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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家媒体的老板是政府,简单来说有两种运营模式:

一种是政府把控内容,宣传政策,巩固权力,现在还包括负责国家的国际形象建立等等,比如伊朗的PRESS TV,俄罗斯的RT,美国也有政府媒体,比如VOA,但是美国法律规定,不能在美国本土广播。

还有一种则是独立运作,充当公共媒体,立场独立,为社会服务,政府勉强算得上是老板,准确点说,老板是公众。被视为做的最成功的,是英国的BBC。也因为是独立运作,所以英国首相卡梅伦会告诉中国观众,他不能命令BBC加快制作《神探夏洛克》,只能转达大家的要求。

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自然承担着宣传政府政策的责任,所以大家并不需要过多用专业媒体的标准去要求和看待。不过也因为这样,就很难责怪外界,对于央视的报道,总要多出一些报道内容之外的解读。比如关于东莞色情业的暗访,会有很多的猜测,是否罪翁之意不在酒,是否要针对的目标其实并不是展现在观众眼前的哪些?

这不能责怪人们的多心,因为这是一种固定的套路,这次是不是例外?没有人能够保证,只有时间可以证明。当然,也可能真的是外界过于敏感,就好像央视批评星巴克的售价,也许真的只是觉得很有新闻价值,但是在外界看来,尤其是外国投资者看来,不免像一个信号,政府要对外资下手。没有办法,谁叫这是官媒,而且是国家级媒体报道的?

以往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分析中国的一个通用方式,就是看《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从字里行间,出场顺序还有分秒长短来判断中国政局,揣摩政府到底要传递怎样的信息,这种方法,在中国民间也同样流行。

因为有两种截然不同不同的方式,一直以来在香港,关于香港电台(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RTHK;以下简称“港台”)的定位有不少讨论。既然政府是老板,那港台能不能站在政府对立面?

港台在1970年代制作了《狮子山下》,反映民生,导致当时港英政府不满,但是却也确立了港台编辑独立的公共媒体的身份。回归之后,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政府出钱,自然听政府,而反对方就指出,政府只是上司,全体香港市民才是老板,因为是纳税人的钱。到2010年,政府公布“香港电台约章”,确认港台编辑自主,但要恪守准确发放权威资讯,持平反映意见,不受商业以及政治影响等编辑方针。

既然老板是政府,收入依靠政府拨款或者向受众收费,这样的优势在于,不需要担心盈利压力,不会像商业媒体那样,受到资本的侵蚀,不得不迎合市场。对于那些承担公共媒体角色的媒体来说,可以照顾到社会边缘群体,保证多元议题,补充那些商业媒体觉得亏钱不会去做的内容,满足社会公共福利;对于喉舌媒体来说,可以专心做好宣传机器。

至于商业媒体的类型,其实和国营媒体类似,只不过是由媒体老板决定,到底媒体是为自己所用,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为自己谋取利益,还是为公众服务,成为公器。

当年默多克要收购《华尔街日报》,一群美国记者发起签名运动,要求原本的股东不要出售股份,这是因为默多克经营Fox电视台的手法,让大家担心,报纸会被又一次“公器私用”,在他们看来,Fox的冒起,就在于旗帜鲜明的充当共和党的宣传机器,担心一旦收购,会损害《华尔街日报》的公信力。后来《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出售股权的家族,表示懊悔不已。

默多克收购《华尔街日报》后四个月,原本的总编辑Marcus Brauchli辞职,接替他的,是同样来自澳大利亚的Rorbet James Thomson。老板用自己人做总编辑,这在很多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媒体本身公信力不高,那确实没有人关心,但是如果媒体在行业内被视为标杆,或者承载公众和传媒人的期待,那换总编辑,就会变成公共事件。

如果对人选产生争议,往往是因为新总编辑在业内的名声。(八卦一下,原来Thomson的太太是解放军将领的女儿,当时有八卦媒体把他和默多克相比,发现除了妻子都是中国人,还有很多相似之处。)Thomson在业内名声不错,但是他到任后,其实也改变了不少报纸原有的风格,比如长篇的稿子减少了,我认识的同行,虽然曾经为《华尔街日报》赢得过普利策奖,最终还是离开,去了《纽约时报》。对于媒体,特别是纸媒来说,总编辑很重要,因为日常运作,决定报道那些内容,毕竟不是老板,当然也因为这样,老板总是要找自己信得过的人选。离开的Marcus去了《华盛顿邮报》,在他任内,报纸赢了七次普利策奖。

说到总编辑,对于国有媒体,如果是开头谈到的第一种模式,那人选对公众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只要政府相信自己任命的人选站得稳立场就足够了,总编辑是向政府负责。如果是第二种模式,那人选会很敏感。

日本的NHK,一直以来也被视为编辑自主独立运作的公共媒体的典范,比如虽然日本政府称刺杀伊藤博文的安重根是恐怖分子,但是NHK则坚持使用“韩国独立运动人士”。但是最近,NHK的新任会长关于慰安妇,还有几名经营委员会的委员关于南京大屠杀、二战等的言论,引发巨大争议,而这些人都和安倍私交不错,人们担心,安倍的手,会透过这些好友,伸向编辑部,影响编辑方针。

NHK也是依靠公众的义务缴费维持运作,领导层包括经营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于,12名经营委员会委员要经过国会批准,由首相任命,任期3年,会长则由经营委员会委任,同样任期3年。会长相当于总编辑的角色,负责媒体的日常事务,也因为这样,过往不管是委员还是会长,在公开场合会回避阐述进行包含有政治观念的发言,也避免发表自己的个人观点,为的是维护外界对于NHK立场中立的观感。

新会长的言论在日本国内引发NHK是否还能够继续维持中立性的讨论,日本《东京新闻》进行的民调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这不是一个适当的会长人选。虽然NHK受到日本广播法的监管,必须保持立场中立,独立运作,也有民间的监查机构监督播出内容,但是回看NHK的历史,还是无法在政治议题上完全保持中立,比如一个讽刺政客的娱乐节目被迫停止,新闻栏目的调整,都被认为是因为当时的会长和执政党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这次人们对于新会长的不信任,不是没有理据。

最新消息,日本记者协会发表声明,要求会长还有这几位经营委员辞职。在记者协会的声明中指出,除了会长引发争议的慰安妇言论,还有因为他公开表示,NHK的播放内容应该体现政府立场。声明指出,既然NHK是公共机构,那么甄选机制应该更加民主,必须进行改革。

最新的新闻自由排名,在180个国家中,日本是亚洲国家和地区排名第三,第一是台湾地区,全球排名第50名,第二是韩国,第57名,日本第59名,比去年下滑5个名次,主要原因就是在报道核泄漏问题上,对独立媒体的限制,香港下滑2位,全球排第61名。

日本有一部畅销小说,后来改编成漫画和电影,叫《图书馆战争》,讲述政府为了纠正政府眼中民众错误的想法,制定了《媒体良化法》,图书必须经过良化队的审查才能出售,“禁书”只有在图书馆内存在,而为了保护文字思想自由的图书队和坚信需要过滤的良化队展开一场场战争,并且透过媒体揭露了良化队一系列的非法手段,激发社会公众的反弹。虽然是虚构,但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政府的忧虑。安倍最近民调支持率下跌,原因正是因为通过了《保密法案》,不少民众认为自己的知情权被侵犯。

前段时间,有媒体机构曝光两岸三地开离岸公司的名单,台湾商人蔡衍明榜上有名,结果他在自家报纸《中国时报》头版刊登澄清广告,在内页花了半版质疑相关调查机构,并且在旗下的电视台大篇幅报道自己的澄清声明,从读者的角度,到底在看报纸,还是在读公关稿?从新闻专业角度,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当然有人会说,既然是商业媒体,自然老板说了算。确实,如果老板坚持,员工只能公开抗争,如果还不改变,只有离开。只是老板也应该明白,如果想要办成大报,那公信力,口碑,还靠专业的员工,用做新闻,而不是做工具,一点点做起来的。

把媒体当成自己私器的老板,很容易获得政府青睐,因为政府知道,只要承诺给与对方很多好处,自然会帮政府忙,或者不给政府添乱,而且政府也明白,有些媒体批评政府,其实是老板为了增加自己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样的行为,和刊登公司丑闻,然后去要掩口费差不多。

在有些地方,和政府作对自然没有好果子,会被迫关门,会招惹官司,会失去采访政府官员的独家机会,当然还有一种隐蔽的做法,那就是政府在背后鼓动广告商撤广告,让依赖广告收入的商业媒体失去收入来源。1998年有一套日剧《新闻女郎》,女主角是一家商业大台的当红主播,为了新闻真相,不惜得罪政商大佬,也就是电视台的米饭班主,至少是电视台老板不敢或者不想得罪的势力,最终被炒鱿鱼。当然,结局是温馨的,女主角在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台坚持自己的新闻理想,并且获得业界认可。虽然只不过是电视剧,但是正是这样的故事,完成了我对新闻自由的一种启蒙。

其实商业媒体的老板公器私用,或者充当政府宣传机器也不可怕,就好像默多克当年站在布什政府一边,但是选举一过,民主党的奥巴马上台,没有永远的靠山。而且就算Fox站在共和党一边,毕竟还有其他媒体站在民主党一边,或者选择不站边,不至于让大众只听得到一种声音。

在任何地方,党派、左右派透过自己的媒体发声都没有关系,只要各自渠道畅顺,当然理想的状态,是能够让中立的媒体有生存空间,只是现实问题是,走中立路线的商业媒体通常难以为继,这个时候,公共媒体就显得非常重要。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相比,在公共媒体上落后很多,虽然有业界联盟的PBS之类,但很显然,内容并不丰富。

斯坦佛大学教授Shanto Lyenger有一本教科书,叫做《Media and Politics, a citizen guide(媒体和政治,一份公民指引)》。根据他的研究发现,美国媒体,尤其是电视台娱乐化严重,导致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兴趣减少。不过我推荐这本书,是我更喜欢这本书的出发点和目标,就是教授公众如何用批判性思维去看待媒体,了解权力和资本对媒体的影响,了解政府和政党以及资本如何利用媒体,媒体又如何影响政治、培养公民素养。

最可怕的情景,就是只有一种声音。如果只有官方媒体,但是不提供公共媒体服务,也不允许商业媒体存在,那结果可想而知。但是如果有很多商业媒体,那身为受众,需要关心这些媒体背后的资本到底是谁,因为很有可能,众声喧哗,但是原来唱的还是“同一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