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黄清贤:从欧盟经验看南台湾的两岸认同走向

   摘要

   本文从欧洲联盟的认同发展经验,探讨南台湾在两岸认同上的可以借镜之处。虽然欧盟结构与两岸关系有别,但仍具启示性价值。内容先从字词文义与社会心理学等面向分析认同的意义,并且探讨本质性认同与建构性认同的关系,同时从建构主义的互为主体性等观点,论述能动者与结构互动下的认同。依据这些概念,本文讨论欧盟认同与国家认同共存关系的俄罗斯套娃、相互交叉、大理石蛋糕等模式,再以欧洲晴雨计的结果分析影响认同的因素,理解欧盟认同趋势。

   接着本文叙述南台湾是汉人开台先驱的渊源历史,论证两岸认同的本质性在南台湾的深厚基础。但从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观之,南台湾对两岸认同出现建构性的疏离。这是能动者与结构互动下的认同,因揆诸预算、自筹财源与中央统筹分配款的自有财源、行业结构、教育程度、公共建设、所得支出等统计数据,逐渐形成南蓝北绿的环境;在南部蓝营的政党意象负面,又被绿营指摘为中国大陆同路人的情况下,推演出南台湾的两岸认同相对低弱。本文认为,如欲走出两岸认同困境,建构如同欧盟的超国家共同体,营造共同生活经验的统合,将是正本清源的解决之道。

   一、前言

   两岸关系自2008年以来出现大幅度改善的春暖花开情势,截至2013年已签署19项协议,双方各层面交流愈形频繁而紧密。但两岸的认同,虽仍在相当程度的“中华民族”认同,可是对于“中国人”的认同却未见提升,尤其“南台湾”更形明显。

   本文试图从人类史上大规模和平统合较成功的制度,亦即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的认同发展经验,瞭解欧盟建构认同的机遇与挑战,进而分析“南台湾”在两岸认同上是否有可以借镜之处,使得两岸关系能走向更好的发展途径。

   特别强调,虽然本文是从欧盟经验探讨两岸关系的认同,同时也配合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理论分析认同,但两岸关系与欧洲联盟的发展有所出入,两岸关系与国际关系的本质也有所差异。不过,因两岸的长期分离与政治疏离,所以国际关系理论与欧洲联盟经验,在两岸关系问题的分析上,仍有启示性的价值。

   二、欧盟认同的建构

   认同(Identity)是什么?依据韦氏大辞典的解释(Merriam-Webster,2013),意指在不同情况下,本质或一般性质的相同(Sameness),或指构成一事物的客观事实的相同,也就是同一性(Oneness);但相对而言,其亦可指一个体的可区别性质或个性,也就是个体性(Individuality),或是所谓的身份。因此,认同可以被视为不同的身份个体,对于某种事物的相同认知。

   从心理学的观点而言,德国学者艾瑞克森(Erikeson)研究儿童心理形成过程后指出,认同首先是特定的个人意识,接着追求连续经验,然后达到与集体理想的一致。其中有二个面向,一是个人对于存在空间与时间的自身直觉,另一则是个人对于别人承认自己定位的直觉(姚勤华,2003:8-9)。

   认同涉及个体到群体的心理发展过程,个体是如何认同群体?群体又是如何将自我概念(Self-concepetion)赋予个体?相对来说,个体是如何再生产出对于群体的认知?上述过程如同马克思主义大师葛兰西(Gramsci)所言,我们个人改变和调整自己时,如何在同样程度上也改变和调整以自己为中心的复杂关系(Hogg & Abrams,2006:2-3)。

   人类的认知与反思能力,使得“自我”(Self)既是主观,又是客观;亦即有一个“主我”(I),也有一个“客我”(Me)。“主我”是认知过程,“客我”是以自我概念形式表现的认知,“主我”和“客我”存在辩证的(Dialectical)关系。当“主我”建构“客我”时,“主我”在同时也受到他所建构的“客我”的制约与影响。

   自我认同可以包括两个相对独立的自我概念,也就是社会身份与个人身份。社会身份包括社会认同,也就是与身份一致的自我描述,其源自于社会上的成员资格,例如国家、种族、性别、职业等。个人身份包括个人认同,在性质上更加个人的,例如甲的孩子、乙的朋友、丙的配偶等(Hogg & Abrams,2006:24-25)。

   社会心理学家透纳(Turner)指出,社会认同是一个人界定自己或是其他人的社会分类依据。对于社会认同的需求,使得人们寻找、创造、提升,自己群体和其他群体之间的真实特点。如果一个群体缺乏真实的特点,成员不但在形式上离开群体,也在心理上与群体分离;而且渴望成为另一个更高层次群体的成员,或是采取创造性和挑战性的策略,恢复该群体真实的与众不同特点(姚勤华,2003:10)。

   基本上,认同可区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理论观点,亦即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本质主义主张认同是原生性的,本质上是给定的、持久的,根自古老起源;建构主义则主张认同是社会建构的,人类社会的创造发明。时至今日,建构主义论点逐渐占上风,愈来愈多学者采用,主张对于多样性的理解,以及普遍深入的建构主题,支配当前社会理论重新思考文化与认同(李明明,2009:37-42)。

   进而言之,本质性认同(Essential Identity)相信认同是先天给定的,通过共有的象征符号、集体记忆、语言、文字、习俗、神话、历史、地理等形成;本质性认同透过主观的认知、理解,客观的证实、灌输,从文化认同发展出政治认同,形成了意识型态、公民文化、政治宗教等。

   建构性认同(Constructed Identity)则强调认同是后天形成,由知识份子和政治菁英培育,或是认知社群(Epistemic Community)的倡导,随着利益与环境的变迁,持续进行重新诠释。建构性认同不像本质性认同,强调较单一的象征符号等;其采取较为多元的途径,尤其是公民文化、制度认同的建构,亦即从政治认同动员出文化认同。

   但从另一角度而言,本质性认同的特征,经过社会建构的过程后,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认同效果,因此一切认同似乎皆可被视为建构性认同,这也就是愈来愈多的论点支持建构性认同的理由之一。正如安德森(Anderson)将民族定义成“想像”的政治共同体(2006:6),“想像”为本质有限、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至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什么?依据早在1980年代就提出相关概念的学者欧努夫(Onuf)定义(1989:35),建构主义是研究任何种类“社会关系”的方法,它有一套自己的概念和命题体系,让那些似乎无关的事物,理论化的变得可行。

   建构主义的基本命题是“人是社会存在的现象”,我们能有人的特性,是因为自身具有的社会关系;亦即社会关系造成或建构了人,是我们自身使我们成为现在如此存在的实体(Onuf,1998:58-59)。

   以建构主义闻名的学者温特(Wendt)认为,相关学者试图诠释身分与利益的存在;建构主义者关注社会学的议题,也就是身分和利益形成的议题(1992:393-394)。建构主义者感兴趣处在于知识的实践是如何建构事物,强调在互动过程中,共享(Share)认知(Cognitive)的、互为主体的(Inter-subjective)概念,其中的身分和利益是内生的(Endogenous),而非如理性行为主义者(Rationalists)的主张,身分和利益是外生的(Exogenous)。

   建构主义者强调,结构源自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存在三个要素,包括共享知识、物质资源、实践(Wendt,1995:73-74):

   (一)、社会结构藉由共享瞭解、期望、知识来定义,这些构成行为者的情境和他们关系的本质中,究竟是合作或冲突。

   (二)、社会结构包括物质资源像黄金、坦克等。建构主义认为物质资源只有透过它们镶嵌其中的共享知识结构,对于人类行为才有意义。

   (三)、社会结构的存在,不是在行为者的脑中,也不是在于物质的能力,而是在于实行;社会结构只有进程中才存在。

   综上所述,身为行为主体者的能动者(Agent)们在互动中形成结构(Structure),而结构又回头影响了能动者,所以能动者与结构彼此相互建构,互为主体。进一步来说,能动者在与其他能动者的互动过程中,界定身分、确认利益之后,采取行动,形塑结构;相对地,结构也影响能动者,对于身分与利益的认知,接着影响能动者的行动。建构主义从整体角度分析,行为主体的能动者与结构的互动过程;而不只是单纯的从能动者对结构的影响,或是结构对能动者的制约,讨论能动者与结构的关系(黄清贤,2012:61)。

   欧盟的认同,实际上也存在着能动者与结构的互动关系。身为欧盟组成份子的国家,在互动的过程中,界定身分、确认利益之后,采取行动,形塑欧盟的结构。反过来说,欧盟的结构也影响着欧盟的成员国,对于身分与利益的认知,接着影响成员国的行动。

   同样的,身为欧盟成员国的人民,也会在欧盟结构下的互动生活过程中,界定身分、确认利益,采取适当行动,表现出认同与否的倾向;相对而言,欧盟的结构也会影响欧盟成员国人民的认同倾向,使其对于身分与利益的认知产生,影响其采取的行动。

   在欧盟的认同中,共同的欧洲性(European-ness)在欧洲构成欧盟的共同体,所以对“欧洲”的认同可以等于对“欧盟”认同。再者,这种共同性由于和其他共同体之间的差异而获得加强,如此情况不论是冷战时期的苏维埃共产主义,或是伊斯兰基本教义派主义,甚至是英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都让“欧洲人”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因而加强欧洲认同(Risse,2009:151-156)。

   在上述情况下,欧洲民族文化可能存在更深厚的欧洲性,也就是欧洲认同可能比一般人认知的强烈;但不论是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等,当他们谈到的欧洲性时,是否意思一致,这点又不敢被肯定。

   当人们将自己团体的认同,转移到更大的集体组织时,他们可能与团体外成员更加疏离,但对于低层次的的团体归属感则更强烈。例如德国人强烈认同欧洲时,如果“欧洲”只是“放大的德国”,则他们与意大利的社会距离将更为遥远。

   原则上,欧盟认同、国家认同等多种认同是可以相互共存,联系关系可分为三种:

   (一)、俄罗斯套娃(Matruska Dolls):认同可以相互嵌套,一种认同套着另一种认同。例如柏林人的认同被套在德国的认同内,德国的认同又被套在欧盟认同内。

   (二)、相互交叉:认同某团体的成员,可能也认同另一团体;可是认同另一团体的人,并不认同某团体。例如性别认同强烈的女性,可能只有部分认同欧盟;认同欧盟的女性,可能没有强烈的性别认同。

(三)、大理石蛋糕(Marble Cake):一个人的认同不能如同俄罗斯套娃或相互交叉,清楚的划分各个层次;认同的各个组成部分会相互影响,彼此混杂一起。例如欧洲大陆的基督教民主党是欧盟统合的先锋,欧洲性是基民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意识型态之一,甚至源自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存在。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在1950年代晚期、法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1980年代早期、英国的工党在1990年代转向接受资本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时,欧盟统合的强烈认同也成为社会民主思想的构成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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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3日, 10:16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