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举毛旗，行改革之路

作者：信力建 

中共中央2013年12月2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就明确表示“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本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过程，为使这一过程在付出最小代价下顺利完成，的确需要调动一切因素，吸取一切有益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就此而言，毛泽东思想也应当成为吸取的对象之一。问题是，我们该举的是毛泽东什么样的旗帜?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还是反修防修继续革命？事实上，毛泽东旗帜中最值得高举的有两条，这就是反官僚与人民本位。

就前者而言，终毛泽东一生，都在与官僚主义做斗争——49年以前不要说了，毛泽东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如何摧毁国民党的官僚体制上。千方百计，智慧屡出，终于在1949年将国民党政权彻底摧毁，建立了人民共和国。而在新中国，他老人家的精力也不是放在经济建设上，而是全心全意制止和摧毁新的官僚主义方面。什么是官僚主义？《辞海》有云：“指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而毛泽东生动形象地将其比喻为“泥塑的神像”——所谓“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座不动，十分无用”。这是毛泽东对官僚主义者的最初“画像”，算是“速写”。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觉得上述“画像”太笼统，于是他又专门写了一篇系统地为官僚主义者“画像”的短文，题目叫《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再度为官僚主义画像，进行“素描”。我们不妨抽样其中的几条来看看：“一、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作调查研究，因而脱离实际，脱离领导。不作政治思想工作，不抓具体政策，上脱离领导，下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然祸国殃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二、狂妄自大，骄傲自满，空谈政策，不抓业务，主观片面，不听人言，蛮横专断，强迫命令，不顾实际，盲目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三、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但是作事不调查，对人不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这是无头无脑，迷失方向的官僚主义。四、官气熏天，唯我独尊，不可亲近，望而生畏，对干部颐指气使，作风粗暴，动辄骂人。这是官老爷式的官僚主义。……十七、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上下隔离，互相排挤，既不集中，又不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十八、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个人利益、派别利益高于一切，损大公肥小私。这是闹宗派的官僚主义。十九、革命意志衰颓，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吃饭，摆官架子，好逸恶劳，游山玩水，既不用脑，又不动手，不关心国家和人民利益。这是蜕化的官僚主义。二十、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压群众，包庇坏人，敌我不分，作奸犯科。这是助长歪风邪气的官僚主义。”对照我们今天大多数衙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实，我们能说毛泽东这“反官僚主义”的旗帜不该高举么？

值得指出的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除了的确有夺回实际权力的利益考虑外，反官僚主义应该也是其动机之一。毛泽东在1965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他认为，我们的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毛泽东的头脑中，资本主义就是私有制，就是剥削，而资产阶级，就是剥削者，就是富人。他认为，国家、党，面临变质——即变修——即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所以要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毛泽东1967年2月8日在一次谈话中把这个问题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种形式现在找到了，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揪“走资派”，后来发展到凡是官员，无论大小，都被不同程度的“揪斗”。当然，越大的“官”，揪斗得越厉害（最大的如国家主席刘少奇，可以说是被揪斗死的）。毛泽东自己对这种情况有一个解释，他说：“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可见，毛泽东认为，官员们的被“揪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不管对“文化大革命”怎么评价，都不可否认，反官僚主义、反特权是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动机之一。之所以要反官僚主义、反特权，目的还是要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使党、国家永不改变毛泽东心目中的“革命本色”。联系到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先生那一席关于如何保持共产党“革命”本质的谈话，应该认为，反官僚主义、反特权是毛泽东从早到晚、贯穿一生、始终都在的一个思想。

就人民本位而言，其核心在于国家的一切权力财富都属于人民。这一点，在毛泽东自身的论述中，也是非常清楚明白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最可尊敬的。”1944年9月8日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他同时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建国后，他对此也屡有强调，比如1957年2月27日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说：“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1964年7月，毛泽东在一篇重要文章中批示：“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都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同时，在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1966年8月17日，毛泽东再次告诫全党：“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离开群众。这样，我们就可能知道群众，了解群众，同群众一道，也就可能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是吏治已经糟糕到了极点。据统计，改革以来，中国被查处和判刑的省部级及以上高官，不下百位，仅前年以来，就有18位，其中除了薄熙来外，引起关注的还有原铁道部长刘志军的腐败窝案等。腐败的严重不仅表现在官员级别高、数量多，也表现在贪腐的金额大，团体腐败乃至腐败制度化上。更重要的是，腐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和毒素，多数人对腐败的态度已由“深恶痛绝”转变为“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及个人利益就听之任之，甚至抱着“改变不了环境就适应环境的心理”。这就是中国人今天所处的状况。另一方面，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比如，人民的私有财产权，至今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障；人民的迁徙权、工作权因为户口之类的人为障碍，也无法实现；人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则因为没有政党政治的自由也无从保证等等。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不是应该高举毛泽东反官僚与给人民真正权利的旗帜？

当然，在高举毛泽东旗帜的同时，也应该强调这面旗帜只能由党中央来高举，而不应让些宵小来高举这面旗帜为其自己目的服务。我们不应当忘记，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就高举过这面旗帜。从表面上看，他这么做能够提振精神生活、整顿治安、缩小贫富差距，势必会获得民众支持；但理性分析这三项内容，事实上均没有进行严格的法律论证，当中存在非常多漠视法制的现象。比如民营企业家只是因为表达对唱红的不满就遭到报复，数以十亿计的资产被充公当作政府财政收入，俨如一场小文革。而所谓的缩小贫富差距，实际上是透支未来财政支出的寅吃卯粮，三五年后才会看到严重的问题。薄此举乃希望利用民间遗留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来制造对自己的新的崇拜，用30年前曾经欺骗过人民的东西再欺骗新一代国人，甚至将政府变成黑社会进行有组织的犯罪，操控法律为所欲为。更具体说，薄熙来如此激烈地“折腾”，并非是平心静气地解决社会问题，而是有更为急迫的目的，就是累积政治资本，以“更进一步”——具体说，就是为冲击十八大核心领导职位的积累个人资本。这样的高举，当然是该遭到大众唾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