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无根的中国

作者：信力建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出现过一个“寻根文学”运动，这场运动以“文化寻根”为主题，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其代表人物韩少功在1985年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这场文学运动虽然因为不少作家对“文化”的理解是以偏概全的，对“民族”的理解也是狭隘的，以及这些作家普遍缺乏理性批判精神，一味好古泥俗嗜怪爱丑，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缺乏应有的理性思辩态度而烟消云散，但其提出的问题却至今不失意义——这就是现代中国已经是个无根的中国，或者说是一个需要“寻根”的国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文化与经济两个层面来看。

就文化而言，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自“五四”新文化革命以来出现了长时间的“传统文化断裂”时期。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否定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权力，在文化领域进行无微不至的严防死守，国民党时期的屠杀作家以及新中国对文人的全面改造，都使得民族文化因此断裂，文化之根被彻底掘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更是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甚至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正如作家韩少功所言：“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事实上，便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国际视野与传统修养的陈独秀、胡适、鲁迅，其激进言论都显示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特色，这一特色在六、七十年代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得以充分展示。可以说，五四时期激进的文化革命口号，预设下了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出现，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嫉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而且这两次革命的产生，都是基于一种相同的预设，即：如果要进行意义深远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基本前提是要先使人的价值和人的精神整体地改变。如果实现这样的革命，就必须进一步彻底摒弃中国过去的传统主流。也因此，中国文化的根被彻底抛弃，无根的中国正式登场——用余英时的话来说，就是“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十几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当然，文化不过是经济之果，中国之所以成为无根之国，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近代以来，革命不断，传统的农耕经济既破坏殆尽，新生的工商业也不成气候。这方面，又尤其以新中国的所谓改造运动影响最为深刻。

在乡村，这种断根运动体现在对乡村地主的改造与消灭——所谓“土改运动”。所谓“地主”或者叫做“土地出租者”，乃靠出租自有土地，并从中收取地租的经营者，他们从事的这种经营活动是一种正当的经营活动。就像把私有住房出租，从中收取房租是一样的性质。现在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美、英、法、德、日本等，和最近实行土地私有化的俄罗斯，他们的耕地基本上都是私有。而中国地主，其存在有几千年历史，就其土地来源而言，“地主”资产的原始积累也有一个过程，也有不同的类型，有些“地主”的资财是靠勤奋劳作积累出来的，有的是在外地经商赚了钱，回家买了地，也有的是来自祖辈的遗产，不能说全是不义之财，不能说“地主”的资财都是抢劫来的、都是罪恶的产物。历史地看，“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孟子说过：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而且，地主就其构成而言，也大都是乡村中那么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种田的“好把式”，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

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换言之，地主在那个社会不是完全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他本身有许多积极因素。绝大多数地主们青少年时期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也可称之为农村精英。而当政府把土地从他们手中收来，并交给农村的二流子“赵光腚”之流耕种后，单位面积产量因此大降——这也是导致农村合作化后粮食产量大为下降，并最终导致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那场惨绝人寰大饥荒。这一隐患甚至流传至今，同样是因为农村失去真正能够靠种地致富的“好把式”，所以现在地方政府只能靠种楼（卖地搞房地产）的方式来增加收入，这不仅推高的房价，同时还可能造成将来的粮食供给危机。事实上，农民需要的是土地不是房子，土地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只要扩大他们的地权鼓励产量大户和种田好把式（新使其地主），农民照样可要依赖种地发家致富。扩大农民地权要抓住两个核心：一是要让农民占有更多地租增值，二是要让土地成为农民的发展资本。抓不住这两个核心的任何制度安排，无论是什么“化”或是再延长承包权70年或是永佃制或是永包制或承包权物权化，都可能是假保护农民地权之名，行剥夺农民地权之实，是一种“制度性”欺骗农民、便利强势阶层剥夺农民地权的“技术性”手段。这种情况90年代以来频频发生，是一定要加以防范的。从历史上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了两百多万地主。这一行为将中国农村千百年来赖以运转的乡绅社会破坏无遗，造成农村精英缺失，并进而演化成今天几乎无法解决的“三农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乡村社会之根因此中断。

另一场浩劫则发生在工商领域。中国民营企业经过晚清及民国黄金十年的发展，已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这一过程却在五十年代初的公私合营中被人为中断。所谓“公私合营”是指新中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的彻底改造。当时政府对民族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大体上经过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两个阶段。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是在私营企业中增加公股，国家派驻干部（公方代表）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由此引起企业生产关系在多方面发生深刻变化，大致说来有这样三方面：首先，企业由企业家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其次，企业家开始丧失企业经营管理权。最后，企业盈利按“四马分肥”原则分配——所谓“四马分肥”是指将利润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方面进行分配，资方红利大体只占四分之一，企业利润的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1956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方的股息红利被定息，即年息五厘所代替。1952年发动的“五反”运动，摧毁了企业家们的企业心，在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下，很多人都不想继续经营下去。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毛泽东决心要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提前发动和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1955年11月“对资改造”正式启动，事实上废止了1954年宪法中“国家依法保护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它资本所有权”的条款。“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强势，令民族资产阶级别无选择，全行业公私合营在1956年底实现。这一年，民族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国家对企业家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企业家除定息外，不再以企业家身份行使职权。根据当时的赎买政策，对私营企业进行了清产核资，但公方一言九鼎，私方毫无发言权。据统计，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总额为24.2亿元，并据此对私股支付年息5%的定息，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114.2万人。据薄一波回忆，此前私营企业缴纳重税及摊派公债后的盈利率约为10%。这种还本付息的赎买方式，略似当今之封闭式保本基金，但息率不仅低于盈利率，甚至低于存款利率。有高级干部欣喜地说：“国家发了一笔洋财”。 这一斫伤经济元气的做法不仅使得中国渐成气候的工商之根被彻底倔尽，而且消解了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使得中国在二十世纪的经济竞争处于劣势，最后经济到了“崩溃边沿”。

时至今日，虽然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惨淡经营，这条根也还没有完全恢复：最典型的例子是：今天的中国人还基本上是在给外国打工——比如中国现在最火的互联网公司，其实大多数都不是中国公司。比如腾讯，南非MIH占了一半股权，而且腾讯的总部在开曼群岛，中国的只是它的分公司。阿里巴巴，马云及持股高管等31.7%；软银（日本）29.3%；雅虎（美国）39%。而百度公司则注册于英属开曼群岛，百度的创始人李彦宏持有美国绿卡，其启动的资金是美国的风险投资。

无根的中国不可能是个丰硕的中国，也不可能是个复兴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