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这句印在中文版《一九八四》封面上的话，很好地说明了奥威尔的力量所在。读过《一九八四》的人们，都会惊叹于其中精确的预言，也会产生好奇：奥威尔为什么具有预言能力？

这个问题可能不止一个答案。虽然很多知识分子在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才重新认识苏联，但在此之前，外界对苏联的现实情况并非全然无知。在中国，一九二五年徐志摩取道苏联去欧洲，在莫斯科短暂停留了三天后，感慨：“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欧游漫录》）在欧洲，一九三六年纪德前往苏联，启程之前他曾把那里视为即将实现乌托邦理想的地方，亲临实地之后，他意识到理想与现实存在分歧。（《从苏联归来》）不过，徐志摩和纪德的观点在当时属于少数，即使在访苏的知识分子中，他们的观点也不属于多数。知识分子为了捍卫自己的观念，常常不惜削足适履，不管现实如何都要努力把它装进观念的靴子。

在访苏见闻的最后，纪德对苏联依然抱有一些希望：“苏联刚刚对西班牙作的援助让我们看到它仍能做到怎样可喜的改进。”然而，正是苏联对西班牙的介入，让奥威尔理解了何谓极权主义。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奥威尔为了反对佛朗哥，参加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简称“马统工党”）属下的民兵组织，但马统工党却被视为托派，遭到清洗，奥威尔死里逃生。这让他意识到，不仅要反对佛朗哥和法西斯主义，更要反思极权主义。奥威尔这样说：“我在一九三六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我为什么要写作》）

“奥威尔从来没有受到过压迫，他为什么能够写出压迫？”美国记者艾玛·拉金给出一种不同解释，她认为，奥威尔的帝国警察生涯，使得他具有书写压迫的能力。艾玛·拉金在亚洲出生和长大，后来在伦敦学习缅甸语，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进入缅甸，写下这本《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奥威尔在英国殖民地缅甸做过五年帝国警察，那时他二十岁上下，正处于思想生成的关键时期。后来，奥威尔写出小说《缅甸岁月》，但是他在缅甸的经历常常被忽略，毕竟这里没有发生西班牙内战那样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事件。

读到这本书之前，在我这里，缅甸仅仅是一个符号，是媒体上出现的新闻事件中的地名，是旅行社路线图上的一个目的地，甚至它的封闭本身也似乎是一个观赏点。我对缅甸的了解仅限于昂山素季、军政府以及“二战”期间深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诗人穆旦、杜运燮和历史学者黄仁宇都曾是远征军成员，写过关于缅甸的诗文。

黄仁宇在回忆录《黄河青山》中记下的一个细节让人难忘，他在孟拱河谷看到一具日兵尸体，死者身边有一张地图和一本英日字典，两件物品都湿了，放在矮树丛中晾干。这时，黄仁宇没有抒发对敌人的仇恨，却发现自己与死者有许多共通点，“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他这样写道：“种种事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出生于黄海的另一边。否则他将和我们在一起，穿我们的制服，吃我们配给的食物。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四月清晨，蝴蝶翩翩飞舞，蚱蜢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上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丛上，兀自滴着水。”这段描写与奥威尔在《西班牙战争回顾》里的一个细节有异曲同工之处。一天清晨，奥威尔去狙击法西斯分子，潜到距离对方战壕一百码处，可是一直没有等到敌人出现。突然，属于自己一方的飞机飞来，对面有一个人跳出战壕，半裸着身子，一边跑，一边提着裤子。这时，奥威尔没有开枪，而是产生了困惑：“我到这里来是打‘法西斯分子’，但是提着裤子的一个人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显然是个同你自己一样的人，你不想开枪打他。”

在《一九八四》的大洋国里，黄仁宇和奥威尔的观点会被视为需要严加批判的“温情主义”。大洋国得以保持稳定的一个秘诀，就是不断制造外部和内部的敌人，以让民众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所以，大洋国需要不断在人类之中做出敌我区分，哪怕没有敌人，也要虚构一个敌人——这与把敌人也视为人类的思维截然不同。

通过翻译这本书以及阅读相关资料，缅甸的形象在我眼前逐渐从朦胧变得清晰，也让我意识到奥威尔和缅甸的关系如此密切。奥威尔的父亲是英国驻印度的职员，他本人出生于印度，母亲的家族则在缅甸定居了数代。艾玛·拉金重访了奥威尔生活过的地方，曼德勒、眉苗、渺弥亚、端迪、仰光、锡里安、永盛、毛淡棉、杰沙……她不仅复原了奥威尔在缅甸的所作所为，更写出了奥威尔对今日缅甸的精神影响，还试图回答一个问题：缅甸这么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缅甸国土面积大约是昔日的宗主国、今天的英国的三倍），为何会变成不毛之地？

二十世纪缅甸的历史可以简略分为三个时期：一个是英国殖民时期，一个是从英国获得独立时期，一个是军政府时期。书中讲到，在缅甸有一种说法，“奥威尔不仅写了一部关于这个国家的小说，而是写了三部：由《缅甸岁月》、《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组成的三部曲”。《缅甸岁月》记录了英国殖民时期的缅甸；《动物农庄》讲述了一群猪推翻人类农场主又成为新农场主的故事，这与缅甸从英国独立不久又被军政府掌控有相似之处；《一九八四》里的“反面乌托邦”则是军政府治下的场景。

中间的转型时期非常短暂，英国殖民时期和军政府时期分别占到了二十世纪缅甸将近一半的时间。对于一名外国作者，如何处理殖民时期的历史，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如果有一些称赞，那很容易被指控站到了殖民者的立场上。即使对英国殖民行为多有批评的奥威尔，也被一些缅甸读者视为殖民者。艾玛·拉金在曼德勒组织了民间的奥威尔读书会，其中一名作家以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为理论依据，认为奥威尔陷入“东方主义”的叙述，例证是《缅甸岁月》只有主人和奴仆，白人总是主人。另一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赞同这个观点，认为“奥威尔坚持英国道路是唯一的道路”。艾玛·拉金试图为奥威尔做出辩护，指出奥威尔只是在小说中描述当时存在的景象，并不等于他对此认同。

英国殖民时期的历史，有颇多可以检讨之处，艾玛·拉金没有回避其中的问题。当时缅甸犯罪率居高不下，她不赞同把这归咎于缅甸民众的道德感低下，而是借一名警官的报告指出，殖民者应该反思用英国教育体系代替缅甸僧侣学校的做法。但左右为难的是，批评殖民者又很容易与军政府的观点殊途同归。在军政府的宣传里，殖民时期丧失主权，军政府维护国家独立，所以为了国家独立，忍受军政府的高压就成了应尽的义务。反殖民，成为军政府自我合法化的重要理论基点。在缅甸，有一些民众怀念殖民时期，以此表达对军政府的不满。不仅有着英国血统的桃乐茜、碧翠丝们怀念当年的流金岁月，一名历史学者也认为英国带来了民主，但被缅甸人当作了替罪羊。在奥威尔读书会里，有一名生于殖民时期的退休教师，认为那时生活得很安宁，并对当年在教会学校接受的教育很有好感。

艾玛·拉金没有在两者之中选择哪一方，她对军政府有直接的批评，但这不意味着她要站到殖民者的立场上。她注意到，殖民者和军政府有着许多暗通款曲之处，英国对于缅甸民众的监管、对于自然资源的掠夺、对于民众的强制劳动，这些殖民者的遗产都被军政府继承。殖民者强调对民众的监管，为有犯罪前科者设立档案，军政府对民众的控制有过之而无不及，信息员和军情人员无孔不入；殖民者从缅甸那里获得大量自然资源，军政府则将一度是亚洲米仓的缅甸变成了不毛之地；军政府强制民众提供“志愿劳动”，为了证明这种行为的合法性，甚至引用两份英国殖民时期的法律。

军政府一方面在宣传中否定殖民时期，一方面却又“取其糟粕、弃其精华”地继承了殖民遗产。艾玛·拉金对两者均有批评，但这不等于相对主义，她对军政府的批评更为严厉，这也符合亲历过两个时代的缅甸民众的感受。一名年长的缅甸朋友告诉她：“英国人可能吸干了我们的血，但是这些缅甸将军榨干了我们的骨头。”

在整本书中，艾玛·拉金的叙述都保持了这种恰到好处的平衡。她甚至对奥威尔也没有全然地持辩护态度，她钩沉了奥威尔做过的不那么光彩的事情。奥威尔曾经因为一名男孩不小心撞到他，用手杖敲打那名男孩。她也提及缅甸民众对外部世界过于美好的想象，比如一名书商认为她所在的国家“图书和报纸从不撒谎”，对此她不敢苟同。

这种平衡的描述，不等于“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逻辑，因为每个时期、每个国家都存在问题，断定所有时期、所有国家的问题是一样的。如果是那样，恰恰又陷入军政府的逻辑框架。艾玛·拉金有着自己的价值立场，没有回避问题，也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她没有从奥威尔敲打儿童，上升到奥威尔是虚伪的，再上升到奥威尔的作品是没有价值的。她也没有因为自己国家的媒体存在问题，认为缅甸的新闻审查是可以理解的。

这本书精细地勾画出缅甸民众的精神创伤。他们在谈话的时候总是欲言又止，即使在私人聚会中也更愿意“通过批评不断涨价的龙虾和晚点的火车来间接地批评政府”，不愿意直接谈论政治议题。人们因为无处不在的监控怀疑所有人，甚至把“左腕戴表，右手吸烟”视为军情人员的标志，而这恰恰把监控的作用发挥到极致，等于在内心装上了窃听器。一名学者期待着变化，乘夜车时也一夜无眠，整个旅程中把包放在腿上，时刻准备着可能发生的巨变。在殖民时期生活过的桃乐茜，仿佛幽灵，沉浸在对过去美好时光的追忆之中。一名缅甸妇女，像卡尔维诺小说里的马科瓦尔多，喜欢逛超市但从不在此购物，象征性地满足自己的愿望，并且把这视为缅甸进步的标志。

这些精神创伤是对缅甸最深的伤害，只有关注到这一层面，才更接近奥威尔的观察力。所以，有缅甸读者，并不认为奥威尔具有预言能力是因为他在缅甸生活过，而是认为这得益于他的想象，能够想象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事情。那么多英国人去过缅甸，却只出现一位奥威尔，仅仅经历是不够的，更需要想象，这种想象包含一种虽未经历却感同身受的能力。

虽然犬儒成为常态，但这本书更愿意呈现缅甸民众对于价值的坚持。一名年轻的导游把向外部传递信息视为自己的责任。两名未能毕业的大学生，哪怕冒着难以求职的风险，也不愿意加入政府控制的社会组织。监狱中的囚徒，也在平和地坚持着自己的反对，监狱中甚至存在一个地下图书馆，囚徒偷偷将书和杂志带进监狱，掩埋起来，供狱友们借阅。

艾玛·拉金讲述了一段美妙得仿佛虚构的经历。一九九五年，她第一次来到缅甸，沿着曼德勒一条繁忙的街道行走时，一名缅甸男子旋转着黑色雨伞，大踏步地向她走来，灿烂地笑着，对她说：“请将我们对民主的渴求，告诉全世界——人民已经受够了。”然后他转身，轻快地离开。这段描述如此有画面感，以至于每隔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就会出现这个场景。

这本书出版于二零零四年，直至二零一一年一月作者撰写新版后记时，依然感慨“缅甸出现很多变化，但更多的是原封不动”。我读过关于缅甸转型的资料，对其中的一波三折无限感慨，也很难对缅甸的未来抱有乐观看法。让人绝望的现实，更让人绝望的未来，这是书中众多人物的共同感受。然而，就在二零一一年至今的时间里，缅甸正在开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变革过程，哪怕是那位彻夜不眠枕戈待旦的学者，恐怕也不会预料到这种情况。二零一一年，吴登盛担任缅甸总统，恢复文官政府，丹瑞宣布退位，解散军人政府暨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随后，政治进程如冰消雪融。缅甸政府释放政治犯，废除出版物审查制度，吴登盛多次会晤昂山素季，甚至不反对民众投票选择她担任总统。昂山素季所属的全国民主联盟，也重新注册为合法政党。吴登盛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再也不害怕面对媒体了”。

就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缅甸的好消息不断传来。我在中国媒体（《南都周刊》二零一三年三月四日）读到书中出现过的那名喜剧明星札格纳的近况，又是一段曲折的故事。二零零六年九月，札格纳因为批评时政，被禁止从事公开表演或任何娱乐工作。二零零八年十一月，札格纳因为批评军政府应对纳尔吉斯飓风不力，被判处监禁三十五年。审讯过程中出现一个插曲，法官询问E-mail，札格纳告知自己的gmail信箱，法官非常生气，表示自己询问的是E-mail，不是gmail，认为札格纳藐视法庭，加了三年刑期。这个插曲过于荒诞，以至于我有些怀疑是否出自札格纳的玩笑，但这种荒诞在缅甸曾经是一种常态。二零一一年十月，札格纳获释，随后先后会晤了英国外交部长和美国国务卿，缅甸总统办公室工作人员也会约他喝茶聊天。

艾玛·拉金表示，如果要再写一本关于缅甸的书，愿意写的是那么一个时代：“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再抱有恐惧，担心受到惩罚，那是让人振奋的时代，当前的事件和缅甸的历史可以被公开记录和公开辩论。”虽然缅甸的变革正在进行之中，未来如何发展，有待时间来证明，但这么一个时代正在走来。

书中讲述了一个缅甸版“龙的传说”：有一条恶龙，每年要求村庄献祭一个童女，每年这个村庄都会有一名少年英雄翻山越岭，去与龙搏斗，但无人生还。又一名英雄出发时，有人悄悄尾随。龙穴铺满金银财宝，英雄用剑刺死恶龙，然后坐在尸身上，艳羡地看着闪烁的珠宝，慢慢地长出鳞片、尾巴和触角，最终变成恶龙。这个传说曾经在缅甸历史中应验，但今天的缅甸，正试图走出传说讲述的宿命。

在翻译过程中，在网上读到一句话：“狮子究竟要吞噬多少只夜莺，才能学会歌唱。”或许，狮子永远无法学会歌唱，但是夜莺不必因此放弃歌唱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