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迄今已整整四十年。虽已走过了漫长的四十个春秋,却由于众多客观因素的制约,尤其 是官方档案尚未开放,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仍然大都只能依靠私人回忆史料。故而,去年底以来,这段历史的重要当事人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的传记、回 忆录先后在境外面世(吴法宪的回忆录早于2006年已出 版),就不能不被看作是研究者的一大幸事。

   笔者始终认为,对私人回忆类史料,应该从两方面去认识。一方面是其重要性之不可忽视。诸如“九一三”当 事人、当事人的亲属、当事人身边工作人员多年来披露的个人亲身经历,不少是极富现场感而又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这对于研究者来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 值。另一方面是,当事人的记述固然重要,却非我们判读历史原貌唯一的依据。它需要与我们手中掌握的历史事件发生当时形成的其他材料、记录进行比对,方能形 成较为正确的论断。此外,私人回忆史料也存在水准参差、良莠不齐的问题,个别当事人(尤其是重要当事人)的失实记忆,反倒是困扰研究者、引致研究者无谓争 议的障碍。

   胡适对待回忆类史料的严谨态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胡适终生甚为鼓励他的朋友们或老一辈的人物写自传,“希望能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他曾力劝历经 晚清、北洋、民国三个时期,宦海浮游六十余载,1920年代官至内阁总理的许世英(1872-1964)写回忆录。而当由许世英口述、冷枫笔录的《许世英回忆录》问世后,极具历史考据癖的胡适认为,“将来定有人视为史实”,不过其中也有不少错讹之处。胡适在负责为之纠正后说:“光靠记忆 是非常危险的。”胡适并举出自身的失实记忆例子后感慨地说:“所以写《回忆录》,一定要有材料,如日记、年表、题名录等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资料,不能专靠 记忆。记忆是很危险的。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口述录音的前一天,一定要把有关的材料收拾好,编一个大纲,像预备功课一样,有时花了好几个钟头,才能去口 述。现在此地的一班人,不翻过去的材料,全凭记忆,就有许多错误了。可见口述历史还是靠不住。”(蔡登山《口述历史不可尽信》,《苹果日报》,2011年5月1日)。

   以前人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为榜样,我们将目光投向了年初有关邱会作私人回忆性质的两本书:《邱HUI作回 忆录》和《心灵的对话》。

   据悉,邱会作生前曾留下了一百五十万字的回忆录素材稿。这些素材稿是邱会作自1981年“保外就医”后十余年间亲笔所写,弥足珍贵。此外,邱会作生前多次与有关单位的研究人员就自己的经历作过录音谈话,这些谈话存有 根据录音而未经谈话者审阅及核实的文字记录。

   邱会作去世后,其家人参考上述谈话记录,将回忆录素材稿进行整理,对重复叙述处予以删减、压缩,并对全 书涉及的史实与可以找到的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校正,最终形成了七十多万字的《邱会作回忆录》。而《心灵的对话》则是邱会作二子程光(邱承光)根据回忆录素 材稿及其他资料,改换文体,深加工为父 子对话形式而成。据悉,邱会作生前其实并没有与程光进行过如此系统性的、长篇大论的、囊括一切的文革“百科全书”式的谈话。

   既然原始的材料实际上是出自于同一素材稿,使我们感到困惑的首先是为什么要形成不同出版社的、不同形式 的两本书?这样的困惑又促使我们对这两本书进行了内容上的比对,于是,我们便发现,两本书在对同一历史事件有着不少语句基本相同的叙述的同时,也存在着大 量的细节上截然不同的差异。

   “魔鬼在细节中”(Devils are in the details),据说原话出自于二十世纪著名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路德维希·密 斯·凡·德罗(1886-1969)之口。他认为,不管你 的建筑设计方案如何恢弘大气,如果对细节的把握不到位,就不能称之为一件好作品。而我们从历史学的角度上去理解,细节就是历史事件的某一环节。而不少细 节,往往就是解开历史之谜的关键点和突破口。忽略细节,结论往往难以成立,一个环节有误,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叙述就会产生质疑,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HUI会作回忆录》存在大量细节差异的原因,我们认为,是程光对邱会作的回忆录素材稿作 了个人理解基础上的大量加工、扩展和延伸。这部分加工、扩展和延伸,并非出自于邱会作本人的意愿,而是带有浓厚的程光本人的思想痕迹,程光本人对历史事件 的解读。此外,不少邱会作没有亲身经历的事情,如“二月逆流”, 《对话》中以邱会作主述,做了重笔添加。直白地说,《对话》中的邱会作,是被改写了的邱会作,人为地使邱会作的思想“贴近”当 代人的思维。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部分加工、扩展和延伸,很大部分都与事实不符。

   以下,笔者例举若干,并进行简要的分析,这对我们更确切地弄清事实直相,想必是有益的。

   一、《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 子:1966年4月初(黑体字部分为本文作者所改排,下同),以叶剑英、谢富治为首的专案委员会向中央提出了《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4月24日,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向毛泽东和中央写报告揭发罗瑞卿的罪行。中共中央于5月16日向全国下发了《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并写了按语,指出罗瑞卿“是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随文件还下发了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批判罗瑞卿的发言。罗瑞卿问题被他们说得很严重,政治上被置于死地!——《对话》,上,页16-17

   根据《回忆录》所附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及未附的中央对该报告的批语,《对话》上述基本 每一句都有误。正确表述应该是:1966年4月30日(不是“4月初”),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央工作小组(不是“专案委员会”)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了《关于罗瑞卿同 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罗后有“同志”二字)。4月24日,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一信,揭发彭真“在这次会议过程中,在一系列的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 卿同志待机翻案作种种准备”(不是“揭发罗瑞卿的罪行”,而是揭发彭真)。中共中央于5月16日向全国批转了(不是“下发”,下发是5月25日)《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并写了批语(不是“按语”),指出罗瑞卿“是反对党中央(漏了 “党”字)、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漏了“个人主义”)”,随文件还下发了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 成武等(杨后要有“等”,因为杨的发言不是杨一人署名而是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三人联名的)批判罗瑞卿的发言。

   类似的程光口中所涉史实错误,所在多有。因本文的宗旨是探究《对话》如何“改造”了邱会作,故而,程光 话中的错误,下文不再一一列举。

   二、批判《海瑞罢官》

   ◎ 父:…… 1965年11月28日 深夜,叶群打电 话给尚在台上的罗瑞卿,询问第二天《解放军报》的版面。正巧他出去娱乐凌晨才回来,罗看到电话记录后立刻察觉出其中的奥妙,打电话问《解放军报》社,知道 有姚文元的稿子没有登。罗当即立断,下令将姚的文章放在头版头条转载并加了措辞极为强烈的短评,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罗瑞卿对吴晗出手非常重。《解放军报》又比《人民日报》提前了一天刊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在全国反应最快、态度最鲜明。——《对话》,上,页17

   ◎  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情况我不了解。——《回忆录》,上,页390

   《回忆录》直截了当地表示,“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情况我不了解”,这是实事求是的态 度。而《对话》关于罗瑞卿下令《解放军报》转姚文的过程不合常理,如果叶群有这个电话,也只是“询问第二天《解放军报》的版面”,罗有那么神奇的心灵感应,“看到电话记录后立刻察觉出其中的奥妙”?叶群这个电话与姚文如何能联系得 上?

   黄瑶、张明哲所著《罗瑞卿传》,问题虽然不少,但仅就罗在该问题上的活动经过而言,却比《对话》可信。 《罗瑞卿传》称:“11月25日,罗瑞卿陪同周恩来到达上海”,“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悄悄告诉罗瑞卿,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十 分不满。毛泽东说:‘他们不登,你们就出小册子’。毛泽东还关照此事对谁也不要讲。陈对罗瑞卿说:‘我谁也没有讲,但可以告诉你一下。’于是,罗瑞卿便要 来一本刊登姚文的小册子。”11月26日晚,罗见到江青,“江青又谈起姚文元的文章,她说:‘北京各报到现在也不转载,不知是为了什么……现在 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立即答应她,《解放军报》可以加按语转载。随后罗瑞卿吩咐秘书电话通知解放军报社。他又亲自打电话给彭真,告诉彭,他在 同主席谈起此文时,主席笑了。因此他估计主席已看过此文,他建议《北京日报》与《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彭真未给明确答复。”(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4月 版,页533-535)。

   此外,姚文《解放军报》转载于1965年11月29日第二、三版,并非“放在头版头条转载”。该报加了“编者按”而并非“短评”,“编者按”虽称《海瑞罢 官》“是一株大毒草”但却没有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北京日报》与《解放军报》同日转载姚文,而此前,华东地区七家报纸已予以转载,所以,也不能说 “在全国反应最快,态度最鲜明”。

   三、首都工作组

   ◎ 父:……

   1966年春,在毛主席授意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小组,周恩来负责,叶剑英为工作组长,参加具体工作的有杨成 武、我、军委作战部长王尚荣等人。周恩来、叶剑英指挥我们做了三篇“文章”:

   1、……

   2、改组北京卫戍区。北京军事力量原来有军队一个师、公安军一个总队(相当于师)、中央警卫团(行政级别为军,兵力为一个小师),……这次军队那个师和公安总队扩编为警一师、二师,另调北京军区两个师为警三师、四师,连同中央警卫团,统一由北京卫戍区领导(警卫团受双重领导),归军委和北京军区指挥,实 际上是杨成武指挥。……

   3、改组卫戍区时曾设想调一个完整建制的野战军进京。……

   经过调动之后,北京的机动部队约十万人,毛主席很满意。中央军委又决定,凡是调“一兵一卒”(实际一个连),均须经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字。

   子:对于这样重大的军事调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不过问?

   父:我们办事既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定时定点的办公。……——《对话》,上,页24-25

   ◎  政 治局五月扩大会议期间,对首都安全问题,提高到了重要的日程上来了。中央指定叶剑英副主席担任首都工作小组组长。小组办事机构开始时设在京西宾馆八楼,后搬到三座门。我虽然不是首都工作小组的成员,但参加了工作组的部分工作。

   对首都安全,主要采取了两项主要措施。

   第一是加强卫戍区,也可以说是建立了有实力的卫戍区。……

卫戍区改组后,除原有的首都警卫师改为警卫一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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