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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对话基金会创建人康原(John Kamm)3月2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发表演说,回顾中国1989年“六四”镇压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以及目前中国在押政治犯的状况。康原强调,中国人权状况的进步取决于全体中国人民,敦促中国当局反思六四悲剧,以开放宽容政策实现国家富强。

今年是中国1989年“六四”天安门镇压的25周年。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对话基金会”负责人康原应美国跨党派外交政策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邀请,3月28日星期五发表题为《中国的人权外交: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专题演讲。这一活动也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研究中国人权状况系列课题中的一个部分。

康原在演讲中指出,国际社会共同性的谴责与制裁,导致了中国当局在武力镇压“六四事件”后,不得不就其人权劣迹向外界作出公开回应。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依靠其在共产党内部建立的绝对权力和威信,首次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作出了细致的转变。其中包括:为了躲避更严厉的制裁以及在国际交往中改变被孤立的状况, “六四”后的几年时间当中,中国当局陆续开始释放包括早期参与“民主墙”运动的大批在押政治囚犯;向异见人士家属发放出境护照;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禁止中国“劳改产品”出口等。

康原说: “中国这种政策性转变,为阻止国际制裁和舆论谴责发挥了成功的作用。倘若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不能进入美国的市场,其经济发展无疑难以取得今天的成就。而中国当局随后意识到,在人权问题上做出某些现实甚至是有限的松动,同样能在外交领域得到实惠。例如,中国领导人的国事出访及得以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这种大型国际性活动。”

康原认为,邓小平以发展经济为目的的人权外交政策在其死后,影响到其他继任的中共领导人。包括开始与其他国家开始双边人权对话;示意允许“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检查中国的监狱场所;以及接纳由外国政要提出的在押政治犯名单等。康原表示,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当局并不会就这些名单作出回复,但从外交政策上看,这已与中国早期坚持“人权与贸易关系脱钩”的政策出现了明显的不同。

美国非政府组织“对话基金会”长期致力于中国在押政治犯的人道权益,目前由该基金收录的中国政治犯资料数据已多达25000人。

康原星期五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演讲中还指出,虽然“对话基金会”近年在与中国官方的接触之外,仍试图通过相互尊重、开通信息渠道并且以普世人道观念,改善中国政府对在押政治囚犯的待遇。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在国际领域的上升,当局对人权议题的影响程度也发生了变化。康原说,
“‘对话基金会’1999年创建以来,我们已向中国政府递交了超过5000名在押囚犯名单。但最近几个月,中方已拒绝在人权对话中接受相关名单。其实类似的情况早在两年前,在一场安排中国领导人访美的前期交涉当中,中国官员就明确表示:不会再释放任何政治犯,中国也不必再这么做了。显示中国政府由‘六四’以来,对人权议题顾及通融的政策正变得日趋强硬。”

中国政府虽在过去12个月,先后与欧盟、、美国、瑞士、澳大利亚及荷兰等国举行了人权对话或相关议题磋商,但会谈中中国针对对方的指责却日趋激烈。康原指出,特别是为抗议英国首相卡梅伦会见达赖喇嘛,中国单方面终止了与英国的人权对话,显示中国当局更希望在与外界的人权交流活动中掌握主动。
康原表示,中国政府人权政策另一个变化是,推动外交领域的人权法律机制交流,淡化政治性;而在国内,以解决民生日常纠纷为主导,避免涉及公民权利领域的言论或结社自由等。

康原认为,中国民众对人权价值的认识和追求在“六四事件”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尤其是,民间舆论在当局终止“劳教制度”后,继续关注其变种“法教中心”发生的酷刑现象,以及中国的一胎化、户籍制度等,都是中国政府近期无法回避的人权议题。他认为,改善人权状况更多还有赖于中国公民社会自身的努力:
“中国的转变,与其他国家一样,将完全来自于其内部及自身。人权状况的改善需要坚定的信念作为动力,不论事务大小、官员还是民众。而国际社会的声援与人权对话,已对中国减少死刑处决人数、改善青少年及女性囚犯待遇做出了贡献,这也同样将会对中国最终的法治化变革提供帮助。”

康原最后还在演讲中强调,释放政治及宗教囚犯能够使一个国家更为强大和宽容,而宽容并非就是软弱,却正显示了国家的自信与强大。康原敦促中国领导人,反思“六四”以来的人权政策,在人道和宽容当中使中国更为强大。

(记者:何平 / 责编: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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