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荣 | 《亡国不要紧,只要银子真》

亡国不要紧,只要银子真


 


 

冯学荣


 


 


 


        
“亡国”这件事,有人在乎,也有人不在乎,当然,不在乎的人,嘴上往往也说得很在乎,而私底下却往往是另一套。


 


        

出版社《金花其人》这册史料,记录了以下一个被尘封的故事:


 


        

庚子年那会,八国联军杀入北京。德军统帅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由于人生地不熟,
京城名妓金花代他采购军需物品。金花于是了。


 


     
 这个
“商机”,像长了翅膀似的,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有
不少胆子大的中国开始通过金花,向德军


 


       
些供鬼得很,他们知道洋人不熟悉中国物价。于是,他们纷纷哄抬价格。例如:一个,要喊高几十倍的价卖给。不少中国商人通过这一段时间“资敌” 买卖了一的“国难


 


      
 亡国在即。发一笔国难财。拥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但在民间有,在清军中也有。
玉祥在《我的生活》里,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


 


       

清兵奉命抗击八国联军,不支,从北京城向保定方向逃。


 


       
其中,清
军 “军” 的官兵,在逃的程中,看一个富戴着两个金子,于是喝令她交出来,那女子性格倔、不肯交出。清兵大怒,抽出刀来,将俩金镯子同女的手臂一起,整个给卸了下来。


 


       
不料,这两个血淋淋的金镯子,引起了身边“战友”的眼红。于是,十分荒唐的一幕发生了:军中因为这两个抢得的金镯子,发生了火拼,你抢我,我抢你,一场混战之后,死伤枕藉。两个金
子,害了整整一个的兵。


 


        
国土沦陷,对有些人是坏事,可是对另一些人,则是机遇。庚子年战乱,俄国军队趁机杀进中国东三省,清军不敌,东三省的清政府衙门,纷纷关门打烊,这时候,东北大地,出现了治安真空。


 


       
草莽英雄张作霖,瞅紧机会了:衙门没了,我来保境安民!


 


        
于是,张作霖招兵买马,然后沿着各个村子,挨家挨户,干什么?收取“保护费”:现在衙门不是没了吗?咱东北不是土匪多吗?没问题!有我张作霖保你!你只要交了“保护费”,我张作霖保你平安!


         
 这张作霖呀,就是这样起家的。


       


         
当年,发国难财的有许多人,张作霖这一笔,发得还真有点人模狗样的。


 


       
 在亡国之际,不但有些老百姓、土匪、丘八忙着发国难财,就是在满清贵族的圈子里,也有不少人在纸醉金迷。
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里面,记载了光绪皇帝的弟弟——的一件往事。


      
辛亥年伊始,
当上了“大臣”。当年的海军大臣,一项重要工作,是到欧洲采购军舰。的做法常常是:没看、价钱还,首先向洋鬼子伸手索要回扣。


      

洋鬼子的社会有新自由,者多,触角广,嘴巴大咧咧,才不给你面子个腐,很快就在国媒体上曝光。因此,名中外。


        
亡国在即,掌权者还在疯狂敛财。所谓日落黄昏,大概就是这个景象了。


        
果不其然,不出一年时间,大清王朝就轰然倒台了。


       
 
武昌起义一声枪响,与北京近在咫尺的滦州,清兵也造反了。北京的满清王公大臣们,顿时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此前吃、拿、卡、要积累的横财,这下要亡国了,这钱,要往哪儿放呢?


       
这群满清贵族们还有一丝理智:往英国人的银行里放!为啥?英国人信得过。至少,他们当年是这样想的。


       
于是,这些满清王公们纷纷将自己的巨额钱财,存到英资“汇丰银行”北京分行。


      
这外资银行哪,见到存款量突然剧增,现金供过于求,于是宣布:“不但不支付利息,而且还要收取存款服务费。”
这群走投无路的满清王公们,连忙说:“我交!我交!多少我都交!”


       
可是,尽管英国人“信得过”,这群王公们忘了以下这一点:人家汇丰银行虽然是英资企业,可是里面的所谓
“理财经理”,华人可多的是。


      
 结果,某些华人“理财经理”
趁此乱世,动了歪念,他们欺负那些满清王公大臣不懂得洋行手续,私自收受了钱款,以个人名义出具了《收条》,然后呢,携款潜逃!


       
许多受骗的王公大臣,后来只好找汇丰银行的洋人行长讨债。洋人行长却推搪说:我可没有收你钱呀!于是,钱就这样打了水漂了。


       
国难财,你能发,别人也能发,不能只许你发,不许别人发。都是中国人嘛,咱有财一起发。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达官贵人们学精了:要存汇丰银行,干脆就存到香港去,那样最保险!


 


       
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唐纵,在《唐纵日记》19391111日这一天,记下了这样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


 


      
《大公报》经调查之后披露:“中国要人”
存到香港银行里的钱,一亿元以上的,有三人;一千万元以上者,有三十人;一百万元以上者,有五百人。这部分“中国要人”的存款加起来,足以供中国军队抗日整整一年之用。


 


       
那么,这批“中国要人”是谁?唐纵显然不敢在日记里写明,以免惹祸上身。


 


      
这个故事,让我联想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当年那些农村娃子出身的抗日将士们,在前方抛头颅、洒热血、与日本鬼子拼死厮杀。而在重庆呐喊“焦土抗战”的“党国要人”们,却将自己富可敌国的财富、存到千里之外的香港外资银行、以备将来有一天中国亡了、好提取这笔钱财、到国外养老去。


 


       
喜欢看横店抗日神剧的中国青年,没想到咱的抗战,还有这一幕吧?


 


        
上梁不正下梁歪。国难当头,在中国的广大农村,不少的地主老财们,仍然是优先维护自己的身家,我管你打日本还是打谁,城头变幻大王旗,你不找上门,我的钱也还是我的。


 


        
这不,
《杨成武回忆录》记录了他艰难筹款抗战的一则往事:


 


        

抗战期间。河北某地八路军杨成武设宴,请当地的地主老财们吃饭


 


       
这地主老财啊,多少都见过些世面,知道这部队长官找上门来,基本上没啥好事,一般来讲啊,是退财的居多。


 


       
于是,老财们
为了自保,在饭桌上纷纷指证席间的大财王莆,对杨成武说:“王财主最有钱!这王财主最有善心!


 


       
在众人的指证之下,
财主知道自己无处可逃,于是只好硬着头皮站起来、假装慷慨陈词:支持抗战,认捐五万元!其他的小财主见状,松了一口气,各自掏了些出来,意思意思就算了。


 


        
这些财主们也许相信:日本皇军不会抢他们的钱财。这个姑且不论,但是,一片国土沦陷,首先四出抢劫的,往往不是侵略军,而是当地的土匪。


 


       
陶恒生在他所著的《高陶事件始末》里面,回忆了他所目击的香港沦陷的丑陋一幕。


 


        
1941128日,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之下,英军从香港撤退。在日军入城之前,香港陷入了半日的治安真空。在这个真空期内,香港的土匪乘机出动,他们对全市的商店和有钱人,展开了疯狂的抢劫,而不少有钱人又不甘心被抢、他们奋起反抗,于是,一时间,香港变成了民匪互相残杀的人间地狱,尸横遍地。


 


        
土匪当然不知亡国恨。


        
广州沦陷之后,日军扶持下的伪政府,贪官污吏一如沦陷之前一样,继续醉生梦死。当年的
广东省禁烟局缉私队队员许耀震,在《广州文史资料第43辑》,写下了如下的一则回忆:


       


1943年,沦陷时期。许耀震到广州市解放中路“纪纲街”某户,查缉私烟。不料,广东省财政厅秘书长卫某,突然从此户内冲了出来,大声喝道:你查什么查呀?老子我抽的烟,正是你们禁烟局的领导送我的!


         
许耀震这才知道:黑幕重重,此地不宜久留,于是,拔腿就逃。


         
国土沦陷,禁烟机构仍然在利用手上的职权,发国难财。


         
当然,私贩鸦片的,还不算是最黑,更黑的事情,发生在围困时期的长春。《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收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19485月开始,长春城被围。城内爆发了饥荒。在饥荒中,有人看到了“商机”。这人将路边的儿童诱骗到自己家里来,杀死,煮熟。次日,他将这些儿童香喷喷的肉,端到街上来叫卖。这个人一共杀死了11名儿童,后来因为有一个儿童逃了出来报警而案发。于是,警察将他逮捕,审讯之后,立即枪决,并张贴了《布告》,以儆效尤。


 

        
当时已经是国共内战的时候。国民党军队也丝毫不知亡国的危险,持续腐败。在
史料《吴国祯口述回忆录》里,上海市长吴国祯,讲述了以下的一些事情:


 


       
有一次,国民党军队将领汤恩伯,找吴国祯哭诉,说自己的部队没有汽油了,很困难。吴国祯于是给汤恩伯想办法、弄了一批汽油给他。不出一会儿,部下就来向吴国祯市
报告:汤恩伯将刚刚领到的汽油、在上海的黑市上抛售牟利了。


 


        
还有一次,汤恩伯索要军饷,吴国祯派人到汤恩伯军中清点人数,事后得知:汤恩伯临时找了些和尚过来、套上军装、冒充士兵。汤恩伯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滥竽充数、向吴国祯多要一些军饷,动机应该是清晰的:中饱私囊。


 


        
不但如此,吴国祯还曾经亲眼目睹:国民政府给国军士兵发工资的钱,从上海一箱一箱地运上船,船只是象征性地在海上转了个圈,又运回上海来了。国军将领们将这些钱取出来、在上海炒货,把上海的物价,都给炒上去了。


 


        
不但国军将领这样做,就是孔祥熙的公子
孔令侃,也参与了这场“淘金热”。


 


        
在亡国之际,国民党军政界的权贵,还在忙着发财。结果,从上海开始,中华民国的金融秩序陷入巨大的混乱,国民经济迅速崩溃,民心大失,国民党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被彻底压垮。


 


        
有些事情,往往要在亡国之后,才能明白过来。


 


        
《湖南文史》第46辑,收录了这样一个故事: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岛之后,命令部下统计撤退来台的国军官兵的总数。下面报上来,是80多万。


 


       
蒋介石看到这个数字,惊呼道:有那么多吗?于是,他让心腹宋达去核查。3个月后,宋达终于核查清楚了:真实数字是55万人。之前各部队的长官,虚报了25万人。


 


      
为何要虚报士兵人数呢?因
为长要贪污 “空饷”。可见,当时国民党军队的“空饷率”,竟然可以高达45%——也就是说:当年的国民党部队,在纸面上每八个士兵,就有三个是假的:查无此人。


 


     
   商女不知亡国恨。亡国不要紧,只要银子真。


 


                              


                              
冯学荣  
2014310日星期一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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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0日, 7:05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