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的犬儒主义

2014-01-16 

邹思聪的新闻笔记

注:今天看了《财经天下》关于冯仑的采访,“我不赞成商人去做商人以外的事情”。看到胡泳老师说,“什么是犬儒,这是个标本。”其实,我不反对冯仑说,媒体和公知不应该绑架企业家,这是企业家个人的自由,但是冯仑认为所有企业家都应该像他这样,对那些不在商言商的企业家,比如王功权,他是持否定态度的,这其实是自我反对的逻辑。

冯仑的访谈,处处透露着他所谓的“惯看秋月春风”,处处透露着于此之中,如鱼得水的自豪,并且为自己有闲暇了解一些冷僻的知识(“殡葬”等)而感到心满意足。

于是,在这里正好也推荐一本书,《俄国人》,曾经的内部发行书籍,在新浪爱问的共享资料上可以下载。

下面的文章是《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这篇文章的节选部分,与此书相关。可在互联网搜索全文阅读。

前苏联的犬儒主义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写于1976年的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共产主义。

首先,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相信。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我们的领导人,把共产主义看作一种象征,用来判断其它人是否忠诚。”(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

一位高级编辑说,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

这位编辑还说,社会上的几乎所有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正式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矛盾的复合体。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他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著称而得意。

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由于正式场合都是逢场作戏,社会看上去毫无改变的希望,许多俄国人就产生了看破红尘的态度,物质主义开始泛滥。人们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多享受一点生活吧!”

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大人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起初,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很多人竟然也认同政府的行为。

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

“第一,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前者,使得前者看上去不那么高尚,这样才能使自己显得不那么堕落。”

“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演戏。他们好像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真正追求真理。那些异议人士,很可能就是一些撒谎的骗子。”

“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由于人们普遍互不信任,利用这一点,就能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的欺骗性宣传,所以也就不必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正如一位数学家所言:”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社会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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