涵呈载。六,这样,毛与斯大林,就会获得一种与西方体制,西方价值和西方战略的苟合;这种苟合,在1945年以后出现,就会抹煞真正的西方价值而带来的价值混淆和体制选择而出现所谓的“联合政府”。这个价值混淆和体制替代,不单给斯大林带来好处,也给毛带来好处(这个好处,不亚于日本侵略给毛带来的好处,甚至更好,更及时,更实际;就像1905年日本战胜给俄罗斯带来的革命好处和一战,变战争为革命的好处一样?……)七,最后,人们分析纳粹和CP之间异同的工作,尚处在稚嫩时期;其中,CP之公有制(——以后变成私有制-公有制杂交)和纳粹之极权私有之关系,尚在探索之中(而略)。这样,我们看到,在全世界不明联合政府实质内涵的情形下,斯大林于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就并不奇怪乐了。

   其实例如下(多根据维基等资料显示之;下略)。

   ——捷克。

   捷克联合政府的兴亡,是斯大林主义带给捷克-斯洛伐克人的一个悲剧;这个悲剧被命名为“二月事变”;其简单过程如此。“二月事件是1948年2月下旬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起政治事件。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是一个多党联合的政府。1948年初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内政部部长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Václav Nosek 通过非法手段在国家安全部门和警察部门排斥非共产党成员。

   “2月21日,参与政府组阁的12名非共产党部长集体提出辞职以示抗议。当时他们认为总统会拒绝接受他们的辞职,继续保留他们在看守政府中,从而使共产党因感到压力而屈服。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却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支持者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同意这12名部长的辞呈。

   “25日,爱德华?贝奈斯因担心爆发内战和苏联红军借此事干涉而被迫同意了非共产党部长的辞职,并授权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组建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为主的新政府。由此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完全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权。同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通过其控制的议会举行的选举将爱德华?贝奈斯赶下台,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出任总统。这起事件大大刺激了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以防止西欧更多的国家被共产党所主导。”(维基)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社会党)以地下组织波兰社会党——自由、平等、独立的身份支持波兰抵抗运动。1948年,波兰社会党内发生致命性分裂,因为共产党采取萨拉米政策分化任何反对派。爱德华?奥休布卡-莫拉夫斯基所在的派系支持与波兰农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而约瑟夫?齐兰凯维奇领导的另一派系主张支持共产党来完成社会主义计划,但是反对强制推行一党统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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