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1月19日电/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教授赵景芳博士在《中国评论》月刊1月号发表专文《管理中美关系中的危机》,作者认为”中国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将完全不同于以往大国崛起的历程,中美两国领导人也都表示致力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然而,中美关系的未来并不会一帆风顺,而将充满曲折和危机。全球化的发展清楚显示,中美之间休戚与共,不管中美喜欢对方与否,但都必须要学会适应和接纳对方,二者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实现彼此的发展。”文章内容如下:

   当今时代,世界政治和经济正在经历巨大权力转移,突出体现在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这一背景下,中美关系变得日益敏感而复杂。中美关系性质的悄然变化,不仅决定两国关系的长期发展,而且将对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繁荣和稳定带来重大影响。当前,中美学者之间存在一种共识,即从中短期看,在两国关系的光谱中,中美既不会完全和谐相处,也不会爆发大规模战争,二者关系可能长期维持一种竞争、合作及对抗相交织的复杂关系,突出表现为针对中国的各种危机事件的反复发生。本文的目的是辨析危机管理的本质,瞭解中美危机发展演变的特点,探寻中美关系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为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实现互利共赢提供一些思考。

   危机管理:内涵与实质

   国际危机管理的系统研究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此次危机使世界一度处于核战争的边缘,通过这场危机,世界学界清楚认识到危机管理对于避免世界大战的重要意义。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断言,”战略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危机管理。”

   基于西方学者的研究,笔者认为国际危机内涵主要包括三方面:(1)危机是和平与战争的过渡状态,是国家间冲突的一种特有表现形式,可称为一种准战争状态;(2)危机如同战争一样,本质上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3)如果对危机施加有效管理,危机可以发挥正能量,转化为促进国家间关系发展的机遇。在汉语中,危机包括危险与机遇两部分内容。邱吉尔也指出,”成功地应对困难意味着抓住了机遇。”根据不同的标准,危机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就本文而言,主要有三种危机:一是偶发性危机,二是结构性危机,三是由第三方引起的危机。

   当前,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中,对危机管理的认识主要有三大学派。第一种学派认为,危机管理就是要和平解决冲突。在他们看来,危机是一种不正常的事件,需要尽快平息。危机是真正的麻烦和敌人,成功的危机管理在于避免战争,即危机一旦发生,要努力控制形势和抑制冲突。第二种学派认为,危机管理是一种在利益冲突中确保己方意志压倒对方的艺术。危机管理的目标是为了迫使敌人让步,实现己方利益。危机并不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事情,反而是扩大利益机会。成功的危机管理是迫使对手做出最大让步,而自己的让步则最小。可见,这一学派认为危机是一种零和博弈的态势,危机方在管控危机上不存在共同利益。第三种学派则采取中间路线,认为危机管理是一种危机各方试图尽量获取利益但同时将战争的风险和危险控制在双方面可忍受的限度内的冲突过程。该学派认为,危机管理的目标是在使用武力之外达成双方可以接受的目标。强调危机当中双方不仅是为了获取各自目标,同时也重视减缓危机和避免灾难。

   通过考察三种学派,笔者认为危机管理本质上是战略管理,服从服务于实现己方利益及其最大化的目标。一般而言,无论危机管理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还是导向战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利益攸关度和(或)力量对比的情况。如果涉及的一方或双方利益十分重大和(或)双方实力差距较大,危机结果很可能是军事冲突或战争;如果涉及一方或双方利益的攸关度较低和(或)双方实力对比相近,危机往往会以和平方式解决。总之,危机管理是在国家大战略指导下充分利用战争边缘策略,根据自身实力与对手进行利益博弈的一种科学和艺术。

   中美关系危机性质的变革

   回顾60多年来中美之间发生的危机,我们会清晰看到这些危机在三个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性质。中美关系危机性质的这种变化与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动密切相关。

   第一阶段:1949-1972。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危机主要发生在美苏两大阵营激烈对抗的背景下,主要事件包括朝鲜战争、1954年和1958年两次台海危机、越南战争等。这些危机虽属于结构性危机,但主要反映的是美苏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从1972年至1989年,中美站到一边共同反对苏联霸权,这一时期中美属于准同盟性质,没有发生过重大危机。

   第二阶段:1989-2010。冷战结束后的前20年时间里,中美关系危机主要以偶发性危机的危害为大。这一时期,随着苏联解体,美国也跌跌撞撞从冷战中走出,成为世界上唯一霸权国家。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中美准同盟关系趋于瓦解,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开始凸显。以1989年为起点,中美关系中的危机不断、此起彼伏,如1995-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炸馆事件、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以及美屡次售台武器和总统会见达赖等。

   第三阶段:2010年至今。小布什政府发动的持续十年的反恐战争,不仅使美国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泥潭,而且还使美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这一时期,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形成鲜明对比,于是随着奥巴马政府上台,美国国内一时惊呼,反恐战争使美国失去了外交政策的焦点,现在到了抓紧遏制中国的时候了。特别是自2009年7月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太”以来,中国周边发生了一系列危机,如”天安”号事件、南海问题、中日撞船事件、”购岛”事件等。尽管这些危机没有直接牵扯到美国,但这些危机的扩散被广泛认为是美国作为背后推手的重要作用,这反映了中美结构性矛盾的日益深化。

   回顾中美关系危机,我们会看到以下四个特点:一是两国间的重大危机往往是由第三方引起的,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日钓鱼岛争端等;二是危机的结构是不对称的,即相对于美国,危机多发生在中国领土或周边,直接关涉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尊严等核心利益;三是中美都没有试图通过一场大战的方式来消灭对方的意图;四是无论是由意识形态还是由所谓国际权力竞争引发的结构性危机,它们相对更难以控制和解决,对双边关系负面影响和冲击更大。

   管理中美关系危机的基本原则

   人们常说,历史往往会重演。西方的一些悲观人士,如《大国政治的悲剧》的作者米尔斯海默等则认为,崛起的中国与现有霸权国家美国之间必有一战,中美之间权力转移将不会是和平的。某些国内学者也认为,面对崛起的中国,美国必将不遗余力进行遏制,因此两国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但是,很多西方有识之士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和中国的主流学者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则持谨慎乐观态度。他们认为中美两国领导人和人民有充分的智慧和行动能力来管理双边关系,可以摆脱大国冲突的旧有历史模式而实现互利共赢。

   从现实来看,当前中美关系也显然和一战或二战时期的英德关系不能做简单类比。中美两国利益相互交融,美国也无法像冷战时期对付苏联那样来孤立和遏制中国。中美之间不是简单的竞争或合作,而是竞争加合作的竞合关系。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言,”中美关系既是合作性的也是竞争性的。二者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冲突并不一定。”而且,如果我们采取对两国历史和人类命运负责任态度的话,我们将会支持中美之间应该避免大国霸权战争的悲剧。为此,2012年5月,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议。近来,习近平主席再次重申加强对中美两国危机的管控,致力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在笔者看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之一,就是要管理好中美关系中的现有分歧和未来可能的危机,并据此提出以下基本原则:

   1、不要预先将对方设定为对手。如果预先把对方视为敌人,往往会导致自我实现的预言。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应将竞争与合作看作是双边关系的自然状态,视紧张与摩擦是两国间正常的事情。每一方都不要将竞争或个别不友好动作夸大为两国间系统性对抗或一方故意挑衅。双方要认识到,对方可能与己方一样,受国内因素的制约容易犯一些错误,做出一些错误决定。

   2、充分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对中美双方来说,充分瞭解对方的底线十分重要。为此,双方应清晰地界定己方核心利益范围,并向对方发出明确的信号。双方要始终对对方的核心利益保持敏感,尽量避免踩踏对方底线。需要指出的是,双方应避免将自己的核心利益界定得过于宽泛,以致包括太多东西。应该讲,双方核心利益界定得越清晰和越有限,中美关系危机就会越容易管理。

   3、寻求和扩大双方共同利益。中美共同利益是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石。中美之间有很多领域可以进行合作,应采取行动加以推进,通过成功的合作不断累积互信。这些领域主要包括:一是双方应首先帮助对方解决好各自内部问题;二是双方共同努力应对全球治理问题,比如全球金融危机、核扩散、网路空间安全、太空非武器化、气候变化、全球资源短缺、反海盗等;三是双方协作解决国际热点问题,比如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等。中美之间协调合作对于这些世界问题的解决不可或缺。通过这些具体领域的合作的成功,可以建立中美间的互信,从而为危机的预防和管理奠定基础。

   4、有效管控双方的分歧。中美两国作为历史悬殊、文化迥异、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与模式不同的两个大国,彼此之间存在分歧再正常不过,因此双方对于分歧不应大惊小怪。但对于出现的分歧,双方宜采取积极的态度进行沟通协商,如建立相应的工作小组来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换句话说,中美应将出现的问题看做是进行坦诚务实沟通的机遇,通过具体行动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正能量。比如,2013年4月,美国网路公司麦迪昂指责中国网路入侵美国商业公司。尽管这些指控毫无根据,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回避中美之间出现的新问题,与美方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积极有效沟通。在今年6月初加利福尼亚”庄园会议”上,中美两国领导人就网路安全问题进行了坦诚务实的交流,并达成了一定共识,这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5、采取积极的战略性预防措施。有效的危机预防是危机管理成功的一半。中美之间不仅在危机时期要保持交流畅通的管道,而且平时也应不断扩大军事交流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一是双方需要拓展灵活的高层交流方式,加强国家领导人个人层面上的友好互动;二是保持和利用现有各种交流管道推进相互理解与信任,如一轨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一轨半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以及各种二轨的学术交流和民众往来;三是灵活保持两国军事交流不中断,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如人道主义救援与减灾、亚丁湾海域反海盗、邀请对方观摩或参加军事演习、共同举行重要的多边防务活动等;四是促进两国间青年军官和军事文化与人文专案交流。

   6、中国应与亚太周边国家建立或加强危机管理机制。中国应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加强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有效掌控风险和减少美国卷入中国与周边国家危机的藉口。

   7、双方立足长远对彼此未来发展进行战略调试。就美方而言,它应尊重和接受中国的核心利益,并准备在西太地区同中国分享领导权。目前,美国面临的一个亟待破解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亚太构建一个包容性的地区安全架构,既使其能够照顾到自身及其盟友,同时也让中国感受到美国在安全上没有遏制和排除在外。就中方而言,它应清醒地意识到,现实是美国的霸权将会持续至少20至30年,乃至半个世纪。中方应让美确信,中方不会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对于当前世界秩序会采取合作性态度,并在现有国际体系内谋求自身发展。只有中美在亚太地区真正适应和容纳彼此的发展,双方最终才有可能实现互利共赢的结果。

   8、中国应大幅提升自身力量发展。事实表明,就大国而言,如果两国军事实力差距过大,将不利于两国关系的平衡。一方的脆弱常常导致另一方的冒险行动。因此,中国发展充足而有效的军事力量,以确保中美关系的战略平衡和亚太稳定。目前,中国军事实力相对于美国至少存在20年的差距,因此中国应大力发展军事现代化。其中,中方应注意把握”充足但有效”的自卫原则,避免落入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陷阱。

   简短的结语

   人类并不是历史的奴隶。正如邱吉尔所言,”命运不是一种机缘,而是一种选择;它不是坐等事情的发生,而是通过努力争取想要实现的东西。”

   中国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将完全不同于以往大国崛起的历程,中美两国领导人也都表示致力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然而,中美关系的未来并不会一帆风顺,而将充满曲折和危机。全球化的发展清楚显示,中美之间休戚与共,不管中美喜欢对方与否,但都必须要学会适应和接纳对方,二者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实现彼此的发展。我们相信,在两国领导人的带领下,中美两国人民终将能以他们的智慧和坚定信念穿越历史的迷雾,驾驶两国的巨轮绕过危机的暗礁与湍流,共同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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