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荣《总要有点儿甜头》
人性这东西呀，是很丑陋的，咱就说这探亲访友吧，手上总得要捎带个礼物，至少得要点水果啊啥的。如果没有呢，送客之后，主人关起门，往往会这样评价客人：“这家伙，不会做人”。
在古代呢，中华周边的藩属国，每年来进贡，也得要带个礼物啊、贡品啊啥的，否则，两手空空，你都不好意思来我大中华。
太远的，咱就不说了，就说说那赖昌星吧，这哥们，每认识一个官场的新朋友，啥都别说，“啪”的一沓钞票，就砸到你的跟前，多的二三十万、少则十万八万。啥都还没帮你呢，这钱就来了。赖昌星就是这样交朋友的。你说，这人的朋友，能少么？
人都是贪婪的。历史要往前发展，总得有那么点利益驱动。革命也好，卖国也罢，总之，无利不起早，总要有那么点甜头，否则咱历史的车轮哪，它就动不了。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里面，记录了庚子年之前，天津的基督教会吸引信徒的手法：
他说啊，当年为了吸引中国人信教，教会常常要煮上大锅大锅的稀饭，摆到教堂的前面，发放给逃荒来津的饥民。这种粥哇，当年被当地人称为 “毛子粥”。
神父们发粥的场景，那是相当滑稽的，他们往往一边施粥，一边向饥民推销基督教：“怎么样?
信主吧!
入会吧!入会我再赏你五块钱!”
又有粥喝，又有钱领，这基督教，还是吸引了大批的“善男信女”。
当然，这传教，也得要看对象，有些人吃了认，可是也有人吃了抹嘴不认的。老红军涂国林在《狱中记实》里面，记录了他蹲国民党监狱的一起往事：
1929年。上海漕河泾监狱。涂国林被关押在此。当时的国民党监狱里，每个月都会有寺庙的和尚、基督教的传教士，来给犯人们施舍一些食物、并顺便宣传一下教义、以期发展一些潜在的信徒。
每次这些宗教人士到来，狱卒都会高喊：“谁信教？！过来领菜！”
于是，犯人们这会儿齐喊：“我信佛！我信基督！我啥都信
！”
于是，传教人士开始分发食物。分完之后，有的犯人刚刚咽下食道呢，立马就翻脸，并开口骂人：“我操你妈！老子才不信你！”
传教人士要遇到这号流氓，也无可奈何，只好叹息而退。
那么，流氓最好的归宿是什么呢？在近代中国，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当兵。
当兵，是当年流氓最好的归宿。当年的清军，许多就是收编的土匪，例如什么陆荣廷啊、张作霖啊、董福祥啊……嘿，简直是数不清。
所以，旧式军队的军纪差。徐永昌在《求己斋回忆录》里，记录了他所目睹的 1912年2月29日
北京兵变一幕，内容如下：
“……..我当时在通州当兵，北京的变兵，抢了老百姓许多钱财，我的战友于是去抢变兵的钱财，实在抢不到变兵的时候，不甘心空手而归、索性抢劫城外的居民家，一时间，军风堕落，战友们见面就互相打听：今天收成如何？有的战友抢到钱、分些给长官，所以长官也睁只眼、闭只眼……..”
徐永昌的文字，记录了旧式军队以下的丑恶现象：
1、当兵的有枪在手，抢劫老百姓，可以发财。
2、为了争夺赃物，兵与兵之间，有时也互相抢劫。
3、兵抢到了、和长官分享。长官以这种方式“入伙”。
这就是旧中国军队的生态。所以旧式军队有“兵匪一家”的说法。
你又要我卖命、又没有甜头。又要马好，又要马不吃草。那怎么行呢？
总要有点儿甜头。否则啊，谁都叫不动，啥都干不了。
你就说这“剪辫子”的事情吧。清廷虽然是倒台了，可是那辫子呀，可是自己从小就留起来的，虽然说它是“奴隶”的象征，可是真要剪掉，心里还真有点不太愿意。
那么，当年的部队，怎样动员士兵剪辫子呢？有两种办法：1、不剪就罚。2、给点甜头。或者双管齐下、恩威并施。
其中，冯玉祥的部队，就采取了以下的办法：“剪辫子，赏银一块钱”。
冯玉祥在《我的生活》里，是这样忆述此事的：
“……新兵们还都留着辫子，成营后不久，袁世凯下令剪辫子。我召集士兵，作了一番宣传，说明了辫子的来由，又把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的历史讲给他们听。但是，他们在剪辫子的时候，仍然有的情不自禁地啼哭，有的连饭都吃不下去，有的表面上苦笑，但肚子里却在流泪。剪辫子时，一排一排拍照留念，并每人发一块钱赏银，剪掉的辫子，有的郑重地包好、寄回家珍藏，有的哭了三四天不止，总是觉得不习惯……”
不习惯归不习惯，好歹也有那么一块钱“甜头”。可不要小看这一块钱，这点儿甜头，对军心的稳定，可有用了。
你要让人干他不愿意干的事儿，总要给那么点儿甜头才行。
张国焘所著《我的回忆》记录了这么一个现象：
蒋介石在1927年4月“反共清党”之后，上海租界巡捕房的警察们，开始四处搜捕共产党员。中共的情报人员顾顺章，凭着自己在青帮里发展的关系网，经常能够在逮捕行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前，就获得警察的提前“通报”，然后，顾顺章会给予警察一些酬劳。
这下一来，你猜发生什么了？久而久之，巡捕房的警察们，就将
“抓共产党”
这个事儿，当作了本部门的“生财之道”。抓了放，放了又抓。财源滚滚，不亦乐乎。
这上海租界的警察，显然是尝到了甜头、甚至将它发展成一块“业务”了。
在当年，搞革命又何尝不是如此？没有甜头可尝，谁愿意跟你去拼命？
工农革命老同志黄雍，在《1927年我在海丰组织暴动的经过》一文里，写下了这样的一份回忆：
“…….在攻打（广东）陆丰大安之前，我们曾经鼓励大家伙：打进大安之后，每个人都能发一些钱，但是，打进大安后，什么也没有得到，很多赤卫队员遂要求回家去，很快，我们查封了镇里的一家当铺，没收了许多金银，每个参加打大安的赤卫队员，都发了两个大洋。这样一来，他们就都不愿意回去了……..”
看到了吧？我提着脑袋儿，跟你打土豪，打完之后，没有甜头，谁还干呢？
无独有偶。《杨成武回忆录》也记载了这样一件往事：
在长征途中。红军打进了贵州茅台镇，战士们发现：当地许多地主、土豪家里，堆满了一罐一罐的茅台酒。
战士们没收了地主、土豪家里的这些茅台酒。喜欢喝酒的红军将士，当场喝了个痛快。有的酒，也分给了当地的穷苦老百姓。
实在喝不完、也分不完的，则将茅台酒倒出来、用来泡脚、洗脚，据说，这样可以
“舒筋活络”。
茅台酒泡脚。这样的生活水平，谁能跟咱比？
干革命，总得图个啥吧？不能啥都不图吧？
这打江山哪，要凭个“民心”，可是这“民心”该如何获得呢？其实窍门还是这两个字：“甜头”。
《汪东兴日记》1947年6月30日，记录了这样一件往事：
陕西某农村。八路军组织当地的人民群众“抢收”地主家的麦子。“抢收”完麦子之后，八路军将麦子分给老百姓。
人民群众得到这笔意外之财，很高兴，大声高唱 “军民鱼水”。
很快，当地的地主武装组织了“还乡团”，携带枪支，匆忙赶来，试图抢回自己的麦子。
八路军是正规军，立即开展反击，当然不费吹灰之力，打跑了这些地主杂牌武装。
“民心”是咋来的？就是这么来的。没有甜头，哪来的民心？
不但民心，有时候连那
“统战工作”，也需要给点甜头。润滑润滑。
江山变色之后，行将就木的李宗仁考虑“落叶归根”。
在他下决心之前，李宗仁派了秘书程思远先回到北京，将李宗仁收藏的一些书画，也带了回来。
北京显然 “很会做人”、果断拿出了十一万美元，将李宗仁的这批字画，通通都给买了下来。
李宗仁收到了花绿绿的美钞之后，十分高兴，连连称赞说：“北京真识货！北京真识货！”
当年负责这项工作的“统战部” 工作人员宋堃，将这件不起眼的往事，写进了回忆文章《追忆李宗仁归来》当中。
尝到甜头之后，李宗仁义无反顾地回归大陆，“落叶归根”
了。
这就是：历史。
冯学荣
2014年3月12日星期三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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