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卖钱，要权力作甚？》
冯学荣
今年春节，广州冒出来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驾驶小车进人家小区给亲友拜年，保安说小区车位满了，进不了。有些聪明的车主“懂了”，掏一50块红包，递过去。保安立马改口，说车位突然又有了。
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说
“车位满了”，那只是个借口，卡你一下，是要你给红包。
保安没说“不让你进”，而是说“车位满了”、拐着弯儿给自己创造一点“权力”。保安知道：自己手中这一丁点儿可怜的“权力”，仍然是值钱的，关键是你要自己懂得去“开发”它、利用它。
这当官啊，大官儿有大贪，小官儿有小贪。没有官位的呢，想方设法、给自己创造一点“权力”出来、争取卖个钱。
咱中国人，最擅长弄这个。
晚清时期旅居广州的法国人老尼克(Émile
Daurand Forgues)，写过一本名叫《一个番鬼在大清国》的旅华回忆录，在这本书里，老尼克记录了他目睹的一起凌迟行刑、并发现了清代刽子手“创造权力”捞钱的生态：
在当年哪，这刽子手当然不是官，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刽子手没有权。这凌迟啊，俗称“千刀万剐”，我剐你一千刀也行，剐你一万刀也行，总之，剐你多少刀，这个是我说了算，这就是“权力”。你要死个痛快，行，你的家属得“会做人”，只要你“会做人”了，我偷偷往你心脏一刀、让你瞬间断气、余下的一千刀也好、一万刀也罢，那都是我剐给别人看的。懂了么？
倘若你要不给钱，行，那我就真的给你剐上个三千刀的，让你不得好死。
可见哪，“刽子手”这种不起眼的小职位，其实是一个肥差。
只要它是个权力，它就能卖钱。
咱再说说这门童。
这给大户人家守门口的家丁，地位够低了吧？可是您可别小瞧人家：油水可多着呢。你说找我家老爷，我说“他在”也行，我说“他不在”也行；我现在给你通报也行，我故意拖沓你一下也行。这些玩意儿，在你没进门口之前，就是我说了算。
《晚清吏治面面观》这册资料说啊，当年那满清庆亲王奕劻，这个赫赫有名的大贪官，为了假装廉洁，曾经在自己的家门口，贴着一块写着
“严禁收受红包”
的禁令。
有一个傻不垃圾的官，把这标语口号当真了，他就是
“江西提学使”林开慕。林开慕先后两次来求见奕劻，两次都被门卫挡住、不让进。为啥不让进？你没给门卫红包哇。
第三次，林开慕终于忍不住了，他索性直接问门卫：“你们王爷不是在门头的告示上说了：严禁收受红包吗？”
你知道门卫如何回答他的不？门卫回答说：“你别傻了！咱王爷能不这么写吗？！”
当年的紫禁城也是这样。你要见太后哇，得通过当太监的去通报，太监给不给你通报，这是一个，是马上给你通报、还是拖你个把小时，这又是一个。当年哪，这太监就利用这点小权力，收红包收到手抽筋。
前面说了刑场、王府、皇宫。其实啊，还有那监狱，也是油水满天飞。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面记录：在民国时代，这亲属给罪犯送钱来，是不能直接送到犯人的手中的，而是必须要由狱卒
“代管” 一段时间。
所谓的
“代管”，其实就是
“提成”。狱卒提成多少呢？提成30％－50％。也就是说，家属给犯人每送100元，狱卒可以贪污30-50元，最终到犯人手上的，也就只有50－70元。
你要不服气？行。我操纵狱霸、将你狱中的亲人打个半死，让你得不偿失。所以，你还是识相一点好、不要坏了咱的“行规”。
狱卒不但贪活人的钱，死人的钱他们也贪。方志敏在《狱中纪实》写下了这样的监狱黑幕：
国民党的监狱，每当有囚犯死亡，卫兵就要代办丧葬。每死一人，卫兵都可以从政府领到12元的丧葬费。可是，卫兵往往只花8元，贪污掉余下的4元。
有个监狱卫兵悄悄告诉过方志敏：“生意”好的时候，半年就可以赚到1000多块钱。
这不但你活着的时候，把你榨干，就是你死了，也让你睡不了好棺材，随便弄个硬纸片糊的小盒子、将你往里一塞、一盖、往火里一推，你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狱卒处在官场的底层，可是别小瞧他们，虽然人微言轻，人家手中的权力，还是有的，能换的钱，也是大把大把的。
最近不有个健力宝张海吗？唉，别说了，你懂的。现在跟民国，其实也是一样一样的。
官场有腐败。这职场也有。而且也是自古有之。《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这册史料，记载了英资企业“怡和洋行”的中国职业经理人（所谓的“买办”）利用手中的小职权、贪污受贿的往事。
在“怡和洋行”这家当年的外企干了20年的老买办黄孝宽回忆：“怡和洋行”的买办，在向中国本地代理商供货时，往往要将货物价格抬高5－10％，多出的部分干嘛呢？中饱私囊。
可是你经销商还得认、乖乖给这个钱。为啥呢？因为你不懂外语，你和那洋鬼子搭不上话，唯有这个买办他既懂英语、又懂中文，他不但是桥梁，而且还是洋商的代言人，他说了算，你没了他还不行，你根本没办法。
所以啊，在当年，懂一门外语，也是一种“权力”，也可以搞到钱。
那么，不懂外语呢，能不能搞钱？能。可以搞洋人的钱。
同一册资料记载，当年的洋商，从广东采购香蕉出口，在码头进舱待运的时候，港口经营仓库的中国老板一问是“香蕉”，知道它容易腐烂、就意识到：搞钱的机会来了。仓库老板往往会趁机敲诈洋商和买办，说：“仓库都租满了，如果硬要租，须补交仓位转让费。”
这仓库是我的，我说它满了就满了，我说它没满就没满，这就是我的“权力”。你不香蕉吗？香蕉不容易烂吗？你洋商不着急吗？你总不能让香蕉烂掉吧？
在很多情况下，洋人只好乖乖补交
“仓位转让费”。
这“权”哪，不一定非得当官才有权，就像小区保安、洋行经理、仓库老板，这些人都会抓住机遇、“创造权力”、借以搞钱。
只要它是个“权力”，它就值钱。
你比如说抗战时期吧，这军火库保管员，也是一个“油水差事”。《李宗仁回忆录》里面，记录了一件往事：
李宗仁从蒋介石那里拿到了“条子”、于是派人带上条子、到军火库去领军火。可是，人家保管员不给，凭啥不给呢？他说啊，你将条子搁下来，前面那人还没领完，你得明天来。或者说：这某某型号的弹药，今天早上刚好发完了，你明天再来。
李宗仁后来找“在行”的人一问，才知道：人家仓库员才不管你抗日不抗日，总之，你不给红包，你就别想从我这儿拿到东西。不错，你是有委员长的批条，可是，我没说不给啊，我说现在没货啊，让你明天来，不行吗？
所谓“县官不如现管”哪，你不讨好我仓库员，委员长的批条也只是废纸一张。
好不容易打败了日本鬼子，这下好了，这鬼子是我砧板上的肉，你得讨好我了，否则，我弄你个“狱中病死”、再找个医生开个证明，谁知道呢？
战后接收人员李汉中，在《广州受降接收与肃奸纪实》一文中忆述：抗战胜利后的广州，投降的日本兵非常听话，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这样，哪怕是国军的下等兵，都有权虐待你日本鬼子。
这下，有许多日本兵为了得到国军的优待，而给国军人员送礼啊、行贿啊，有不少国军接收人员，因此发了大笔的横财。
我有了生杀大权了，能不卖钱么？一切权力都能卖钱。
抗战胜利那会儿，国军的兵，那可牛了，不可一世，接收了敌占区，你们这些人，他妈的都是亡国奴，幸亏是我解放了你，我能不享受优待吗？
《文史资料选编》第43辑，记录了以下的事情：
1948下半年某日，国军某部到北平“吉祥戏院”看戏，其中一个国军宪兵钻到后台，专门对女演员下手，动手动脚，乱摸乱抓，大闹天宫。女孩子们敢怒不敢言。
戏院的管事郭福堂，为了保护女演员，挺身而出，却被那位国军宪兵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那年头，国军伤兵在街上横冲直撞，吃饭不给钱，还振振有词地说：“老子我打日本，抗战八年，捡了一条命，你敢找我要钱？！”
这不是笔者捏造的，而是《文史资料选编》第43辑里面、历史见证人写下来的往事。
打完小日本了，该享福了，那些年，美国好莱坞大片涌进中国市场。当年的国民政府呀，有一个叫 “电影戏曲审查委员会”的所谓 “有关部门”，干啥的哪？审查美国大片的。不但要审查，而且还要删减
。
这权力就来了。你这片子，能不能过？如果能过，要不要删减？如果要删减，删减多少？这些，都是我说了算。
这就是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钱。
于是啊，这批审查员要求美国片商必须组织“试映”。所谓“试映”啊，就是
“免费看电影”。审查员将自己所认识的、有一点点交情的党、政、军、警、宪、特等官场朋友都喊过来，免费看“试映”。
不但如此，在影片正式公映之前，你美国片商还必须给我赠送“戏票”、并且必须为我的亲戚、朋友、狐朋狗党们预留前排的上等座位。
这还不算，你还要给我送礼、请吃。
这资料是哪来的呢？出自于《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里面有一篇叫《美国影片商控制广州市场史实》的历史小文，文章的原意是“攻击美帝”，不料无意中记录了国民政府“电影戏曲审查委员会”小官吏以权谋私的花边角料。
现在啊，据说那什么《八项规定》，将咱公务员的“油水”都给刮得一干二净，我想，接下来的事情，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大量公务员将辞职下海。不信？走着瞧。
不能换钱，要那权力干什么？你以为我真要“为人民服务”啊？你别傻了，你。
冯学荣
2014年3月13日星期四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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