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高全喜：回望夏道平

　　 一

　　 1960年的”雷震案”在1949年之后的台湾政治史和20世纪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史上都留下了浓重的墨迹。自1949年台海分隔之后，台湾在蒋氏父子和国民党的控制之下走上了不同于大陆的”戒严戡乱”体制–这是不同于大陆的”非常政治”的另一种”非常政治”。台北的《自由中国》杂志自1949年11月20日创刊至1960年9月4日被台湾”警备总部”借”雷震案”查禁，十一年间共出版二十三卷二百四十九期（第二十三卷只有五期），在台湾当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政治氛围中团结沟通了岛内整整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上自挂名或出资支持的胡适、杭立武、王世杰、毛子水等政学两界的名人，下到实际负责的雷震、殷海光、夏道平，外加上张佛泉、周德伟、聂华苓、许冠三、傅正等撰稿人或参与讨论者，在”风雨晦冥期”（夏道平语）的台湾岛内形成了一个独树一帜的自由主义知识人团体。

　　 在《自由中国》杂志的实际主持团队之中，雷震和殷海光的大名现在已在大陆学界广为传播，尤其是殷海光的著作十几年前就已在大陆印行流传，雷震的事迹也藉由范泓先生的传记而为很多大陆知识分子所熟知。大陆人所不甚了解的，乃是《自由中国》杂志的实际主持人之中，除了雷震和殷海光两位，还有一位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翻译家夏道平。夏道平曾任《自由中国》杂志主笔，与胡适、雷震和殷海光并称为《自由中国》杂志的四大撰稿人，一生以倡导自由民主和经济自由理念为职志，是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夏道平生前将自己的经济学论文和政论编成《夏道平文存》三卷在台湾出版，分别是《自由经济的思路》、《自由经济学家的思与言》、和《我在<自由中国>》。2013年初，大陆版的《夏道平文集》终于由长春出版社出版。大陆版《夏道平文集》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何卓恩和夏道平在大陆的孙子、湖北经济学院教授夏明联袂编辑，是选辑了台湾版《夏道平文存》中若干通俗的文章，并新收入《文存》之外的一些文章而成的。

　　 二

　　 夏道平（1907年－1995年12月23日），湖北大冶人，夏家家境殷实，自小接受良好的私塾国学教育。他在国学教师杜星符的教导下，殿定良好的旧学基础。1929年，夏道平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文学预科，1931年升入武汉大学本科的时候放弃第一志愿哲学系而进入第二志愿经济学系，因为这一偶然的契机而开始系统接受经济学训练。1935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在抗战爆发后跟随武汉大学迁到四川乐山。

　　 抗战中期，夏道平曾至洛阳郭寄峤部军队担任文职军官。到抗战后期，因为战区人事变动而至重庆，任职于战时”国民参政会”下的”经济建设策进会”，任研究室主任。夏道平自承，自己走上自由经济的思路，不是在武汉大学求学时，更不是从军阶段，而是在”国民参政会”任职期间。因为”国民参政会”的副秘书长雷震对夏道平很赏识，两人成为好友。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夏道平到达南京后经雷震介绍结识胡适，就此进入以胡适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圈子。1949年，夏道平随”国民政府”撤退到台北，与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因为《自由中国》的圈子而结识殷海光、张佛泉和周德伟等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

　　 《自由中国》在创刊初期具有很强的官方色彩。蒋介石当时之所以要支持这群自由主义者及其刊物，主要还是希望摆出一个开明的姿态，以获取民心支持，更重要的是获得美国的支持，以挽救颓亡的局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基本上是不相信自由民主这一套政治话语的，在他们这里，民主和自由只是一种话语操纵，用以维护既得权力和利益。所以，《自由中国》旗下的知识分子与台湾蒋介石政权之间的关系本就是一种临时的结合，分道扬镳只是个时间问题。早在创刊初期，这批知识分子就对蒋介石政府心存戒心，因此才坚持要拉胡适来做”保护伞”。他们并不是完全依附于蒋介石或者国民党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也不屑于创办又一份机关报，成为国民党的喉舌。所幸，正是这种貌合神离的关系，潜伏下了这个刊物及其知识分子群与蒋介石统治集团越来越多的冲突，从而也造就了作为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一面旗帜的《自由中国》。

　　 《自由中国》出版发行十一年间，夏道平与雷震、殷海光等人一样，厥功甚伟；同时，夏道平的个人命运也与《自由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按照夏道平后来对聂华苓的讲法，《自由中国》之所以能维持十一年，是因为有一把”保护伞”和一辆”火车头”，”保护伞”是胡适，”火车头”是雷震。但根据聂华苓的分析，《自由中国》的维持与运作，也离不开夏道平的不温不火和折中斡旋。夏道平一度是在雷震、殷海光的激进和毛子水等人的温和保守之间进行协调斡旋，而雷震作为也明了夏道平在《自由中国》同人中间的这一功能与功劳，在《自由中国》刊发重大现实题材的文章时，必找夏道平共同商议策划。

　　 《自由中国》十一年间总共出刊249期，社论共有429篇，其中116篇出自夏道平之手，其他尚有不少夏道平以本名或笔名写的和译的，以及早期刊出的若干短评。此次大陆版《夏道平文集》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夏道平执笔，于1951年6月刊登在《自由中国》第4卷第11期的一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这一篇文章是《自由中国》十一年历史中的一次重大事件。该文揭露政府情治机关以金融票据做局，事先设计诱民入罪的案件，一旦有人上钩就立即以扰乱金融类罪名逮捕送交军事审判，然后向上级套取奖金，并按规定百分比截留被捕者的”赃款”。 《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刊发之后，《自由中国》遭受到台湾”保安司令部”等军方单位巨大的压力，最后不得不写了一篇新社论《再论经济管制》并经陶希圣大加修改，发表在《自由中国》第4卷第12期上，作为有悔过色彩的”遵命文学”。远在美国的胡适对《再论经济管制》的”遵命”色彩十分不满，连写两封信给雷震，要辞去发行人的头衔以示抗议。胡适指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是创刊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再论》一文一定是迫于当局压力写出来的文章，”自由中国不可没有自由，不可没有言论自由。”胡适此信，某种意义上是给《自由中国》撑腰，雷震等人把此信公开发表在《自由中国》杂志上，以强烈抗议当局压制言论自由的做法。当时的台湾蒋介石政权正在借助胡适争取美方援助，而且政府内部陈诚正与掌控情治系统的蒋经国发生角力，所以此事最终以政府当局的妥协告终。

　　 1960年9月，蒋介石谋求”总统”三连任，官方放出的试探信息遭到强烈反弹，雷震等自由主义者试图筹组反对党。此时夏道平在《自由中国》上以社论形式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讽谏当局，标题有《蒋总统不会做错了决定吧？》、《好一个舞文弄法的谬论–所谓修改临时条款并不是修改宪法本身》、《敬向蒋总统作一最后的忠告》、《敬告我们的过大代表–团结、法统、政治买卖》、《怎样才使国大的纷争平息了的！》、《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

　　 “雷震案”发后，台湾戒严警备当局查禁《自由中国》杂志。此后夏道生低调退出政治，而专心于译介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著作，先后在台湾政治大学、东海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等高校任教，传播奥地利学派的自由经济理念。从大学退休之后，在”中华经济研究院”担任特约研究员，1989年因病退隐。晚年的夏道平与晚年的殷海光相同，由研究奥地利学派的自由主义而进入信仰领域，皈依基督教。在去世前一年的1994年7月，夏道平在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经济前瞻》杂志上发表《自由主义与宗教》一文，坦承自己是由知识层面通往信仰层面，将基督信仰作为自己求知欲的最后归宿。此次大陆版《夏道平文集》就收入了这篇文章。

　　 三

　　 夏道平的平生行迹，大致可以概括成参与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活动和译介奥地利学派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著作两端，而这两端，又统一于自由主义的理念和旗号之下。上文勾勒了夏道平1949年之前在大陆与雷震、胡适等人过从以及1949年后在台湾参与《自由中国》办刊事迹的过程。下文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理念与主张。

　　 无论是古代的家政学，还是近代的政治经济学与国民经济学，还是19世纪末”边际革命”以来的现代经济学，都有着各自严格的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宏观上说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首先，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性质上主张主观主义，反对客观主义。自19世纪末”边际革命”以来，主流经济学大量采用数学和数理逻辑作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试图以与物理学相同的范式和方法来处理人类社会的经济事务。这种物理学式的社会政治哲学方法就被称为自然主义或者逻辑实证主义，而奥派经济学人称之为客观主义。所以奥派在经济学中主张的”主观主义”，不是我们日常作为贬义词来说的主观主义，而是反对将经济学物理学化这个意义上的主观主义。奥派经济学的”主观主义”实际是以人的科学和人的行为（human action）反对社会政治哲学领域内的物理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

　　 其次，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来反对方法论的集体主义，主张对个体意义上的人的行为（human action）的研究，反对统计学意义上的集体考察和目的论意义上的历史集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末世论的历史集体主义的经济学，西方主流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也有赖于建立在宏观经济和统计学基础上的集体主义。奥派经济学在这里倒是旗帜鲜明的主张个体主义的哲学视角，在此与霍布斯和洛克的个体主义政治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反对历史主义，主张人的行为本身所具有的理论演绎结构。奥地利经济学派创始人门格尔之所以开宗立派，就是在19世纪末与德国社会政治哲学领域的历史主义思潮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反对将社会事物包括经济事物化约为历史主义的时代演变。到了奥派后学、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那里，提出了”人的行为”（human action）的概念，认为人的行为本身具有与历史变迁无涉的先验的理性结构。米塞斯著有Human Action一书，夏道平先生在七十年代呕心沥血四年，将之译为八十万字的中文本在台湾出版。中文世界通常将human action翻译为”人的行动”或”人类行动”，但是夏道平先生在其中译者序言中特意说明，奥地利派学说中的human action有其独到意义，按照奥派语境译为”人的行为”更为贴切。”《人的行为》译者序”就收入《夏道平文集》第185-189页。

　　 第四，在对人的行为（human action）的研究方面，奥地利学派始终与哲学上的先验论和心理主义有纠缠，始终面对先验演绎与经验内容的关系问题。奥派创始人门格尔在此主张的是亚里士多德主义上的实在论和本质论；第二代维塞尔坚持康德主义和心理主义（”应用心理学”）；第三代米塞斯开辟形式主义的先验论路线，主张行为（human action）与理性的同质，认为行为的先验逻辑结构与思想的先验逻辑联系在一起；第四代传人哈耶克偏离米塞斯的形式主义先验论，走向卡尔波普的证伪理论；另一位第四代传人拉克曼则主张奥派方法与韦伯的”理解的方法”的融合。当代奥派有些人主张奥派方法是”解释学的方法”，走向多元主义的局面。

　　 以上四个要点中，前三点是对于中国人比较清楚的，在政治哲学范围内基本上能得到理解；第四点则涉及到哲学史上新康德主义、心理主义、现象学和逻辑实证主义几派的关系，不能不说华人世界的奥地利学派研究尚不能深入这个领域。

　　 四

夏道平译介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和社会政治哲学著作始于1957年。当时他的友人詹绍启从美国寄来的杂志中有介绍米塞斯《反资本主义心境》一书的摘要，引起夏道平的兴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