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钱永祥先生,在七十年代亲身参与了台湾学生运动,此后一直从事政治哲学的研究。他认为尽管经历很多挫折,但台湾的政治转型基本完成,而由此带来的道德进步也是可以清晰分辨的。

 

▍1971年的保钓运动,其意义在于把学生运动第一次移到了台湾。学生胆敢聚众游行,是从保钓运动开始的。保钓运动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成果,但却在校园里注入了关心现实、关心政治与社会议题的意识,年轻一代开始探讨社会问题、政治体制问题。

 

▍1979年尾的《美丽岛》事件导致很多人被捕坐牢,但是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大学生维持了党外运动的生机,他们串联组织,前仆后继地办了众多的党外刊物,一直到1986年民进党成立。

 

▍台湾社会经过了这几十年的冲突,其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学什么?学习社会中成员的相处之道:对其他人,你不用去喜欢他、认同他,不用觉得他是我的同志、同胞等等,这都是很多余的。你只要把对方当成一个跟自己平等的人就行了。

 

钱永祥像 李媛绘

 

上海书评:在您看来,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中,最主要的动力是什么?

钱永祥:台湾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族群的矛盾。由于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台湾的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外省人的手里,这部分人占全台湾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其他百分之八十八都是本省(台湾本地)人。历史原因使然,本省人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观与外省人有一些地方不大相同。由于权力集中在外省人手里,所以本省人有很强烈的疏离感。本省人主要走中小企业的发展道路,形成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取得一定的经济力量之后,自然对政治权力的分配有高度的不满,到他们出来要求民主化的时候,造成的冲击力量就很大。台湾如果没有这种族群矛盾,民主化进程会是什么方式,就很难想象。

 

在台湾,所谓“反对者”与“统治者”的矛盾,正好契合族群的界线。族群的区别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族群议题一旦成形,“我们”与“他们”就分开了,阵营的区分非常明确。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族群的冲突已经无法压制,反对国民党的形势已定,蒋经国觉得局面维持不下去,希望和平地转移政权。如果当时用冲突、镇压的方式,后来台湾的情况就会非常悲惨。

台湾民主化的另一个动力是台湾的政治环境使然,民主成为唯一的选项。国民党维持在台湾统治的正当性,唯一的说法就是“民主反共”。在当时的冷战形势下,“反共”正好配合了美国在东南亚的需要,所以得到美国的支持。为了“反共”,所以台湾人民要接受国民党的统治,“中央民意机构”三十多年不用改选。

 

因为台湾把自己作为冷战中“反共”的先锋,所以在价值观上,一定要走西方的道路。虽然体制没有民主化,但是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一是要“反共”,再就是台湾属于自由民主的阵营。这个观念从小就是灌输的。在这个局面下,宪政民主、自由主义的民主,是大家心目中的唯一道路。台湾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其他选择。当时,在拉美和东南亚也有独裁政权,但在冷战的背景下,都把自己归为自由民主阵营。

上海书评:台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些重要的刊物,如《自由中国》,它们对台湾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起到了什么作用?

钱永祥:国民党来到台湾后,第一件事就是清除台湾本土的左翼势力,清洗从大陆到台湾的有左派嫌疑和背景的人。五十年代的台湾确实是白色恐怖,抓了很多人,枪毙的人数很难估计。比如在台湾很有名的广播剧导演崔小萍,1968年被抓,判刑多年,只是因为当年山东有个共产党的话剧学校的学生与她同名,就因此被当作左翼嫌疑抓起来。我在读高中的时候,美术老师与工艺老师一夜之间就不见了。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国民党对左派的镇压很厉害。能公开宣讲的只有民主、自由之类的“反共”观念。

《自由中国》从创刊到被禁,历时十年,出了两百六十期,对台湾民主化的进程发挥了奠基的作用。创办人雷震本来是负责国民党统战工作的,在南京时期相当于大陆的政协秘书长。他与当年第三势力的人士都有接触。因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痛定思痛,觉得需要加强思想上的“反共”工作,所以鼓励《自由中国》的存在。

 

但到了1953年,这份刊物却开始扮演反对派的角色。《自由中国》在思想上对自由主义并没有很深入、系统的想法,只是宣扬二十世纪西方政治的常识,比如宪政、法治、两党制或多党制、公开的选举。但对五十年代的台湾,这些已经是相当激烈的言论。在当时的环境下,《自由中国》把这些观念配合了台湾的现实,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影响不止是它存在的那十年,而是延续下来。

 

我自己读高中的时候,在旧书摊上找到这些旧杂志,打开来读,还是觉得那些言论有当下的意义,冲击力很强。我有个朋友在报社写政论,他说对报社新进的记者,要他们了解台湾政治的沉疴,最好的训练就是把全套的《自由中国》翻一遍。《自由中国》对台湾问题的诊断,一直到八十年代初都是有效的。这些朴素的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用平实的语言,配合台湾的现实,销路非常好。五六十年代读大学的一批人,受《自由中国》的影响最大。

《自由中国》被查封之后,台湾进入了一个高压灰暗的时期。随后虽有《文星》的出版,但《文星》不是政论刊物,而是文化刊物,对现实政治的冲击力比较间接,但仍然酝酿了新的思想氛围。比如李敖写老人应该交棒、全盘西化等,在当时台湾的环境里,能打破沉闷的气氛,带进新鲜的空气。在当时台湾的环境里,李敖带来的思想上的启蒙作用,必须加以肯定。《文星》1965年被迫停刊,前后出版了九十八期。到了1968年,又有《大学杂志》,堪称台湾批判性言论的第三代,延续了雷震、殷海光等台湾第一代自由派、《文星》为代表的第二代自由派的启蒙事业。

 

上海书评:与《自由中国》同时,徐复观先生也办了《民主评论》,宣传新儒家的思想,这对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是否起到调和的作用?

钱永祥:《民主评论》的针对性不强,而且主要是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立论,与台湾盛行的“五四”世界观稍有区隔。就这一点而言,《民主评论》的影响远没有《自由中国》大。同时除了徐复观先生,台湾的新儒家与党外运动是有较大距离的。

 

何况,1965年,蒋介石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国民党表现出来一方面是西化(现代化)的政党,一方面又强调自己是中华文化的守护者,道统(以及政统)在兹。所以大陆“文革”开始时,国民党反应很积极,认为自己继承了儒家的道统,比中共更有资格承继整个历史中国继往开来的使命。这种情况之下,儒家与国民党较有“选择性的亲近”,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作用相对有限。

上海书评:在1949年之前,左翼人士就一直在批评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左翼思潮的传统在台湾有延续吗?

钱永祥:左翼思潮在五十年代已经基本被暴力清扫光了,在冷战时期的台湾,任何开明或具有反对意识的人士,多少总是在广义自由主义的脉络里思考与发言的。国民党认为在大陆吃了亏,所以在台湾对思想工作的掌控做得非常彻底。日据时代台湾本地有左翼思想,但我自己从来没有接触到。

 

台湾那时完全抹煞中国近代现代文学史,国文课本里就是古文,充其量是朱自清、徐志摩。我高中的时候在旧书店买到了鲁迅的小说,那是禁书,持有者抓到了算“为匪宣传”罪,至少要判三到七年徒刑。台湾作家刘大任的小说《浮游群落》,曾写到这种年轻人在旧书店购买左翼书籍的紧张情节。我看了鲁迅的书,才初次知道中国三十年代有这样一个左翼文学传统,对我产生强烈的冲击。

我接触到左翼思想后,兴趣浓厚。我们把国民党反共出版物,比如“匪情专家”郑学稼的《中共兴亡史》,当成认识共产党的途径。1960年代后期,陈映真先生的影响很大,他从日文书籍里看到西方的变化,并以文学的形式介绍给读者。1965年越战升温,1966年西方爆发反战的学生运动,一整个世代的年轻人向左转。台湾的消息虽然不多,但仍有人设法了解西方左派的世界观,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时在台湾,左派的信息以这种形式渗透。

 

1966年,大陆“文革”开始,台湾的报纸报道得非常详细,因为在国民党看来,这是中共在自掘坟墓。“文革”是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激进政治实验,一个政权可以炮打司令部,可以鼓励群众反官僚,红卫兵可以出来挑战体制,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难以理解与想象的。

虽然这些左翼的思想在台湾并没有形成思潮,但是像我这样兴趣浓厚甚至于有所向往的人,在当时的台湾可能并不是少数。

上海书评:您在台湾大学曾参加了保卫钓鱼岛的学生运动,这个运动对台湾民主化进程起到什么作用?

钱永祥:1971年的保钓运动,其意义在于把学生运动第一次移到了台湾。在此之前,由于在大陆上的惨痛经验,国民党对校园管制得非常严密。保钓由台湾在海外的留学生发动,岛内校园也自发地产生了护卫国土的诉求。学生胆敢聚众游行,是从保钓运动开始的。保钓运动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成果,但却在校园里注入了关心现实、关心政治与社会议题的意识,年轻一代开始探讨社会问题、政治体制问题。

台湾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为稍后的党外民主运动培育了第一批骨干。七十年代后期,有大批年轻人参加党外运动,都是当年在大学里受到过反抗意识启发的学生。

上海书评:这个阶段的反对运动,与早先《自由中国》等国民党的批评者有什么不同?

钱永祥:1960年雷震被捕,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开始与台湾本省籍的政治人物结合,要组建中国民主党。在当时的台湾,外省人批评时政,鼓吹民主,只要不涉及“领袖”个人、不要质疑“反共”国策、不非议党中央,其实关系不大。但雷震与台湾本土的政治人物在一起倡议组党,则是犯了大忌。

这个事实反映了台湾族群关系的历史状态。《自由中国》、《文星》、《大学杂志》等具有反对意识的刊物,主事者都是外省人、知识分子,但1975年创办的《台湾政论》,则是第一次由本省人、地方政治人物主其事。虽然这份刊物很快就被禁掉,但本省人的政治意识已经成形,开始集结。1979年,《美丽岛》杂志形成了全岛的连线,代表了台湾本地族群的政治意识已经成熟。年尾的《美丽岛》事件导致很多人被捕坐牢,但是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大学生维持了党外运动的生机,他们串联组织,前仆后继地办了众多的党外刊物,一直到1986年民进党成立。

上海书评:我们通常会说国民党是党国一体化的威权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为什么反对派还有那么大的活动空间?

钱永祥:威权体制以暴力镇压社会,但与希特勒的法西斯体制或者苏联式的极权体制仍有性质上的差别。虽然国民党也有主管意识形态的文化宣传的部门,但国民党算不得一个革命政党,其组织形式、意识形态也都没有贯彻列宁式的原则。国民党当然是党国体制,可是由于自居为民主政体以与共产党对抗,它的国先于党,政治独裁却没有社会专政,在党国体制之外,仍然存留着一个相当广阔的社会空间。国民党在台湾有绝对的优势,但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么多异议刊物,国民党并没有办法完全压制住。

 

此外,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不管统治者如何专断横行,却无法控制所有人的生计,总有机会不用靠它吃饭。台湾有些老政治犯,在绿岛关了十几年,出来之后,到老朋友的公司里兼差糊口,不会因为政治原因而走投无路。我们看到,威权体制的民主转型,可以渐进地发生,而极权体制往往要经过从上崩溃或者从下革命这两种急剧变化,原因即在于前者多少保留了一些反对力量的运作空间,容许整个体制缓缓调整,而后者却只能等待堰塞湖的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台湾的民主转型之所以平顺,与国民党的威权性格,是有本质上的关系的。

上海书评:您近年来强调“道德进步”的概念,认为民主体制有助于道德进步,可是我们在《新闻联播》里看到台湾的“立法院”会议,总是在打架。道德进步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钱永祥:台湾的民主运作,可以批评的地方很多,至于在议场里打架,则是政客的廉价表演,不必太理会。他们只是民主化的受益者,并不是民主生活的主体所在。一般而言,我很喜欢用“集体学习”这个概念形容台湾的民主发展。台湾的民主化已经三十年了,最激烈的冲突是八十年代,那时候满街在打,似乎敌我斗争。可是回头看看走过来的这几十年,我觉得这是台湾社会的“集体学习”过程。你即使不到街头去游行,看新闻也都是这些事情,大家都在耳濡目染,在学习民主应该是怎么一回事。

 

台湾社会经过了这几十年的冲突,其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学什么?学习社会中成员的相处之道:对其他人,你不用去喜欢他、认同他,不用觉得他是我的同志、同胞等等,这都是很多余的。你只要把对方当成一个跟自己平等的人就行了。民主化的过程,让台湾人学到了一些很起码的相处之道,人与人之间比较平等、尊重、容忍,在我看来就是学习民主生活的结果。

民主是不是好东西?其实,我不太关注民主能带来什么好处,因为我给民主提供的哲学论证不在于效益,而在于权利:民主首先是国民的权利。举个例子:言论自由当然是好东西,因为言论自由有助于我们减少错误、接近真理,这是一个效益或者说功利的理由;但是,抛开这个功利的理由,我作为人,如果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想法,即是我的人格不可能完整地呈现,这是对我人格的否定。

 

这是一个权利的概念。同样的道理,民主首先是权利,它追问这个国家是谁的?这个国家如果是人民的,人民就一定有权利在里面表达意见,形成影响,这是我自己对民主的辩护。

但我也很重视民主的效用,认为民主有助于改善一个社会的道德质量。我觉得社会之间确实有好坏之分,社会本身也的确有道德上的进步可言。怎么来评估社会的好坏或进步呢?用别的因素来比较都有所偏颇,因为诸如经济发展、国家实力、文化厚薄等等标准,都着眼在集体或者群体,不会注意到个人在社会里的遭遇与命运。

 

但我比较关心的是,就个别人本身而言,今天比一百年前、五十年前,承受的暴力与痛苦是不是比较少、相互之间的地位是不是更平等?这个关心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我们处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相对主义盛行,事情的好坏似乎难有定论,我担心因此我们会放弃对社会正义的追求。

 

我想用“道德进步”这个概念,来维系这种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很多人谈道德的时候对个人要求很高,强调个人道德品质的提升,但是我不相信道德圣人之说,不信任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道德进步”这个概念,着眼于痛苦与平等,旨在减少人间的暴力与人们相互的压迫和歧视,其实是很平实的理想主义。

所以,今天的这个社会和五十年前的社会相比,只要人际关系变得比较平等,就算有了道德上的进步。道德的关键原则就是平等。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我们能对每个人的利害都作平等的考虑,这个社会就是比较进步的社会。如果我们的社会中有压迫、有歧视,某些人的利害没有获得平等的看待,这就是一个比较糟、比较落后的社会。在美国还有黑奴制度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比较糟的社会,因为还有几百万黑人被剥夺了权利,白人的地位比他们高,白人的利益比较优先。

 

回到中国一百年前,那时候不是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男人的利益比较优先,而女人的利益比较不重要。那么当然,中国今天的社会一定是比起一百年前、五十年前进步的社会。在什么样的意义下进步呢?就是社会的女性成员的利益和男人的利益取得了一样的地位。

 

今天政府在做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把女人的利益也列入考虑。十九世纪爱尔兰的一个思想家勒基曾说,人类的道德发展的历史是一个在扩大的圈子。“有一度,仁爱之情只限于家族,但很快,这个向外扩张的圈子先容纳了一整个阶级,然后容纳了一整个民族,然后容纳了多民族的结合体,然后纳入了整个人类,最后,它影响到了人与动物世界的关系。”在古代,人们道德考虑的范围很狭窄。但随着人与人接触的增加,道德考虑的圈子扩大,昔日的异类逐渐纳入圈子,成为自己的同类。我所讲的“道德进步”就是这个圈子在扩大,这个社会被排除到利害考虑圈子之外的人越来越少。

上海书评:那么在您看来,台湾完成民主进程后,道德进步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钱永祥:台湾的民主化过程有三个后果。首先,社会怨气的减少,民主化之后社会的紧张程度降低了。此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地位悬殊,被统治者受到压迫,利益受到损失,却没有能力抱怨、抗争。民主化的贡献就是让人民可以抗议,心里的这种怨怼感、疏离感降低。

 

回到台湾三十年前,大家都安安静静的,但心里很多事情不高兴,对政府的无能、贪污,他们没法公开讲出来。民主化就是使人的抱怨有了出路。当人们把这些怨气表达出来之后,怨气就没那么大了。也许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但是不要紧,人们至少把自己的声音说出来了。

第二,民主带来了更明确的行动规则,人与人之间互动、交往的规则变得明确了。社会上总有歧见与冲突,可是解决冲突的规则阙如,或者虽有规则却不受信任。民主化本身提供了一套明确的规则,又因为赋予每个人平等的权利与义务,让每个人拥有一样的参与权利,歧见与冲突虽然更形明朗,其解决的耗费却也更为减少。

第三,社会达成了更平等的公共气氛。我们承认,族群、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几方面的差别永远在社会上存在,并且几乎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台湾的族群、统独冲突即为例证。但是“公民”的身份旨在既承认、维系这些差别,而又在社会成员之间建立一种对待与合作的关系。“公民”身份由每个人所拥有的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来界定,由此保证所有社会成员的平等。各种差别在“公民”的身份中得到了更高的综合,让它们不再变成相互歧视、仇恨的借口。

 

台湾的民主化,归根究底,就是用公民的身份压倒了族群差别。台湾的道德进步,取决于它是一个相当平等的社会。当然台湾还有严重的贫富差距、南北差距、权力差距,有身份与阶级的差距,但是这些差距的意义在降低,并且正受到公民这项身份的严正挑战。比如只要是台湾的公民就能参加健康保险,每个人医疗的保障是一样的,健康最基本的条件就受到保障。由“公民”身份所带来的平等,让我们不会把他人作为异类,我可以不喜欢你,可是我不能歧视你,你受到的公共的待遇不会比我差。

这就是我所谓的“道德进步”,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了平等考虑。从上面三个角度来讲,台湾的社会是进步的,不会再像三十年前有人因为太穷而不能受教育,有人因为太穷不能看医生,有人因为残障不能出门。特别在过去十年里台湾的社会比较平和,人与人的地位变得比较平等,我觉得和民主化有关。

 

▍采访人黄晓峰、丁雄飞,文载2011年11月12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