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习主席的执政理念该如何落实

作者：信力建 

2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畅谈执政理念。习近平主席说：“当前，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认为，中国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新的更大发展，从根本上还要靠改革开放。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前行，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在，同过去相比，中国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拓展了。要把改革推向前进，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深化改革，绝非易事。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对于执政一年的体验，习主席说：“在中国当领导人，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作为国家领导人，人民把我放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我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牢记责任重于泰山，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兢兢业业，夙夜在公，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在短短的访谈中，习主席侃侃而谈，旁征博引，对上台一年以来的总结很到位，对中国的现实问题看得非常清晰。要知道，习主席是从基层做起的，深知国家之病根在哪里，从这番访谈可见习主席的执政蓝图正在全面铺开，一场雄心勃勃的改革即将推动，并且很可能在习主席任期内清除积弊，轻装上阵。

“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这番“表决心”不可谓不掷地有声，习主席为民做实事的心意是不容置疑的。只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到底是什么？“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中“责任”的界限又在哪里呢？这些习主席并没有摊开说，但是从习李上台后的举措就可看出，我们概括为：法治与放权。

习主席一上任，首先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靠发展，这是不必争论的。但是，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人民民主基础上产生的国家机关，应当充分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各项宪法权利，以其作为基本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彻底更新陈旧观念，弘扬政治文明，实践民主和法治，才是实现复兴的基础。没有法治作为底色，改革就会陷入人治的混乱之中。

其次，是放权。2014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要求国务院继续把简政放权作为「当头炮」。早在去年3月17日，李克强就任总理后的首个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就提出，本届政府要下决心把现有行政审批事项再削减1/3以上。在11月1日的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又强调，新一届国务院把转变职能作为第一件大事，截止当时，中国已累计取消下放了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上缴国企利润投向民生保障，减少特权、增加平等，深化改革、促进共富……分析认为，一系列新政的提出，改革红利的进一步释放，都表明习李管理团队不断致力促进国家资源、财富的共享，「简政」已成为习李团队治国一年以来的一大特色。

在毫不犹豫“放权”的同时，也让习李收获了相当不错的执政好评。然而，对“圣君”的期盼虽是中国人的一点帝制情结，但在改革开放之后，“个人权利的争取”则当然地取代了“被代表的惯性”。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几乎所有遇到的发展瓶颈的根源都是：人的权利并未得到充分释放，因而阻碍了经济发展的活力。所以许多的矛盾就在于：政府认为管得太少，应该管得更多，由政府去分配资源。权力的扩张无疑挤占了个人的自由选择，于是每个人都成待宰羔羊。但是政府也很委屈：为什么给民众福利，民众不感谢我还拼命要自由？这个议题，如果还没搞明白显然就是缺乏常识。

正如秦晖先生所说，中国目前的问题既不是“自由太多妨碍了平等”，也不是“平等太多妨碍了自由”，因此我们只能追求有更多自由的同时，也有更多的平等。而非追求既不自由，也不平等。因为中国目前是福利太少、自由太少，连平等和自由的底线都没有谈什么复兴民族？

如果这些论述还不够清晰的话，我们举个直观的例子。东西德分而复合后，原来的东德一度为德国的经济带来沉重负担，并使其增长在统一后数年持续放缓。柏林墙被推倒后，西德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支持原东德的经济建设，首先就是在原西德的公民中征收众所周知的“团结税”，也就是说，两德统一以后，为了加速东德的经济建设，在西德的从业者中，按照收入的比例，增收一定的税款投资东德的建设。德国政府采取了包括平衡社会保障、税收优惠、鼓励西部企业到东部投资等一系列促进东部经济发展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对东部进行“输血式”财政援助。除此之外，德国政府更大的手笔是在东部实现了由国家计划经济向社会市场经济的转轨。德国政府在东部经济转轨的方式基本上是以激进、快速实现经济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和稳定化而转向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其核心是快速的、大规模的以重新分配所有权为中心的私有化。这就是“休克疗祛”，其结果是带来了持久的经济滑坡和经济危机，但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产权基础。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是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适当调节和注重社会保障的市场经济，即社会市场经济是一个由国家保证每个个人在暂时性困难状态下仍然能够实现其基本生活需求的市场经济，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典范。换言之，东德普通百姓在一夜之间获得了自由经济所必须的各项人权自由，而这一点。正是东德经济很快走出困境融入整个德国的关键所在。

然而，为什么中国至今没有象东德融入西德一样完全融入世界市场体系顺利完成社会转型？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没有进行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中国的老百姓并没有象东德人民那样获得完全的自由经济所必须的各项人权自由。

中国人现在都把发展和富裕作为第一要务，却没有想到有权利才能争得和保住自己的利益。没有权利的富裕只是沙上建塔水上画画，不说建不起，就是建起来了，也会瞬间化为乌有。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才有“争取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争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来不是一帮奴才建成的”的名言。所以，改革的价值追求为“基本权利的实现”比“富裕”更为科学。在个体人的幸福范畴中，富裕其实并不是最终目的，充其量不过是换取幸福的筹码。用这种筹码砌起来的维护幸福的堤坝对多数人来其实很脆弱，一场大病足可以让这种堤坝顷刻坍塌，一套住房足可以透支终生的幸福。因而，以富裕作为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并不科学。必须回归人的基本需求，立足于有限的资源去看待改革的价值追求，把基本需求在需求系列中划出来，变成一种人人皆有的平等权利。

因此，让全体中国人民拥有追求幸福的“自由权利”，并以制度和政策来保障和实施，才是实现中国梦的不二根基。如果说执政者负有“历史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要不遗余力地努力创造这种机会，以其职权保障这种机会的公平和最大限度的实现。而当中国公民的公平机会得到充分保障之时，就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